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的困難，應首先明確認識到，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以及金融國際化，中國又形成一個外向型特征極為明顯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中國在當前遭受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并不可獨善其身，那種一枝獨秀或風景這邊獨好的主觀愿望并不現實。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有“危”有“機”，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為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次金融危機幫助我國解決了近幾年來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存在的一些難題。眼下面臨的唯一威脅或危險，即是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確實存在著巨大的風險暴露，只要美元巨幅貶值，即意味著中國人用辛勤勞動換來的血汗錢將隨時付諸東流，并且預計此類情況遲早都會發生。但是，在對外比較中，中國卻是處于較為主動、優越的一個最好時期。
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將是長遠的，即使危機在兩年之內能夠結束，經濟開始復蘇反彈，國際經濟增長的格局、結構也會進行深度調整，預計將難以很快恢復到危機發生前的那種繁榮景象，世界經濟增長也許從此即進入一個長期調整的低迷時期。對中國來說，“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仍恢復到危機爆發前那樣一種經濟增長狀況，即美國照常負債消費，中國依舊生產大量消費產品以換取美元紙鈔，那么就意味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將在近2萬億美元的基礎上繼續增加，同時在國內更會釋放出等值的人民幣流動性。
因此從長計議，由于外圍市場環境受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巨大，并且長期恢復困難重重。因此，我們從現在起就需要積極地調整和改變自己的發展方式，著眼于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目標與需要，適時進行有效的調整，力爭在更高水平上尋求更大的突破。
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需要關注和制定的主要經濟政策。
不追求高增長
冷靜分析國際市場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科學確定我國的經濟增長目標。我們要重新思考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方向、模式等等，而不必單方面追求經濟增長的高指標。
單方面把我國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在高水平上，會帶來兩方面影響。第一就是加大各種經濟資源的投入，正如我們目前的所作所為，政府出面大規模地組織投資活動，以拉動經濟增長；好在我國儲蓄率高并且社會流動性充裕，為我們提供了這種操作的資源和條件。但同時將會帶來三個問題：一是這種投入的資源必定有限，假若外圍市場環境短期內難有好轉，外貿出口持續不暢，那么長期投資的難度必然加大；二是這種投入許多是硬性做出的，難以全部有機地融入到整體經濟發展中去，又由各級政府的平臺公司運作，因此低效和浪費在所難免，有些項目甚至無法維持，會給經濟發展背上包袱。三是大規模的政府投入意味著政府集中和占用了更多的經濟資源，必然會產生所謂的“擠出效應”，不利于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化發展。
第二就是容易造成經濟數據的不實統計。
這里要特別強調“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隨著應對金融危機思維的調整，在“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或“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等各類提法中，應將“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實，這樣才能與相關的政策思維調整相協調并統一起來。
保持匯率均衡
制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制度，并確保人民幣真實市場匯率水平的大體均衡。對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來說，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均衡至關重要，這應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中的核心原則長期得以堅持實施。
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經驗是：一國貨幣的名義匯率水平不可長期背離其真實的市場匯率水平，否則必然造成本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結構扭曲，長此下去必會生亂。若人民幣估值過低，將來必然依舊吸收國際熱錢涌入國內，給我國本已過多的外匯儲備增加更大壓力，并且其背后則造成我國經濟比例、結構關系的進一步失衡。反過來，若人民幣估值過高，便會形成外匯資金出逃的壓力，類似1998-2000年出現的情況，那將造成流動性抽緊，給外貿出口、經濟增長造成不必要的緊張局面。
