如果不是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東北某高校文學系教師張路現在應該正在課堂上，為學生們介紹本學期的學習重點。但如今，他卻只能對著電腦，看著屏幕上學生們的一條條留言以及直播系統彈出的一條條提示發呆。
“這絕對是我從教多年來最特別的一段經歷。”張路說。
這樣的感覺絕不是張路一個人所獨有的。隨著新學期在疫情期間拉開序幕，一場國內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線教學”運動，在每位教師的手機、電腦上展開。少數教師如魚得水，多數教師疲于應付。但相信無論是誰，都會觸發一些對于教學模式的思考。
正如張路所說，“誰能想到，僅僅是沒有看到學生，我就會表現得像一個新教師一樣手足無措。”
被浪費的“機會”
在此前的從教經歷中，張路從來沒有接觸過在線教學。初次面對“新生事物”，他多少感覺有些慌亂甚至沮喪。但對于已經關注在線教學尤其是慕課多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郭英劍來說，當疫情來襲、各高校被迫將教學轉移到網絡時，他內心深處更多的是希望。
“在線教學與線下教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前者受教學形式的影響，一定會淡化‘教’而突出‘學’。換句話說，在線教學更需要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和參與性，在教學關系中，學生也趨近于占據主導地位。”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郭英劍直言，他希望這次迫于疫情而開展的大規模在線教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轉此前傳統課堂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借助網絡展現出在教學關系中的主體地位。
在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員、教學促進與教師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龐海芍看來，此次大規模的在線教學對于原有教學模式的最大推動力，在于擴展了教師的視野。
“比如，很多此前沒有接觸慕課的教師，通過這次網上教學，可以發現還有如此多、如此好的慕課課程資源，有利于今后他們將這些資源引入正常的教學活動中，從而達到改善教學模式的目的。”她說。
“此前，我們一直在倡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改革，倡導‘翻轉課堂’，這次疫情應該是個機會。”郭英劍說。
然而，多日的觀察下來，他卻越發覺得，這次寶貴的機會很可能會被浪費掉。
“至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多數教師雖然在形式上不得不采用在線教學，但內心對這種方式是排斥和拒絕的。”郭英劍說，由于此次疫情太過突然，高校明顯沒有準備好該如何應對，教師匆忙“觸網”，對于在線教學完全是“懵懂”的，所以這種“排斥”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如果教師從一開始就不能接受新的教學模式，又如何能借此反思此前自己的教學？這是郭英劍最為擔心的一點。
2月12日，針對各高校普遍要求教師制作直播課的現狀，教育部特別強調，不提倡、不鼓勵、不希望、不建議高校要求每位教師都制作直播課。此聲音一出，直接引發了眾多教師“吐槽”——我們不想當“網紅”，更不想當“主播”……
“這根本就不是同一個概念。”雖然對于在線教學的了解不多，但張路還是能分清“網紅”與“通過網絡授課”之間的區別。然而，他也表示，至少在他的朋友圈中，排斥在線教學的聲音并不在少數。
此時，一些學校的做法也令在線教學的“含金量”再打折扣。
“在未來教學計劃的安排上，很多高校都規定了正式開學后，還會對此前在線教學的內容進行二次學習或者補習，這相當于將‘在線教學’變性為‘在線預習’，使得教師們更加缺乏熱情，最終讓在線教學成為‘雞肋’。”郭英劍說。
張路所在的高校便是這樣規定的。
“一些課程的確無法完全依靠網絡進行教學，適當的線下補課是必須的，但所有的課程都需要‘從頭再來’，那現在的工作又有什么意義？”張路說。
被耽擱的進程
據西安文理學院特聘教授趙碩介紹，對于教育技術變革與教學模式改革之間的關系，西方教育界有所謂“馬拉車”還是“車拉馬”的爭論，即究竟是技術變革導致教學模式的改變，還是教學模式變化引發技術變革。但在趙碩看來，這種爭論并沒有什么意義，因為“這兩者本來就是相伴相隨的”。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從其產生至今的發展歷程來看，恰恰印證了這一點。
據介紹，“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脫胎于20世紀初，美國著名教育學者杜威提出“以兒童為中心”的理論。1952年，在新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由美國心理學家卡爾·羅杰斯正式提出并將其應用于本科教育層面。
但是，基于當時的冷戰格局，美國政府更強調基礎學科的重要性，重視提高學生學業成績和學校教育標準，這導致該實踐很快陷入低谷，“以教師為中心”的理念逐漸回歸中心地位。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學生消費者至上”的觀念在美國又引發了第二輪“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改革，但很快又被指責為教育上的“平庸主義”，此次改革再次遭受冷落。
