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時代呼喚強大的思想力量，走向復興的中國需要豐碩的理論創造。哲學社會科學作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發表五周年之際，本版特刊發綜述文章，系統梳理五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的基本情況，深入了解五年來哲學社會科學戰線取得的重要成就，并約請參加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部分專家、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知名學者撰文，共同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精神，堅持正確方向，樹立責任擔當，積極回應時代要求和人民期待，不斷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新業績，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提供堅實學理支撐。
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工作。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明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地位作用，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戰略任務，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就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國社科界深受鼓舞、倍感振奮。
五年來，哲學社會科學戰線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落實黨中央關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取得全方位進展，呈現積極健康、繁榮發展的良好局面，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大幅提高，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全面了解五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的基本情況，同時為編制《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提供支撐，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近期組織各省區市社科工作辦（規劃辦）及在京委托管理機構，重點就全國社科研究隊伍、研究機構、研究項目、科研成果等四個方面進行了調研。相關情況如下：
社科研究隊伍情況。全國中級職稱以上社科研究人員超過51.3萬人。具有正高級職稱的8.8萬人，副高級職稱18萬人，中級職稱24.5萬人；人文學科20.9萬人，社會科學30.4萬人，馬列·科社、應用經濟、法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教育學、藝術學、體育學、管理學等10個學科研究人員均超過2萬人；在職人員43.3萬人，退休人員2.2萬人，民辦機構5.8萬人；博士生導師2.8萬人，碩士生導師11.4萬人，具有博士學位的15.6萬人。
較2016年，研究人員數量增長了14%。民辦社科研究機構發展較快，人數從0.5萬增至5.8萬。
重點研究機構情況。全國各級各類重點研究機構數量達3640個。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機構510個，其他部委重點研究機構454個，省級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1357個，其他省級重點研究機構1319個。重點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有14萬人。
較2016年，全國各級各類重點研究機構和人員均呈增長態勢，研究機構總量增長81%，研究人員增長180%。
各級各類項目情況。五年來，全國各級各類項目總量累計超過70萬項。其中，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相關部委、省（區、市）社會科學基金等資助的縱向項目達50萬項；企事業單位委托、自籌經費、港澳臺地區合作等橫向項目超過20萬項。總體來看，全國各級各類項目總量呈逐年遞增趨勢，年均增長率約為10%。
研究成果產出情況。五年來，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聚焦新時代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聚焦學科學術發展重大基礎性前沿性問題，立時代潮頭、發思想先聲，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和戰略需求建言獻策，推出了一大批有思想含量、學術分量、對策質量的研究成果。
全國社科研究單位高質量研究成果累計超過100萬項，包括學術專著10.4萬部，核心期刊論文63萬篇，研究報告18.9萬篇，專利5.3萬項，軟件著作權2萬項，建成數據庫接近1萬個。高校系統高質量研究成果數量達82.2萬項，社科院系統7.2萬項，黨校（行政學院）系統3.5萬項，黨政部門所屬研究機構3.9萬項，軍隊系統1.9萬項。
五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不斷壯大、素質不斷提升、結構不斷優化，重點研究機構不斷擴大，科研成果數量和質量穩步提升，夯實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的基礎。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啟之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應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堅持“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守正創新，奮發有為，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更加堅實的思想和智力支持。
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汝信
2016年5月17日，我有幸親臨現場參加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認真聽取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和建議后，發表了長篇重要講話，使全體與會者受到一次極其生動和深刻的教育。對我個人來說，聆聽講話確有醍醐灌頂、豁然開朗之感。現在，重溫這一重要講話，更加認識到其深遠意義。堅決貫徹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需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講話明確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增強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特殊的使命。中外歷史的實例說明，人類社會的重大變革和文明的發展都離不開思想的先導，也往往是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的時期。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就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和繁榮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因此，當今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理論創新、也是一定能產生理論創新的時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勇于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國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應有貢獻。講話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精辟闡明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所處的形勢和任務，使我們深受教益，明確了自己的職責，激發了科研熱情，決心為努力完成這一歷史使命而不懈奮斗。
第二，講話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世界其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在研究工作中認真貫徹落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內的問題。這也是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關鍵所在。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貢獻自己的力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結合新的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創造性探索，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創造新理論，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前進的正確方向和走向繁榮發展的康莊大道。
