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2013年7月26日
一系列數據近期相繼出臺，顯示宏觀經濟總體平穩，有喜有憂。內需平穩增長令人欣喜，但外需不振、出口下滑令人擔憂；物價漲幅同比回落，通脹壓力趨緩令人欣喜，但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持續低迷，對企業效益的影響令人擔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令人欣喜，中小企業面臨的重重困境令人擔憂；新能源汽車、信息消費、服務業等領域生機勃勃的發展前景令人欣喜，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嚴重產能過剩令人擔憂……
透過這些高高低低的數據，我們既看到當前經濟增長動力與下行壓力交織、有利條件與不利因素并存，顯示出宏觀調控面臨多個“兩難”；也看到在傳統動力日漸衰減的同時，新的引擎正逐步發力，并有望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表明我國經濟轉型發展正進入關鍵階段、面臨新的契機。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理性認識增長階段轉換的新趨勢、新特點，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在穩增長、調結構中尋找新的平衡點，選準改革突破口，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更大動力，為長遠發展清除諸多風險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正逐步轉向中速平穩增長。清醒認識這一趨勢，科學把握新的特點，對做好當前經濟工作十分重要
在一系列數據中，最受關注的是經濟增長速度從2010年二季度的10.3%逐步放緩至今年二季度的7.5%，引發了諸多議論。有觀點認為，當前的經濟增速放緩是短期回調，是景氣循環周期的一個階段，相應采取擴張性宏觀政策，就可以使經濟列車重回高速增長的軌道。
但是，更深入地觀察經濟運行的趨勢和變化，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近幾年，我國勞動力供求關系已經出現“拐點”，加上經濟結構調整提速、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空間縮小、基礎設施投資潛力下降等條件的變化，使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能力有所降低。由此分析我們的一些現實情況，無論是勞動力、資源成本快速攀升，還是產能過剩、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等，都不是短期周期性問題，而是經濟發展到新階段后面臨的長期問題。在經濟潛在增長能力有所下降的前提下，繼續追求過快的增長速度，不僅違背經濟規律，而且會加劇已有矛盾、帶來諸多風險。
增長趨勢放緩將是我國經濟新常態，對于這一變化，我們大可不必惶惶然、茫茫然。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體量很大，即便增速放緩，新的增量仍將逐年保持上升態勢。加上人口條件的變化，盡管目前就業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但提供的就業崗位還是多于求職人口。去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8%，是1999年以來的最低值，仍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266萬人，創過去9年的最高水平；今年一季度新增就業342萬人，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萬人。隨著就業壓力及擔憂的減輕，經濟社會對速度放緩的容忍度也將明顯提高。
歷史地看，潛在增長率自然回落，經濟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平穩增長期過渡，是現代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走向。在各國工業化進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趕型經濟體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長后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達30%左右。這是客觀環境、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使然。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如果繼續追求過快的增長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僅違背經濟規律，而且會加劇已有矛盾、帶來諸多風險。
潛在增長率標志著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水平和長期趨勢水平，因而不背離潛在增長率的速度就是“好的速度”，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速度觀”。高速發展并不意味高枕無憂，過快的發展速度使我們犧牲了大量勞動力福利、付出了極大的環境資源成本，也積累了不少財政金融風險，代價高昂，有時還會得不償失，加劇供需失衡，甚至形成經濟泡沫化。當然，發展速度并非越慢越好，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也會給居民收入增長和人民生活帶來困難，使財政收入、企業經營受到影響，進而制約經濟結構調整、社會事業發展，以及社會保障等功能的實現。
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一些國家在這一時期曾出現較大的經濟社會波動，其原因在于：經濟增速回落容易使人們的預期產生混亂，情緒起伏較大；短周期變化與中長周期變化疊加，很多信息相互矛盾，容易錯誤判斷形勢，導致政策失誤；政府、企業及社會各行為主體也容易從習慣出發，因路徑依賴而調整滯后，等等。這是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和重點研究的。我國經濟此前一直是速度效益型，一旦速度回落過快，長期積累的財政、金融、產能過剩等潛在風險就會突出顯現，有可能引發經濟大的起落。這幾年我們一直講“穩增長”，在增長階段轉換的特殊時期，“穩”的重要性凸顯，同時有效保持必要的、可能的增長速度，其難度也隨之加大。
最近公布的PMI（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有所回落，PPI（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同比環比雙雙下降，外貿進出口數據疲弱，反映了當前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外需持續不振、實體經濟困難。而此前的流動性緊張、地方融資平臺問題等，也可能引發金融領域局部風險。對此，務必加強監測分析，密切跟蹤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變化，關注各種風險和問題的演變，確保經濟增速平穩。能穩住，宏觀經濟不出現大起大落，就是重大的成功。
抓住增長階段轉換的歷史機遇，在不停頓的“升級”中成功躍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是對“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力量”新的重大考驗
