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由于信貸市場崩潰導致經濟活動急劇減少，人們對社會與政治穩定感到非常擔憂，因此，各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斷擴大。
這種擴大在西方引起了一場爭論——它僅僅是應對金融和經濟大動蕩的權宜之策，還是代表著一次長久而深刻地影響政府經濟角色重新定位的轉折。
但是，對亞洲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而言，西方關于政府角色的激烈爭論實屬難以理解。不存在大政府重返亞洲的問題，大政府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早在此次危機之前，快速成長的亞洲經濟體的政府，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家的政府就通過制定與落實工業政策、管理匯率、安排外匯儲備、以及運用國有資產等方式，一如既往常規般地影響著經濟成效。中國將馬克思與市場機制相結合——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來沒有預想過政府作用的萎凋。
所以，對于在這個充滿活力的地區生活與經商的人來說，從意識形態上為政府的經濟角色擔憂，可以說是不得要領。在亞洲，政界與商界領袖往往更加注重實效。
這種實用主義在未來數年間將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顯然，此次危機要求政府進行重大變革。亞洲在金融危機中所遭受打擊比西方相對較小，這是由于在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各國已逐步改善經常項目的狀況，積累儲備，并確保銀行系統審慎地運營。但此次危機暴露出了主導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局限性。亞洲經濟體需要找到其他的增長源頭，以彌補西方市場需求迅速下降帶來的問題。為了適應變化了的全球經濟環境，必須對曾在過去30年間有效地推動許多亞洲經濟體增長的出口導向型模式進行調整。
當前的危機及其長遠影響亦將對亞洲各國政府的運作方式帶來挑戰，需要它們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具體而言，在未來數年間，亞洲各國政府可能在三個方面發揮更為突出的作用。
政府充當主要投資者。許多亞洲政府都持有大量的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這些資產控制在商業化的國有企業和主權財富基金等機構手中。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和現有公共資產的內涵式增長，政府持有的資產可能會繼續增加。這種增長將提出一個戰略難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政府資產。使用政府資產的目標是追求資產回報率的最大化，還是實現其他發展目標？比如，是將外匯儲備用于國內基礎設施項目還是用于國外投資？隨著政府越來越多地運用資產促進經濟增長，應仔細思考如何確保資產效率和資產投資回報。
政府充當聯盟建設者。由于下一輪多邊關稅減免的前景堪憂，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全球有所上升，亞洲國家將發現區域經濟合作的機會更有吸引力。許多亞洲國家太小，難以達到起碼的有效經濟規模。但幸運的是，這些國家有許多機會可擴展區域自由貿易，提高監管效率，并通過共同貨幣區、地區投資基金和地區債券或股權交易市場等手段來擴充資本。當然，各國仍會保持各自的主權和邊界，而且類似歐盟的聯盟安排在亞洲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亞洲各國政府可能開始更認真地思考，哪些職能它們應當各自獨立行使，哪些職能共同分享聯合行使起來的效率更高。
政府充當經濟戰略制定者。亞洲各國政府長期以來就顯示出有意影響和發展經濟的意愿，從來無意把自己的作用局限于只為私營競爭提供穩固的平臺。隨著全球經濟的競爭日趨激烈，這些政府很可能會繼續積極地參與吸引資金、吸引勞動力以及提供新技能培訓的活動，以提升競爭力。同時，亞洲各國政府也可能運用經濟刺激方案以及更長期的措施，支持經濟向更為區域化的增長模式轉變。
同全球其他地區一樣，亞洲各國政府的職能正在不斷變化和擴大。并非所有的創新都會成功，但亞洲各國政府可能在區域經濟整合、經濟戰略以及政府資產管理等方面探索出新的途徑，為全球其他地區提供經驗教訓。為肩負起這些新使命，各國政府必須迅速實現執政能力的轉變。它們需要更多地獲得某些新職責所需要的人才和專業知識。它們必須發展新的組織結構，推動政府機構之間、國家之間、公共及私營部門之間更有效的合作。此外，它們還必須創建新的運營模式，大幅提高政府機構處理外部事件的反應速度和敏感。墨守陳規已不足以應對當今的經濟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