第三，講話不僅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而且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大任務。我國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哲學社會科學必須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當然，這是一個重大系統工程，是一項極其繁重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講話深刻闡明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路和重要原則，就是要“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融通中華和世界一切優秀文化資源，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這些年來，我們也正是這樣做的，進行了許多探索，取得了很大成績。
第四，講話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廣大知識分子的關心、愛護和支持，同時也對大家提出了期望和鼓勵。他希望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廣大專家學者大力弘揚優良學風，樹立良好學術道德，嚴謹治學，立志做大學問、真學問，自覺遵守學術規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深厚的學識修養贏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領風氣，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
作為一名長期在哲學社會科學戰線工作的老兵，回憶和重溫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講話，進一步感受到其宏偉的震撼力和現實意義。我堅信，我國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將以講話精神為指導，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開創更加繁榮發展的新局面，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聆聽時代聲音 回應時代呼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
2016年5月17日，我作為經濟學界的代表參加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的偉大號召后，更覺責任重大，要抓住時代機遇，推動能夠幫助我國乃至其他發展中國家認識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經濟學理論創新，實現“知成一體”的目標，不辜負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期望。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以天下為己任。1840年鴉片戰爭敗于英國以后，如何推動民族復興是中國知識分子鍥而不舍的追求，“西天取經”一時成為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普遍心態。經濟是基礎，從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國富論》以后，經濟學在中國是社會科學中的顯學，尤其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量地引進西方經濟學理論。
我國的改革開放，并沒有按照西方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一次性消除計劃經濟中政府對經濟的各種干預，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所主張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認為這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是中國卻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的發展奇跡，其他遵循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轉型的國家，則遭遇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為何根據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制定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基本都失敗，而中國沒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論制定政策卻實現了民富國強與西方發達國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
西方的主流理論來源有二：一是對過去成功經驗的總結，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所主張的自由市場主義；二是解決西方某個時代的問題，如20世紀30年代西方遭遇經濟大蕭條后出現的凱恩斯主義。理論提出者從理論所產生的社會發展階段、產業、社會、政治、文化、價值理念等被馬克思稱為“結構”的變量中，“抽象”出理論中的決定因素，來解釋觀察到的現象或解決出現的問題，其他結構變量則被“舍象”而成為理論的暗含前提，被“舍象”的變量若發生關鍵性變化，原來的理論就不再適用，而會被新出現的理論所取代。發展中國家許多結構因素和發達國家有關鍵性差異，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在發展中國家自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若要實現認識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知成一體”目標，必須來自發展中國家總結自己經驗或解決自己問題的理論創新。
從18世紀的亞當·斯密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知名學者多集中在英國；從二戰以后到現在，世界上的經濟學知名學者多集中在美國。引領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知名學者之所以會在時空上集中出現于一個國家，是因為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取決于所解釋的現象或所解決的問題的重要性。從工業革命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發生在英國的經濟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一戰后美國崛起，到了二戰后，美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將近一半，發生在美國的經濟現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經濟現象。從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變量中抽象出關鍵變量來構建理論以解釋經濟現象或解決經濟問題時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便。因此，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和知名學者集中之地就先后出現在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英國和美國。中國已經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這為我國經濟學界提供了重要發展機遇。
然而，要抓住這個時代機遇，必須改變我國經濟學界過去流行的以西方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或以中國數據來檢驗西方現有的主流理論的做法，而要直面中國的現象或問題來進行理論創新。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當前，世界經濟中心正向中國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必然轉移到中國，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級經濟學家也將在中國出現。我國的經濟學理論創新不僅能夠為認識世界、改造好世界和實現“知成一體”的目標作出貢獻，也能夠更好地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抓住各自的工業化現代化機遇，從而實現共享繁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兼《文史哲》雜志主編 王學典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吹響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在新時代再出發的號角。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有繼承性和民族性的特點，這一論斷明確了傳統文化在中國話語體系中的責任和角色。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時強調：“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回答好這一重大課題，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當前，文化軟實力已成為大國爭雄、角力的焦點，必須將優秀傳統文化當成重要的國家資源來對待。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所面臨的重大課題。這一課題的挑戰性在于：傳統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張、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應用于現代國家的治理？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這句話給我們以極大啟發：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必須對其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和冶煉。以儒學為例，儒家學說中所蘊藏的豐富的社會發展理論，經過社會科學化的升華和處理，使其精華進入現代知識體系和現代思想體系中，能夠為治國理政提供更多借鑒與參考。
