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聯手科技部發布了《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直指論文“SCI至上”這一學術圈多年沉疴，引發廣泛關注。
其實，現在學術界更急需回答 “破除‘SCI’神話之后怎么辦”這一重要命題。為此，《大學周刊》特策劃了本期專題，以期拋磚引玉，將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引向深入。
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席酉民：
扭轉“SCI至上”局面需要系統性方案
近年來，學術圈內過于看重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的風氣，導致很多科研人員將大量精力及資源花費在指標的追逐上，雖然獲得了好看的指標甚或排名，但卻導致學術偏離目標，造成了極大的智力和資源浪費。各界的抱怨和呼聲導致教育部聯手科技部發布了《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然而，要想遏制或扭轉“SCI至上”的局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濟于事，這一頑疾的根治需要系統性方案。
“SCI至上”的病因雖然很多，但目前我國科教資源配置體系是根本原因。盡管已經討論和改革多年，但目前我們依然沒有擺脫以各種“項目”“工程”為引導的資源配置方式，這使得大學校園失去了應有的寧靜，領導者和教授也很難靜心于教學研究，而是將大量時間和精力耗費在各種“工程”及諸如SCI類指標的追逐中。
因資源配置過分倚重名目繁多的工程和項目，而其篩選有賴于容易操作的簡單指標，從而誘致教育與科研活動的扭曲，造成科技資源的巨大浪費。甚至連“以人為本”“回歸教育本質”等天經地義的事情，都不得不由主管部門號召和推動，而且效果不佳。
認真觀察當下的高校狀況，在全球教育重塑的大好時機面前，各高校本應不失時機地探索適應未來需求和社會環境的教育模式，幫助學生和社會創造終生學習機會，以及搭建線上線下結合的更有效教育環境，為提升人們生活樂趣和生存價值營造更有吸引力的人生體驗新生態。然而，由于資源配置和評價體系驅使，大家卻在不遺余力地制造甚至包裝那些指標，以為學校爭取資源、獲得某種名頭或更好的排名。坦率地講，因陷入這種競賽機制中，80%以上的大學領導和教授們在努力地做著他們明知道不對的事情。
要改變這種被鎖死的無奈狀況，國家及教育主管部門必須放棄以各種“項目”或“工程”配置資源的基本邏輯，針對研究型、教學型、職業教育等不同定位，根據其大學類型、性質、規模等，形成比較科學、規范、透明的資源配置體系，并根據學校運行情況持續修訂完善。沒有了那些不合理的“指揮棒”，校領導和教授們便無需再整天填表、“溝通”“跑動”爭取資源。假以時日，大學便可慢慢恢復應有的寧靜，校領導和教授們便有可能靜心專注于自己該做的事情。
對國家重大工程問題，可通過競投標方式吸引各種有潛質的科技資源合作攻關；對于企業所需解決的難題，可經由市場競爭吸引有強大的科技力量予以解決。這樣，不僅不會因各類名堂扭曲大學和教授的行為，反而使大家聚焦于自己的研究，一旦有機會，便有用武之地，大學和科學家的活力也會得以充分釋放。
論文確實是大學教師科研成果的重要體現，SCI、論文數量等指標在一定程度上雖能體現科研產出，但其質量卻無法簡單靠指標度量，同行評審可能是一個繞不過的基本評價方式。但就我個人觀察和經驗來看，在過度的指標追隨環境下，科學家的職業精神被侵蝕，在同行評議過程中過分關注數“數”（各種指標），或寥寥數語敷衍了事，更有甚者還找關系影響評審，從而使同行專家的判斷價值大打折扣。
觀察國際同行評審經驗，我發現最大的差異是職業精神。絕大多數國際知名學者在同行評議時都會認真對待，并給出比較客觀、合理、嚴肅的評價結果。例如，教授晉升，不僅會關注被評審人的論文數量和質量，更會關注其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學術成就、未來潛力、學術領導力、指導博士生的經驗，以及國際學術圈的地位等。
在西交利物浦大學，我經常被問及你們怎么應付各種各樣的評估問題，如何處理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其實，我們從辦學伊始，就努力排除各種影響，探索一種適合未來的教育，所以“以學生為中心”，專注和靜心于教育探索是我們的立校之本。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就是“教學為生，科研為升”。育人是學校和每位教師的核心業務，是決定其生計的大事。按照個人興趣做好科研是學者職業生涯的內在動力，因為他們需要用自己的成就獲得國際學術圈子的認可，如此才能得以提升。
最后，我想特別強調一下學者的職業精神問題。當前學術生態確實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會助長浮躁風氣。但放眼未來，如果我們真想擁有一個有意義和價值、受人尊重的學術人生，更要求每位高校教師要力戒急功近利、圍繞數字指標打轉，遵從自己的內心，崇尚科學精神，回歸教育本質，堅守學者原則，享受尊嚴人生。