20世紀末，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導致了經濟全球化和教育國際化，歐美各國又開始將視角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會發表宣言指出：“在當今日新月異的世界，高等教育顯然需要‘以學生為中心’的新視角和新模式。”從此，“以學生為中心”成為全世界越來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識。
與此同時，這一理念開始傳入國內，并影響中國的高等教育，而在線教學也幾乎同時在國內高校萌芽。
2001年，剛剛在美國博士后出站的郭英劍回國任教，第一次嘗試進行在線教學，并在兩年后將其打造成校級精品課程。與此同時，教育部于2002年批復68所高校為現代遠程教育首批試點高校，我國的在線教育正式拉開帷幕。
回顧我國網絡化教學的歷程，趙碩表示，我們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基于教學實際的，尤其是慕課傳入國內后，國內的平臺建設及課程發展速度甚至超過歐美國家。國家開始推行精品課程建設后，相當一部分的課程基于在線教學。
“以慕課為例，歐洲大學的慕課只是階段性的，很少和學生的整體教學過程相融合。只有中國高校將其和基礎型教學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一個以學生為中心，或者向交際型課堂發展的重要階段。”趙碩說。
然而，對于這段歷史，并不是所有人都如趙碩一樣樂觀，比如受訪時，郭英劍便直言“很不樂觀”。
“不可否認，20年來，中國高校的相關網絡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如果回到實際教學層面就會發現，能夠真正將在線教育與實體課堂相融合的教師少之又少。”他說，大部分教師對于“在線教學”的嘗試，僅限于“在一個有電腦的教室里面放放PPT”，這與基于在線教育的翻轉課堂相去甚遠。
在線教育在我國高校開展的程度不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教師雖然在觀念上廣泛接受了“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但在實際行動中卻依然固守原有的教學模式。
在龐海芍看來，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技術因素外，還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原因，那就是我國龐大的高校學生基數。
據教育部公布，截至2018年，全國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833萬人
“自上世紀末開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導致在校生數量激增，這也使得高校教師的教學成本與教育效果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龐海芍說，畢竟對于教師而言，在需要關注每位學生個性差異的前提下，教30個學生和100個學生，其投入的精力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難題——高等教育普及化已是大勢所趨，教育規模注定不能縮小。因此，我們還需要一些‘非技術性’因素。”
這些因素又是什么？
被忽視的需求
這段時間，龐海芍如同很多教師一樣，整天“糾纏”在各種網絡直播與網絡課程中，“比正常上班還要累”。但相比很多人，她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去年她剛剛錄制完一門慕課課程，這就使得她可以在混合式教學上進行一些嘗試。
然而，為了錄制這些課程，龐海芍花費了大半年的時間。其間，她幾乎無暇再去發表論文和申請課題。
“這是目前高校教師普遍面臨的一個窘境。”龐海芍說，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評價依然以科研為主導。對于大學教師而言，沒有科研支撐的教學，很難有所突破。但是，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探索，必然會牽扯教師大量的精力，這就會加劇教師教學與科研之間的沖突。“這也是目前高校教師難以真正改變教學模式的深層次原因。”
至于解決方式，龐海芍建議在加強在線教育的同時，參考國外高校做法，為高校教師配備大量助教。
在正式成為教師前，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終身教授楊英銳曾在紐約大學做過5年的課程助教。他表示，美國高校不設專職的助教職位，而是要求研究生利用部分時間參加系里的教學活動或實驗室工作。通常是幫助教師批改作業、組織學生討論，以及在實驗室做準備工作并輔導學生實驗，甚至承擔部分課程的教學等。
“這是一筆很簡單的賬。”龐海芍說，以考試方式為例，按照傳統的考試模式，教師一年只需要組織期中、期末兩次考試，并形成統一的試卷。然而，如果從加強學生的個性化教學和輔導的角度出發，就需要加強課程活動以及相關的課下活動。
“如此，一次統一考試的成績，便可能被分解為10次活動成績，如果按100個學生計算，就要登錄1000次成績，教師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她說，如果教師的精力被大量分散到事務性工作中，便是對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龐海芍曾旁聽過該校一些通識核心課程，主要是進行經典閱讀，每個教學班只有23名學生。即便如此，每個班依然給教師配備了研究生助教。“由于需要閱讀經典，助教就要在前期給學生做分工，課上組織學生討論，并處理學生提交的作業。”這樣，教師便可以將精力用于更深入的教學內容和教學設計。
