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科技網 作者： 游雪晴 潘璐
深化科體改革
“這是一個大家都在談科技的時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正處于‘大突破’的前夜。”在日前召開的紀念香山科學會議舉辦二十周年學術報告會上，香山科學會議理事長、科技部副部長曹健林提出，面對這個變革的時代，我國的科技水平如果想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有所作為，有所建樹，就急需“轉方式、調結構”。
曹健林在其《國際化趨勢下的中國科技發展》書面報告中介紹說，新世紀以來，從神舟十號到天河二號，從互聯網科技到可再生能源，中國的科技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果。但是在這些變化的背后，還應該充分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間存在的差距，如在關鍵技術研究和系統集成研究方面積累不足，功底不深；研發隊伍體量大但質量不高，缺乏領軍人才；研發投入依然不夠，結構不合理，基礎研究比例太低；浮躁、急功近利、弄虛作假時有發生，評價體系過度功利化等問題。
曹健林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科技發展方面的一些長期政策思路沒有跟上時代變化是一個重要因素。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科技發展模式大都以“任務帶學科”為主，“兩彈一星”是這種模式的經典之作，中科院多數研究所、一些大學、院系的設立和發展都是這種模式的成功典型。這種模式在當時國家經濟基礎薄弱，人才極為短缺的情況下，以國家需求為導向，集中精力辦大事，在短時間內讓中國某些領域的科技發展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此種模式在為學科的發展帶來資源、引領方向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科的發展。
另一方面，限于當時的客觀條件，我國早期科技資源配置往往都是“好鋼用在刀刃上”，資金、設備、人員等被集中投入國家急需的領域，由此導致一些在短時間難以出成果或者看不出成果的領域發展相對落后，集中體現在基礎研究方面，這已經成為制約當今我國科技發展的瓶頸。
現今科技發展的“目標變了，環境變了，我們自身的條件也變了”，曹健林指出，原來的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必須改變。在目前這種國際化的趨勢下，所有的競爭領域全世界都把中國當對手，我國科研發展目標不再是人有我有，而是要做到最好、最有競爭力且力爭先于人有；同時，我們的自身條件也有了很大改善，從裝備到從業人員再到項目經費，一些基本條件也開始能夠與發達國家比較，如果還按照原來的方式進行資源配置，將很難適應變化了的世界。
如何在具體的政策層面上進行調整？曹健林總結為科技發展也要“轉方式、調結構”。
首先在發展模式方面，“要任務與學科并重，尤其要加強基礎研究和學科的積累建設”，即除了以滿足國家發展需要為主導的“任務帶學科”模式以外，也要強調按學科分類組織科學技術研究。
其次，針對基礎研究存在的種種問題，曹健林提出要全面支持各個領域的基礎研究，不搞“有所不為”。近年來，雖然大家都在呼吁加強基礎研究，基礎研究也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基礎研究經費占全部研發經費的比例一直只有5%左右，低于發達國家相應比例的一半。由于基礎研究不夠，在我們大力促進的產學研結合過程中，往往感到“源頭”上所能提供的東西太少，制造和加工能力無以發揮。對此應進一步加大對基礎研究持續、穩定的投入，促進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緊密結合；加強實驗室等國家科學基礎設施建設，重視大科學工程的前期培育；以改革促發展，積極探索有利于基礎研究的新模式和新機制。
還有，由于當前科研資金和榮譽都集中向“最終結果”傾斜，導致許多長期進行基礎研究和從事基礎性工作的科技人員既缺乏科研資金，也往往感到失落和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因此，曹健林建議，要保障做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過上體面的生活，做到穩定性支持和競爭性支持相結合，對基礎研究要以穩定支持為主，在建立相應的管理機制前提下，權力下放，鼓勵基礎研究人員“安、鉆、迷”。
據介紹，與之相應的一些思路正在形成政策和措施，有些已經見諸行動。曹健林認為：“所有這些都和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不矛盾，而且還是在更高水平上的結合。”相信中國的科技也將與經濟一樣，在經歷過“轉方式、調結構”之后，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本報記者 游雪晴 本報實習生 潘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