經濟增長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后放緩，增長的動力機制也將發生相應改變，由此引出的問題和任務就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從國際經驗看，在增長階段轉換時期，經濟的最大特點是速度“下臺階”、水平“上臺階”：生產結構中的農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支出結構中的投資率明顯下降，消費率明顯上升，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收入結構中的企業收入占比明顯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顯上升，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同樣，我國經濟結構也將發生這樣的變化，并在特殊國情、特定轉軌條件下實現特色化變遷，涌現出一系列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城鎮化。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2.57%，與發達國家70%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未來幾十年內，城鎮化的持續較快發展必然拉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快速增長。從投資需求看，城鎮基礎設施投資將繼續擴大，房地產投資及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資也會相應擴大。從消費需求看，如果農村富余勞動力連同家屬能夠轉入城鎮，將有3億人至4億人由農民變為市民，必將顯著擴大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
——工業化。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但是，一方面東部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水平差異較大，一方面地區工業結構在技術水平、產品層次上明顯雷同，有待優化。我國工業化仍然有很大發展空間，特別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推動下，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將極大提高我國工業化的水平和效率。
——消費升級。當前，城鄉居民對文化、環境的需求明顯增加，對公共產品、社會服務的需求大幅上升，綠色產品、保健產品和服務產品受到廣泛歡迎，旅游消費、文化消費和信息消費等快速增長。特別是信息消費，權威部門測算，到2015年，內地信息消費規模將超過3.2萬億元，帶動相關行業新增產出逾1.2萬億元。
預測表明，實現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將釋放出64萬億元的購買力。這一龐大的內需市場，使得消費產品與服務、科技、農業、醫療保健和金融服務等幾大領域充滿機會，將成為引領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
——技術創新。從研發投入、研發人員數量、專利申請、產業發展等指標看，我國當前的創新水平比主要發達國家落后約30年。但從增長階段來看卻并不落后，與發達國家在歷史相同階段的創新水平基本相當，有些指標還有明顯超越。隨著體制完善和要素資源的充分利用，創新在未來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將帶動我國經濟進入創新驅動階段。
此外，我國還有遠未得到充分發揮的資本潛力、勞動力潛力、土地潛力等等。讓這些潛力源源不斷地煥發出來，把即將喪失“資源紅利”的風險扭轉為贏得“創新紅利”的機遇，成功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將奠定未來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格局的基礎。這就意味著，我們將在經濟平穩增長的同時實現更好的發展質量、更高的投入產出效率、更富活力的市場經濟，讓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不停頓的“升級”中成功躍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是對“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力量”新的重大考驗。
綜合地看，增長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放緩，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衰退期”。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但其內涵和條件發生了一些新變化，集中體現為——在更高的發展起點上，機遇前所未有，風險挑戰前所未有。
辯證地看，危與機、利與弊都是相對的，且在適當的條件下都是可以轉化的，關鍵在于應對是否得當，改革是否到位。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就能更好地迎接增長階段轉換中的機遇與挑戰。
深化改革，需要圍繞新的增長點重點突破，在“頂層設計”與基層摸索有機結合中協調推進
回顧這些年的歷程，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了積極進展，但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發展過多依靠投資拉動等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約轉變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弊端還沒有消除。例如，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與提供公共服務職能缺位并存；財稅體制對轉變發展方式的激勵約束和導向作用不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的體制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等等。沒有體制上的重大突破，適應更高水平的經濟結構不會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只有破除制約新的增長潛能釋放的種種障礙，形成適應經濟“升級版”、推動經濟“上臺階”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凝聚共識進而調動各方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當前，形勢逼人，不改不行，人們已普遍感到改革正在與時間賽跑，不改革就無法創造新一輪“制度紅利”，無法釋放經濟社會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無法順應增長階段轉換的要求、抓住新時期的戰略機遇。可以說，“要不要改革”已無疑義，而“改什么”、“從哪改”、“怎么改”需要進一步增進共識。推進一項改革通常涉及多方利益調整，化解一種矛盾可能觸及諸多其他矛盾，不同群體有著不同訴求，成為當下制定改革策略、確定改革突破口的難點所在。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無論是1978年農村改革破題、1984年城市改革啟動，還是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起步，其改革策略具有以下幾個共同點。