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想系統性地扭轉“SCI至上”的局面，需要在資源配置體系上動大手術。當然，校領導和教授們不能等待手術結束后再行動，因為即使在當前學術環境下，仍有很大改進空間。這需要大家拿出一點勇氣，聽從內心、無問西東、敢于獨立思考、大膽突破，智慧地走出一條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
徐飛
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徐飛：
既要“破”，更要建構性地“立”
高校評價的對象是科技成果和教學科研人員，他們從事的是具有創造性且高度復雜的腦力勞動?？蒲忻鎸Φ氖乔把嘏c未知、頂天與立地的問題，而教育是慢變量、長周期的良心活兒，這些特征注定了對高?？蒲泻徒虒W進行評價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不管是從邏輯、學理還是實踐上講，指望用一把尺子或簡單幾個指標都是不現實的，更不要說“唯××”來評價。
當前的科研領域至少包括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國防軍工科研、成果轉化、決策咨詢等多個大類。從成果呈現形態看，主要有論文、著作、專利、報告等。大體而言，理科主要看論文，文科主要看著作、論文，工科主要看專利以及對產業界的實際效果。不同類別、學科、領域及專業的科研及成果差異迥然，不可能單獨拿論文說事。因此，消除“唯論文”，尤其是“論文SCI至上”的頑疾勢在必行。
在這方面，我們要秉持不破不立的態度。一方面要先破后立；另一方面，既要“破”，更要建構性地“立”。這里的建構性主要體現在四個關鍵詞——分類評價、同行評審、綜合評估和代表作制度?！傲ⅰ币怀隹茖W精神、創新質量、服務貢獻。簡言之，要突出績效（成績、成果、成效）導向。這些關鍵詞其實都不陌生，道理和邏輯也非常樸素，關鍵是真正切實貫徹，不要把好經念歪。
這其中，分類評價就是要遵循各個學科門類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用最恰當的尺度進行評價，切實落實分門別類、多元評價和精準評價。
同行評審，則是專業的事請專家判斷。同行專家要恪守學術操守，負責任地提供客觀、公正的專業評議意見。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在人情社會、面子文化、圈子“江湖”潛規則下專家行為的異化。因此，重申利益相關方專家回避原則、建立評審專家評價信譽制度刻不容緩。
綜合評估就是要將定性和定量、主觀和客觀、數量與質量、理論價值與實際應用價值、顯性結構化指標與隱性非結構化指標、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等有機結合，甚至自評與他評、過程與結果、（科研經費、設施設備的資源）投入與產出、個人與團隊、總量與人均、常態與應急等都應納入考量的范疇。
代表作既可以是論文，也可以是著作、專利、報告、作品、軟件、指南/規范，以及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新材料、新設備、關鍵部件、實驗裝置/系統、應用解決方案等。
論文不要言必稱CNS，也未必是SCI或SSCI，更不必是英文論文；著作可以是專著、譯著、教材或案例。當然，決策咨詢報告和專家建言也可作為代表作?？傊灰菢酥拘猿晒ㄙ|量、貢獻、影響）都可以作為代表作。
葉高翔
浙江大學物理學系教授葉高翔：
樹立正確的學術評價導向
最近，科技部、教育部相繼發文，要求破除唯論文、唯SCI等不良導向。這是我國貫徹落實全國教育大會精神的又一重大舉措。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學者發表SCI論文的數量很少，國內創辦且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的SCI學術期刊也很少，這反映了當時我國對世界科技發展貢獻不足。因此，鼓勵科學工作者積極探索，在國際上發表更多用英文撰寫的SCI論文，符合當時國情，有一定的必然性。久而久之，SCI論文就成為了衡量我國科學工作者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指標。
經過40年努力，目前我國每年在高級別SCI雜志上發表的論文數量、水平均已進入世界前列。應該說，這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就之一。
當前，各種鼓勵和獎勵措施的推出和實施，一方面激勵了我國科學工作者進軍世界科技前沿；在另一方面，由于這些措施與各種利益相關，國內也出現了“唯SCI”“唯國外SCI”等不良評價導向，助長了諸多與此有關的學風不正、學術不端、學術腐敗等現象，這對于我國科技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極為有害。
總體而言，科技工作者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及影響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學術水平和造詣。一個國家的SCI論文數量和質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該國的科技教育實力?？梢灶A期，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高水平SCI論文發表的數量和質量依然會是國家科技實力的標志之一。因此，我們要繼續鼓勵科研工作者發表更多、更優秀的SCI論文，為人類的科技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科學創新是一項探索性、風險性工作，科學發展有其自身規律。這要求我們對學術水平的評價不能“一刀切”，不能“線性推導”，不能僅僅“數數字”“一票否決”，而應該建立健全分類評價體系，樹立正確的學術評價導向。科學工作者也應該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培養優良的科學作風，不能“為了SCI論文而SCI論文”，更不能因相關利益而學風不正、學術不端、浮夸、造假、剽竊等。