需要指出的是，助教制度在我國其實是一個實行多年的制度。早在1988年，當時的國家教委就制定了《高等學校聘用研究生擔任助教工作的試用辦法》。目前，該制度在國內高校也并不罕見，只不過對比國外同類制度，依然不夠完善。
針對目前國內助教制度的問題，西北工業大學副教授宋偉杰曾在一篇論文中進行過分析。他表示，當前，不管是校方還是助教本人，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研究生助教在教學上的重要性，而是更重視研究生助教的科研能力。這就使得人們很容易忽略對其教學能力的培養，并使他們失去了參與教師教學活動的機會，分配給他們的任務也多傾向于簡單、重復的工作。
“同時，由于沒有了輔助主講教師授課的工作內容，也就缺乏建立相應培訓制度的必要性。”宋偉杰表示，有些高校甚至將助教制度僅僅看作類似于勤工助學的資助方式，或是將其定位在廉價勞動力的層面上，這就使助教制度本身的教育功能大打折扣。
對此，龐海芍表示，當前高校的人事制度也阻礙了助教制度在國內的發展。“大家依然在強調編制。很多大學希望在編教師在教職工總數中的比例越大越好，并不希望增加太多行政和輔助人員，導致教師的正常教學需求被忽略，在教學活動中得不到足夠的幫助。”
被渴求的贊美
受訪時，張路說等疫情結束后，他會好好地思考一下，如何將現有的慕課資源應用到自己的課程教學中，而這正是郭英劍特別希望看到的。
“這次疫情之后，相信大家一定會對疫情期間的教學模式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會貫穿從管理者到普通教師的各層次。對于未來的課堂教學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他更希望，管理者能夠抓住這個機會，將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落實到日常的教學實際中。
對此，趙碩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在當前這一特殊時期，在線教學被擺在了一個很高的位置，但這種狀態并不可持續。疫情結束后，在線教學依然要回歸為教學輔助手段，我們還是要將注意力放到真正的課堂教學中去。”
趙碩表示，在歐洲，高校的網絡教學平臺十分豐富，但還是以課堂面對面教學為主，在線教學所占比重有限。“這次疫情會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在線教學改革，使課程銜接更加便利，從而對教師的課堂教學變革產生推動力。當然，這也對學生的人文素養提出了更高要求。”楊英銳坦言，他更希望此次疫情能夠促使高校領導者在如何對待教師的問題上進行深入反思。
“我并不是很贊同‘以學生為中心’這種說法。在我看來，目前高校的教學關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依然是教師的授課能力，這就意味著教學的中心依然是教師。”楊英銳說，所謂的“以學生為中心”，其實也是指教師如何通過各種手段，激發學生的自學能力和思辨能力。這一點在此次疫情中的在線教學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畢竟在目前國內學生自學能力普遍較低的現狀下，如何調動學生是教師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
“在國內，最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教師的問題——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力不夠。”楊英銳說，他時常看到國內教師整堂課都坐在電腦前念PPT，這在美國高校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這種課程縱使運用了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也不會有絲毫的吸引力。”
由此，高校該怎樣激發教師的教學熱情，使他們能自覺自愿地努力改進教學技巧，提升課堂影響力，就成為決定教學質量的關鍵。
幾年前，針對學校的管理問題，楊英銳所在的倫斯勒理工學院多位教師向校長提出了一些意見。對此，校長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回應：“我從來沒有到你們的教室去過，也從來沒有告訴過你們該怎樣去教書。”
“在國內高校，一位管理者沒有到教室去聽課，這甚至會是一個‘失職’的表現，但在美國，這說明管理者對教師教學活動給予了充分的尊重與信任。”楊英銳表示，對于高校而言，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并不是如何監督教師的教學過程，而是如何讓教師們感受到這種信任與尊重。
楊英銳表示，對于絕大多數老師而言，內心都有一份作為教師的“表現欲”。他希望學生喜歡自己的課程，更希望獲得別人的承認與贊美，為此，他會主動改進教學技巧，提升教學水平。問題是，教育管理者能否通過某種形式，滿足教師的這種需求。“這看似微不足道，其實非常重要，而且國內高校對此普遍忽略。”
“出于對教師最本質的尊敬，對教師的教學行為、教學藝術和教學激情，你要有贊美、有敬佩、有尊重，而且要在校園中形成一種文化。對于教師而言，這比某些物質獎勵更能激發其教學積極性，但如何做到，卻需要高校從一點一滴處認真思考。”楊英銳說。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