今天，“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時代早已過去，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體措施，必須依賴現代社會科學，而不是簡單地依賴傳統人文理念。必須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的樣態，將傳統文化重新理論化、重新概念化、重新體系化，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我們依托現代社會科學的實證手段和分析技術，賦予它們全新的現代學術品格。如此，則可實現一箭三雕：既能讓傳統文化煥發出勃勃生機，又有利于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更能為與世界學術界的交流提供便利。一些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出很有意義的探索，如有學者采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實驗結果，論證了孟子“性善說”的有效性；有學者以政治學為工具，將中國古代的“選賢任能”凝練成“賢能政治”這樣一個現代社會科學的概念，這些嘗試都為儒學的社會科學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
當然，這些工作還遠遠不夠，不能滿足建立中國話語體系的需要，還需要對更多的傳統文化要義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比如，儒家的“禮”，能否經過現代政治學的審視并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對今天的法學能提供什么樣的參考？儒家的“義”與“利”，對今天的經濟學是否仍然具有啟示？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課題。
眾所周知，歐洲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曾一再返回它的古希臘源頭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紀的所謂文藝復興，更是為歐洲帶來了科學與藝術，結束了歐洲的中古時期，但返回古希臘的文明源頭，并非將古希臘文明原樣復活，而是返回源頭汲取活力，進行創造性轉化，這就是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創立之路。今天的西方，沒有人會繼續抱著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去治國。我們今天同樣可以在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的過程中，返回源頭，汲取傳統文化的生命活力，以促進中國文化在更高階段上的發展。
只有對傳統文化進行社會科學的冶煉，才能更好地在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實現文明互鑒的目標。這是因為，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現代知識形態，是當今世界通用的“學術語言”，作為近代才發展起來的科學性的理論工具，社會科學鑄塑了為知識共同體普遍接受的認知模式和思想方法。通過社會科學化的轉化，使“地方性知識”轉化為世界性的文化符號，才能夠為多元文化的溝通搭建橋梁。
對傳統文化進行社會科學冶煉絕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轉換，這一過程內含著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再挖掘、再創造、再凝練、再詮釋，它既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辨析和萃取傳統文化中符合人類共同價值、共同愿景的積極因素，也能幫助我們更加審慎地檢視傳統文化中難免存在的一些不適應當代人類發展共同準則的東西。“雙創”當中包含著“揚棄”，我們有這份自信。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 沈壯海
五年前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我非常榮幸參加了這次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會，并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代表在會上發言，向總書記匯報關于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點滴思考。現場聆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我與在場的百余位代表一樣，心潮澎湃，感覺到一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肩頭的責任，更有一種時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緊迫感。
必須旗幟鮮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貫穿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座談會上講話全篇的靈魂。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從理論、歷史、現實多個維度，精辟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性和時代意義，深刻揭示了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之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意義，系統闡述了在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中如何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問題。其中的重要論斷包括：一是“發展起點”論，強調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近代以來我國發展歷程賦予的規定性和必然性。二是“根本標志”論，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三是“指導思想”論，強調在我國，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最終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四是“主體內容”“最大增量”論，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態，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內容，也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增量。五是“重要任務”論，強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六是“理論創新”論，強調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七是“科學態度”論，強調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新形勢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八是“實踐要求”論，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首先要解決真懂真信的問題，核心要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最終要落實到怎么用上來，落到研究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來，落到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上來。這些重要論述有機一體，透徹闡明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為什么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問題，展現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本質特征與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展現了當今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高度的理論自覺與理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更加鮮明地立起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思想之幟，有力引領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實踐進程。這些年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扎實推進，一批批標志性成果接連推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并將之轉化為清醒理論自覺、堅定政治信念、科學思維方法的自覺性不斷增進；馬克思主義在有的領域中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的現象正一步步有力扭轉；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受到廣泛關注，支持舉措越來越多，規模日益壯大，內涵建設日益深化，迎來了學科建設的“春天”。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旗幟鮮明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徹底改變“在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等狀況，還需要我們持續努力。