此外，有些評審、獲獎、基金申請、職稱晉升等過分迷信“國外SCI”，很少甚至基本不參考“國內SCI”，這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簡單化做法。在不同領域，SCI論文可作參考的權重是不一樣的。在國防科技、工程技術等領域，“唯SCI”就是完全錯誤的。即使是自然科學領域，因為科學探索具有其獨特規律，也不能“唯國外SCI”“唯影響因子”。如果“一刀切”，眼睛只盯著國外SCI期刊，導致我國每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眾多科學工作者付出智慧和汗水，爭先恐后投稿國外，最后發表成果的版權均屬于其它國家雜志，這是何等巨大的損失。
當然，由于目前國內學術雜志的總體水平和國際影響力還不夠，要立即讓大家將最優秀成果全部發表在國內期刊是做不到的。但作為指揮棒，我國應該盡快樹立明確導向，加大引導力度，鼓勵我國科學工作者逐漸將最優秀成果發表在我們自己創辦的科技期刊上，為國產雜志的提升和發展創造條件。
文繼榮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院長文繼榮：
“破五唯”對頂尖人才意義更大
近幾年，“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等“五唯”亂象嚴重阻礙了我國科技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圍繞這一問題，學術界一直在通過各種渠道表達呼聲。去年，作為中央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成員，我所在的科技組專門就進一步改革科技評價體制進行了調研，相關建議已經報送中央領導同志參閱。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應該就是充分聽取了大家意見的結果。
科技界的人才實際上存在不同層次，在我國科技的不同層面發揮作用。在我看來，破除論文“SCI至上”，對于科技界不同層次的人才而言，有不同影響。其中，對于追求突破性、顛覆性發現和發明的科學家來說，意義會更大，可以讓他們從“不斷追求SCI論文數量”的桎梏中掙脫出來，將取得一流的成果作為努力方向。
在“破五唯”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將學術界多年來探索形成的評價機制“全盤否定”。實際上，能夠在頂級學術期刊或者會議上發表文章，仍舊是科研人員學術能力的重要體現。因為這些文章都經過嚴格的同行評議，是研究水平的客觀體現。過去幾十年，學術界強調以在頂級學術期刊或會議上發表高水平論文為目標，對于我國科技和人才培養水平的快速提升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不能“唯論文”，指的是我們不能簡單粗暴地將量化指標作為唯一考核依據。
近年來，在校內職稱評定、學生畢業條件等方面，國內某些一流高校已經做了有益嘗試，對一些量化性指標進行了弱化或修訂。但坦率地說，“破五唯”之后到底應該怎么辦，到目前為止并沒有統一和明確的方向。
依據目前的學界狀況，我認為《意見》中提到的“大力減少人才評價、獎項評定、機構評估事項”是比較可行的辦法。一方面，過多的評審會牽扯科研人員不必要的精力；另一方面，基于我們目前的學術生態，如何摒除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客觀、公正地進行評審也是個問題。
就評審的可行性而言，我建議大幅減少評審數量，通過同行評議，將最杰出的一部分人區分出來就可以了。例如，在美國評選一位院士是很容易形成共識的，因為最終當選的人，其學術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可以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是，如果非要讓你說出第1000名和1001名有什么區別，就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了。因此，我們當下最好做那種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評審，而不是需要量化指標的評審。
“破五唯”之后，要想形成風清氣正的學術之風，并非一日之功。但是，如果學術界能夠對那部分優秀的人才形成共識，并讓他們回歸科學精神的本質，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就會起到良好的導向作用。
閻光才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閻光才：
學術影響力評價應“因人而異”