認識到保持市場均衡匯率水平對我國經濟保持平衡增長的重要性還不夠，真正操作到位卻確有難度。主要問題是：全球貨幣以美元為基準，而美元的波動又往往為其自身的利益所左右，時漲時落，因此跟起來十分為難。比如，目前人民幣市場均衡匯率水平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美元在金融危機中意外大幅升值形成的。下一步隨著美國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元重新泛濫勢在必行，一旦美元再次跌入貶值通道，人民幣即會面臨升值壓力，那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個棘手的難題。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我的建議是：即使中國仍然面臨出口困難，即使經濟增長的壓力暫時不減，中國仍要敢于將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以保持市場均衡匯率水平，并適當脫離美元而更多參照歐元等其他所謂的“一籃子”貨幣。這當中的一個重要標志即是我國的外匯儲備應保持大體平衡，切不可出現前幾年那種巨額增加的局面。
穩定房地產市場
制定長期穩定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社會的和諧穩定必將帶來不利影響。
長期穩定的房地產市場政策，其著眼點應放在滿足居民的實際住房需求上來，穩定價格、穩定預期，寧可冷一點，也不宜過熱。核心是拒絕“炒房”，防止房地產市場形成泡沫。為此至少應堅持兩條：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資購買中國的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擊國際熱錢追逐人民幣資產，從而避免形成人民幣資產泡沫。澳大利亞政府即長期堅持實行此類政策。第二是各級政府出讓土地必須實行公開拍賣，所得款項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專門設立的公益賬戶，用于解決社會養老保險及經濟適用房開發的資金來源。同時要對外公開土地收入的來源與用途情況，實行有效的社會監督。這里的關鍵是改進公開拍賣的方法，要學習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開網站上公布所拍賣土地的所有信息資料，由房地產開發商實行網上報價與競價，價高者獲得。這樣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為。
去行政化與市場化
進行深徹改革，有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需要明確發展目標，進行戰略性調整，要求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進行深徹的改革。唯有如此才能順應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否則就倍加困難，達不到預期目標。
長期著眼，將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成為以內需為主、外需并重的經濟增長模式，那么就需徹底改變中國目前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狀況；而要改變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現象，就必須對我國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深徹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全社會的經濟管理制度問題。
那么，如何確定改革的著重點呢？
首先，需要確定我國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未來取向都必須是堅定不移地走市場化之路。盡管本次金融危機也存在過度市場化造成的問題，并在西方有學者認為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敗。但對中國來說卻是市場化遠遠不夠，還未能有效地發揮市場在組織和配置各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礙市場作用在中國的有效發揮，主要即是行政體系的頑固控制和壟斷使然。
因此，在中國堅持市場化取向，首先即需要“去行政化”。所謂“去行政化”，就是要縮小和減少政府的規模，將行政機構和行政權利限制在一個最小的合理范圍之內。
具體說，第一，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的層級和數量。
第二，最大限度地縮小行政機構、行政人員數量。
第三，堅決實行政務公開，規定各級政府及每個行政部門所發文件，除特殊保密的之外，均須按編號在其網站對外公布，以使行政權力置于陽光之下接受社會的公開監督。
第四，明確行政審批權與設置權分離，即不允許一個行政部門自設管轄權、審批權并自行審批。
第五，行政權利的設置必需走公眾聽證程序，并及時向社會公布。
第六，最大限度地簡化財稅體制、減輕稅賦。首先要做到簡便易行，無論企業或個人，納稅人均可方便地掌握自己所需交納的稅種、稅負等，宜少不宜多，越簡單越好；其次要大幅度減少社會行政開支規模，以削減社會稅賦，要謹記“苛政猛如虎”的古訓。
第七，各級統計部門可由地方“塊塊”管理劃歸中央實行“條條”管理，這可相對減少經濟數據的不實統計。
第八，以上各點可制定規劃向社會公布，如要求行政部門每年縮減1%或2%的審批事項、人員及經費，同時全國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每年提高1-2個百分點，直至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等等。
“去行政化”與“市場化”雖然相聯系，并方面一致，但本身的內涵和邊界卻并不相同。“市場化”取向需以“去行政化”為前提，但“去行政化”本身卻比“市場化”更為寬泛，除了經濟領域，更多延伸至政治、社會制度等方面。“去行政化”的本質是限制行政權利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過度膨脹和泛濫，過多行政化自然會干擾和妨礙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市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