在新的發展進程中，我們應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論述為指導，在以下幾方面更扎實地推進建設。一是要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進一步充實學科力量、凝聚學科方向、優化學科布局，進一步豐富學科發展資源、匯聚學科創新要素、營造優秀學術文化生態，推動學科的內涵發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提升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學術創新活力、學科輻射影響力、理論社會引領力。二是要持續有力地推進實施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整體發展戰略，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人才培養中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的教育，推進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在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教學和研究中的融入貫穿，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高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養成科學思維習慣，同時推進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普遍性提升。三是要有力弘揚優良學風。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推進學風建設，最根本的一項要求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有了在這一問題上的堅定，我們每一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便能夠自覺地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崇尚“士以弘道”的價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努力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研究成果，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有所貢獻。
當代學人的歷史使命-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瞿林東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發表已經五周年了。五年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以此為指針，展開熱烈深入的探討，就如何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發表了許多有啟發性的見解和可供參考的設想，形勢令人鼓舞。這里，我想就自己的學習和思考，講幾點認識，和同行們討論。
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講到“學習”問題時，提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要求。其后，他在《反對黨八股》這篇文章中，再次強調了這一要求。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針對當時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理解和運用，以及黨的干部工作作風和學風文風而提出的要求，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自信和中國文化的自信。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邁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從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使命任務和發展前景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一重要論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對中國文化在當今世界文化中的價值和歷史地位的自信，是對毛澤東同志所強調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繼承和發展。
從歷史學領域來看，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艱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道路，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當今的史學工作者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時代和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時期，如何實現“三大體系”建設的目標，是一個莊嚴而光榮的歷史使命。這個目標應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相一致，與中國國際地位、國際影響相一致，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相一致。生活在當代的中國學人，應自覺對這一歷史使命的價值和意義形成共識，不斷推進“三大體系”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幾十年來，我從事中國史學的研究，為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而感嘆、自豪，對于彰顯繼承性、民族性的特點，自然多一些思考。究其原因，一是中國史學具有連續性發展的特點，可讓今人作貫通的考察，進而揭示它的發展規律，而這種對規律的認識更能啟發今人的思考。二是中國史學具有多種社會表現形式，加之官修史書和私人著史相結合，歷史撰述的內容和類型豐富而多樣，這是展現中國史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基礎。在此基礎上，逐步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古代史學能與現代史學貫穿起來，現代史學得到古代史學優秀遺產的滋養，古代史學從現代史學中獲得新的生命力。這樣的史學內涵和史學面貌，是當代史學工作者所期待的，自應為之而努力。
當然，中國特色的歷史學，尤其在理論建設方面，不應是封閉的，而應具有世界視野。所謂世界視野，既不是妄自尊大、菲薄他人，也不是唯外國學人是從、跟著別人走，而是互為參照、突出特色，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三大體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一是“一家之言”與“百家爭鳴”的關系。由于學科門類的不同，所擁有的學術資源的不同，以及目前在理論層面上準備的不同，各學科在研究方法、路徑、進展情況等多方面必然存在差異。因此，各學科在追求共同目標的前提下，自然會出現“一家”和“百家”的關系。若干個“一家”做得好，“百家”自然“水漲船高”；“百家”的水平高了，也會帶動“一家”的提升。這是一個辯證發展過程，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發展過程。二是注重研究成果的積累，即把理論探討與實際研究成果的積累結合起來，使“應該做”“怎樣做”和“已在做”結合起來，盡可能把已經明確了的理論認識落實到具體的撰述成果上。各學科的研究成果積累多了，“三大體系”構建的學術大廈就越來越牢固、越來越雄偉。三是始終堅守“自我”。所謂“自我”，即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有的學科歷史資源少一些，講學科建設難免要從外國（主要是西方）說起，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還是要從我國實際出發，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我以為，這就是堅守“自我”。堅守“自我”不意味著封閉，而是堅守中國特色的立場和本分。我們通常說的世界眼光、世界視野，也是在這一立場和本分的基礎上展開和延伸的。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表述：關于中國學術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中中有外”，即中國學者的著作中有外國學術作參照，使之成為研究著作中的一個部分。此外，這種“參照”還可以有多種形式，或是把參照的內容作為注釋，或是把參照的內容作為研究成果的附錄。總之，堅守“自我”，彰顯中國特色并具有世界視野，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中國學者關于外國學術的研究則可概括為“外在中中”，即外國學術在中國學者的專門研究著作中得以表述。
“三大體系”建設是當代中國學人的歷史使命。當代中國學人將為此不懈努力，作出應有貢獻。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與闡釋學研究中心教授 張江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相互割裂。他強調：“要加快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使這些學科研究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突破點。”這為學科的融合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培養新的學科生長點指明了方向。
