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智者間的對話，這是一次精彩的腦力激蕩。當世界頂尖科學家們“狹路相逢”，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對于基礎研究，對于青年科學家，他們有著怎樣的思考和期待？聽，全球“最強大腦”在上海滴水湖湖畔論道
200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杰·科恩伯格、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丹·謝赫特曼、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近日，在上海滴水湖湖畔，全球“最強大腦”開啟了激烈碰撞，思想火花四溢。
向著未知前進，也許最終結果比預想的更精彩
年近80歲的謝赫特曼至今記得兒時收到的一件禮物——放大鏡。雖然它很普通，但對當時的謝赫特曼來說，卻是件珍貴的寶貝。他用它觀察花朵、昆蟲，由此進入微觀世界。學生時代，老師帶來了顯微鏡，他更加癡迷，追著老師問，下周還會把顯微鏡帶來嗎？
在好奇心驅動下，謝赫特曼走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從此一發不可收——最終發現了準晶體，改變了人們對固體物質結構的認識。
從哈爾濱到三亞，如今的謝赫特曼到訪過中國許多地方，也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在東亞國家，人們似乎更害怕犯錯——說錯了、回答錯了對于他們來說是件丟臉的事。其實不然，“失敗了，再接再厲，你離成功會更近些”。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話不僅適用于謝赫特曼，同樣也指引著2012年拉斯克基礎醫學研究獎獲得者羅納德·韋爾在科學的高峰上不斷攀登。高中時，開設了一門科學課程，盡管沒有考得高分，但羅納德對科學的熱情讓當時的導師注意到了他，并幫其推薦至一所學校。如果時間再往前撥，他還記得兒時進行的一項科學項目，是在地下室展開的。
“很顯然，那時我所關心的不是一個宏大命題，卻是兒時想要尋找答案的問題。而很多諾獎級別的科學發現，亦是如此——這些科學家們研究的初衷不是獎項，而是遏制不住的好奇心。”羅納德·韋爾說。
他打了個比喻：有些人是滑雪的初學者，有些人是具有豐富經驗的專業選手，但兩者都可以平等享受滑雪帶來的樂趣。他坦言，如今從科學研究中獲得的樂趣，同兒時相比并無二致。到底是什么決定了一個人的職業選擇？是什么讓一個人走上科研道路？羅納德·韋爾認為，除了要考慮如何賺錢謀生之外，還應該問問自己，這份工作能否讓自己獲得滿足感，這同樣重要。
“最好的科學研究是探索未知，雖然你不知道是否會成功。”在羅納德·韋爾看來，就像當初哥倫布以為自己來到了亞洲，其實是美洲一樣，科學研究很多時候也是如此。正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向著未知的世界前進，也許你會發現，最終結果比預想的更精彩。”羅納德·韋爾強調。
基礎科學和發現，這是所有進步的源泉
“基礎科學和發現，這是所有進步的源泉。以醫學科學領域的許多重要發現為例，它們都是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完成的。總結過去100多年醫學科學發展的經驗教訓，可以發現：不要試圖直接解決難題；相反，我們更應該保持對自然的好奇心，而解決方案將隨之而來。”科恩伯格的一番致辭在現場引起廣泛共鳴。
一定要重視基礎研究，這是科恩伯格反復強調的一句話。“這里的每一位獲獎者都因其對基礎研究的貢獻而獲得認可。每個人都渴望理解自然，而不是獲得認可抑或獲得經濟利益。”科恩伯格說。
1959年，當科恩伯格的父親亞瑟·科恩伯格榮膺諾貝爾獎時，科恩伯格才12歲。47年后，他因對“真核轉錄的分子基礎所作的研究”摘得了同一桂冠。“科學或許比任何其他活動更能體現出：自我利益最好通過無私的行為來實現。”科恩伯格認為，科學是自由的、開放的和國際化的，他們中沒有人是獨自成功的，大家的成就建立在彼此的成就之上。
不過，在1950年以前，美國還沒有全國范圍的科學研究支持體系。那時，美國一些主要生物化學家，比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卡爾和格特魯德·科里，每年僅能從華盛頓大學獲得50美元。此后，美國國會制定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撥款計劃。該計劃基于兩個原則：第一，直接用財政經費支持最佳的創意，無論是在世界哪個角落。第二，這些創意由專家小組來審查和選擇，也就是所謂的同行評審。
“當時的美國國會并不知道，他們這一行動所帶來的好處將會如此長遠：這催生了一個新的商業活動領域——即生物技術產業。”科恩伯格說。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對于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中國工程院院士林忠欽認為，這一態勢已經得到改變，以上海張江的大型科學設施為例，每種設施都投入了數十億元，中國對基礎研究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或許，他們是鑒于中國現在還未產生更多諾獎級的科學成果，但這需要一個過程。就像10多年前的日本，曾經也是這樣。但近10年來，日本涌現了很多諾獎獲得者。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也會出現更多重量級科研成果。”林忠欽表示。
發表有影響力的論文，這是年輕學者的最大壓力之一
“如何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期刊上發表論文，這是年輕學者的最大壓力之一。”對話環節，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蘭迪·謝克曼拋出的這一敏感話題，很快引起熱議。
現實的確讓人擔憂。根據現場一位資深編輯提供的數據，若想在頂級期刊《自然》上發布一篇論文，作者可能要承受高達85%的被拒稿概率。
論文，這是妨礙青年科學家們快速成長的一座“大山”，但不是唯一一座。中國科學院院士譚蔚泓說，很多諾獎得主在回憶科研歷程時坦言，自己是在30至40歲間產生了重大科研成果，而現在很多年輕人在40歲時還沒有獨立實驗室。
做博士后研究的時間太長，獨立開展科研的時間太晚，這不僅是中國青年科學家們的困擾，也是全世界青年科學家們的“煩惱”。
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邁克爾·萊維特發現，1980年到2015年間，很多原先支持青年科學家的基金所支持的人群年齡開始偏大。這一點在美國基礎研究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如今，46歲以下的年輕科學家數量在減少，他們獲得的科研經費支持也有所下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正在慢慢老去的資深科學家，所獲經費支持卻越來越多。
“我已經71歲，所以感覺65歲的人還很年輕，我想這也是那些基金評審人所遇到的問題。”萊維特說，當評審人的年齡開始增大，他們慢慢會忘記哪些是真正年輕的群體，他們習慣于接觸那批曾經被他們看中的優秀“年輕人”。
面對當下青年科學家們的種種困境，萊維特表示，他從27歲起就獨立開展科學研究，“而縱觀諸多諾獎得主，他們做出重大研究突破時，一般都很年輕”。
“我們眾多獲獎者匯聚一堂，在全世界范圍倡導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以及對全球青年科學家的支持。”正如科恩伯格在演講中所說，中國現在應重點支持年輕科學家優先為祖國以及人民利益做更多事情，“這是中國成為全球科技發展主要參與者的最佳方式”。
摘自《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