進入大科學時代，學術影響力的評價可謂是一個國際性難題。如果沒有指標設置與定量化，評價缺乏剛性的標準，相關評審政策與程序就可能存在公信力的質疑。但是，有了指標化的測算，人們對量化評價所帶來的諸多負面效應更是深惡痛絕。此前，我國學術界出現的“唯SCI”現象，便是這種難題的一個具體表現。
在此情況下，我們其實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學術評價解決方案，只能在“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之間尋找一個相對合理的平衡點。在我看來，考慮到“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我們還是應該堅持以定性為主，把定量評價作為輔助手段。也正因如此，破除以定量為主“唯SCI”論，側重代表作及其質量和同行評價，是我們在學術評價改革方面所必須作出的選擇，也符合國際學術界的慣例。
目前，我們很多大范圍、有組織的學術評價，其實未必存在天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它僅僅是當下情勢中符合管理者需求的一種臨時性政策手段。相對于這一政策工具的運用，提高同行評議的公信力，培植成熟的學術共同體并養成良好的研究倫理與文化，理順高等學校內外體制與機制，營造有利于學術發展的環境與氛圍，更是學術影響力評價健康發展的根本所在。
如果有些評價不可避免，還是應以同行專家的定性綜合評價為主。評價材料應以內容為核心，將豐富多樣的敘述材料、案例以及定量分析數據作為證據支撐，各方證據相互印證。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進行學術影響力評價時，需要根據評價對象的不同，確立不同的評價方案，且評價內容結構需要一定的彈性。不同高等學校和學科類型存在差異，或以文理或以工科見長，或以理論研究或以應用為特色，不宜賦以一刀切的指標與權重。比如，在機構層面，把綜合性大學與工科院校并列，在學科層面，把哲學社會科學與理工科甚至同一門類中的如純數學研究與應用數學、理論與應用經濟學學科并置，對其理論價值與社會貢獻賦以同樣的權重，則難免會出現明顯的偏差。
現實中，令人頗為憂心的是工程領域研究不關注應用與技術開發，反而青睞于論文發表；純粹的理論學科不專心于深入的學理性探究，反而忙于熱點追蹤，以求外部關注等浮躁現象，正是這種缺乏針對性的評價方案所帶來的不良后果。
簡言之，學術影響力評價必須體現機構、學科乃至研究領域之間的差異性，要么不評，既然要評，就只能在成本與負效應之間作出抉擇，因為相對于高昂的成本，簡單量化所帶來的危害更大。僅為了滿足經濟、簡潔、易操作等需要的行政思維與管理邏輯，表面上降低了成本，但它的剛性與“粗暴”不僅嚴重影響了學科和學術的多樣性及特色，而且正是目前我國學術重量輕質、重期刊發表輕教育與社會貢獻，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基礎研究創新不足、應用研究價值不彰的根由所在。
別敦榮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
建立同行集體評議制度
以SCI為絕對標準對科研成果進行評價，反映的是中國科技界和科技管理上的不成熟。所謂以“SCI為標準”，實際上就是參照在國外英文期刊發表論文的情況。在英文作為國際通用科技文獻評價標準的時代，客觀上說，是行政管理追求可比性、簡單化乃至國際化等傾向，把SCI捧向了頂點，走入了極端。
SCI本身并不是不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指標。更重要的是得到學術同行公認。SCI文章很難說是同行公認。畢竟SCI期刊的編輯加上審稿、編委，只是少數幾個人的認可。追求SCI，特別是在原創性成果、原創性科技工作上過度追求SCI，科研人員很難安心工作，很多人會想盡辦法去跟編輯公關，以謀求更大的好處。
學術同行評議制度現在不是沒有，而是不發揮作用。即便有同行評議，還是會有人去和評審專家拉關系、走后門，用游走于合理與不合理邊緣的手段進行人際公關。同行評議也未必一定準確，有時因成果太先進，同行不一定看得準；有時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明知成果先進，也未必評為先進。
如何避免同行評議中的主觀性，光靠一個人或少數人是不行的，必須建立同行集體評議制度。
同行評議，尤其是同行集體評議操作起來相對困難而復雜，相比較之下，SCI是一個簡單、好操作的辦法。但科技評價追求的不是機制的困難與簡單，而是結果的準確與公平。因此，同行集體評議是相對來說更合理，也更符合科技評價要求的制度。
教育部和科技部的相關文件要求不把SCI作為評價標簽，但怎么做才能讓這一政策落地呢？這需要教育部、科技部、科研機構以及高校共同作出回答。在行政化主導的背景下，教育部、科技部要有具體的實施辦法，尤其是在一些國家級評審、各類榮譽獎勵項目中，將SCI解綁，才能對高校、科研單位的各類評價帶來重大影響。
此次文件中指出，建立健全分類評價體系，完善學術同行評價。它不能僅僅只是一句話，而應該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其中，必須很好地回答：同行評議包括哪些學術；同行評議的組織機構怎么組成、怎么運行；同行評議由哪一級機構來審批，它的權限是什么；以及很多評審是行政性的評審，學術同行的評議是否有效？不解決這些問題，同行評議制度很難真正發揮作用。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