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本來是一體的。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兩者逐漸分離開來，這是符合人類知識形態發展進步的內在邏輯的。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分工，就不會有人類知識的進步，不會有近現代科學的發展。但是，這種分工本應只是相對性的，因為不應該也不可能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截然分開。如哲學必須以總體性思維面對整個自然和社會。如果每個哲學研究者都局限在一個狹小的天地，而不是不斷開闊眼界，哲學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我們一直強調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與融合。但不可回避的一個事實是，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分野日益凸顯。此外，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甚至同一學科內部不同研究領域之間，其聯系也越來越松散和淡化，合作和交流越來越少。比如，我們常說文史哲不分家。但現實的情況是，無論是從人才培養，還是從科學研究來看，文史哲不僅分了家，而且隔膜越來越明顯。
當今時代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代都需要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更深入、多向度的對話與交流。當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新的復雜性，是任何一個單一的學科都不可能完全把握的。例如，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對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交往方式產生巨大影響，甚至對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式、研究手段造成顛覆性改變。同時，現代科技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也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支持才能找到妥善的解決辦法。只有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內部各學科的共同聚焦和聯合協作，才可能為解決問題找到更完美的答案。如果沒有哲學社會科學在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創新等方面的引導，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是難以實現的。同樣，如果不關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很難保證，也很難走出自己的新路。交叉融合既是發展趨勢、創新路徑，也是現實需要。
自然科學研究如果不融合一些人文精神，或者不在人文精神之光的照耀下發展，其意義和方向就可能出問題；同樣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如果缺乏自然科學的科學精神，缺乏基本的科學素養，其結論和價值也必然缺乏堅實的根基。
科學精神是一種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尊重客觀規律、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而言，科學精神就是立足客觀事實，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務實；按照基本邏輯規則梳理思想，表達見解。毫無疑問，哲學社會科學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也許同時意味著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歷史上有若干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進步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例證。近年來，我本人在從事闡釋學特別是強制闡釋論和公共闡釋論研究時，就曾多次借鑒和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概念。這種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學方法的嘗試，成敗自有評說，但還是有積極意義的。隨著大數據的引入和數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普及，對于借助自然科學方法和概念論證、闡釋、描述精神現象的意義，我們或許可以有更多期待。
提升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國際話語權-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王文
時間過了五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的諸多細節仍歷歷在目，猶如昨日剛發生。在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強調了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講，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講話啊！
會上，作為青年學者代表，我以《下一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使命》為題講述“我們以親身的經歷越來越感受到，當代中國實踐是偉大的，對人類文明來說是一筆寶貴的、獨特的經驗與財富……新一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更應研究好、總結好、發揚好，讓中國的經驗影響全世界”，“我們已經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在一代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持續努力下，我們一定能夠根本解決‘挨罵’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這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者尤其是智庫學者指明了未來工作的努力方向。
事實上，近年來，在各方支持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國際話語權正在快速提升。在各大國際知名論壇上，中國學者的身影已頻頻出現；在許多國際媒體中，常見中國學者的文章或采訪；中國學者的著作越來越多地被推介翻譯至國外出版；新型智庫建設取得了長足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經費與項目越來越多；推動中國學者走出去的制度日益完善。這些積極的變化都源于五年前的那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
進展是明顯的，但要看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進步空間仍然還很大。未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還要解決“如何高質量發展”的問題。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兩點：
如何更好挖掘、梳理與總結中國實踐。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不是簡單復制傳統歷史進程，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模板，不是簡單挪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更不是翻版他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中國實踐有著自己的新經驗、新模式、新道路，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突破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框架，重新提煉出具有規律性、學理性的新理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
如何擴大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盡管中國聲音在海外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寫入了聯合國文件，并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但在日益激烈的中外輿論戰中，中國在多數時候仍是被動的。尤其是近年來，國際輿論斗爭變得越來越復雜，西方媒體與智庫對中國的抹黑之勢愈加明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國際上發聲、爭奪國際話語權的任務變得更緊迫、更有時代和現實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這是對青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期許，也為我們提出了新任務、新目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我們要不負重托，完成這個使命。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