一是改革首先要有增長效應，能夠帶來實實在在的增長，特別是在每一輪改革的初期尤需如此，否則改革難以得到社會的有效支持。二是抓好關鍵環節，找準“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突破口，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體制、新機制能夠繼續有效運轉，把增長潛力持續不斷地挖掘出來。例如，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家庭承包經營為突破口，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以搞活國有企業、擴大企業自主權為重點，使生產力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后，致力于創造環境和條件，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成長，在其發展到相當水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會的運轉時，開始進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實現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事實證明，這些改革策略不僅大大減少了阻力，而且使改革與增長相互促進，值得借鑒。
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經過了30多年的不懈探索，好改、易改、見效快的改革都已推進得差不多了，留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比如價格改革，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已由市場決定，但在能源資源、公共事業、環保收費等領域，價格不合理的問題仍比較突出。再如財稅金融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那些影響經濟發展方式順利轉變的問題不改不行，但其間又牽涉十分復雜的矛盾和利益關系。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勇氣和智慧統籌謀劃改革思路和舉措。
圍繞新的增長點、抓住新階段改革的關鍵任務，實現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統一，是成功釋放新一輪制度紅利的關鍵。從市場層面看，重點在于繼續推動生產要素的市場化，以土地、戶籍、金融、價格等領域的改革，促進土地、人力、資金、資源等生產要素更順暢地流動，實現更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從政府層面看，重點在于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把應該交給市場、企業、中介機構的事情交出去，政府則集中精力抓大事，將工作重心轉向公共服務，努力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從企業層面看，重點在于形成有利于產業升級、創新驅動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營造公平競爭、激勵創新的良好氛圍，切實做到各類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和創新資源，不斷夯實和壯大實體經濟。
實現重點突破、協調推進，是推動新一輪改革的重要路徑。繼續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大多是涉及面廣、配套性強、利益關系復雜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按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思路，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領域及環節作為重點和突破口，確定推動改革的有力支點。當前正在深入推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支點；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是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的支點；通過促進就業創業、調整收入分配等措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理順投資與消費關系的支點；深化土地、戶籍、公共服務改革，是理順城鄉關系、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支點……同時，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既相互制約又緊密聯系，也就決定了改革必須由點及面、穩步推展，相互配套、循序漸進，把促進改革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堅持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的統一。這是所有改革的一條底線，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
深化改革離不開“頂層設計”和基層摸索的結合。頂層設計，看的是全局，畫的是“路線圖”，發揮的是制度優勢；基層摸索，摸的則是社會脈動、發展規律，通過宏觀統籌加以比較、鑒別、優化、提升，經過試驗再加以推廣。二者有機結合，才能使改革更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在歷史的新變局中破除舊的體制弊端，建立并適應新的規則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基層調研時指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把握好五個重大關系——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研究好、回答好這一新課題，其思路和智慧蘊藏在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之中，蘊藏在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提出的客觀要求之中，蘊藏在黨內外對改革開放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之中，蘊藏在地方、基層和群眾作出的有益探索之中。千條萬條，如果要集中為一條標準，那就是“人民利益至上”。我們應當始終牢記，改革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滿的生活。30多年來，我們的各項改革一直與尊重人的權利、調動人的積極性密不可分。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符合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就能夠贏得最廣泛的支持、獲得最長久的動力，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創造更加輝煌的中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