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國際科技創(chuàng)新合作，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兩院院士大會上強調：“不拒眾流，方為江海。自主創(chuàng)新是開放環(huán)境下的創(chuàng)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氣、借八方之力。”
積極融入全球創(chuàng)新網絡，科技開放合作邁出主動布局“新步伐”，是“十三五”以來，我國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成就之一。
面向“十四五”，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促進科技開放合作”“更好發(fā)揮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作用”。
那么，一線科學家如何看待開放合作對科學創(chuàng)新的意義？良好的國際合作有哪些重要因素？當前國際形勢日趨復雜多變，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創(chuàng)新網絡？就此，《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了多位代表委員。他們分別是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建宇，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吳立新，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曹曉風和全國政協(xié)委員、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測實驗首席科學家張新民。
科技開放合作是“必需品”
《中國科學報》：請就你參與的國際合作談談開放合作對科學創(chuàng)新的意義？
王建宇：科學合作有助提升效率，節(jié)省成本，促進相互了解。比如通過量子衛(wèi)星“墨子號”展開的洲際量子保密通信等國際合作，可以讓全球認識到中國量子科學研究的先進性。同時，國際合作中多人使用一項科學設施會讓其成本效益最大化，這也有助于在交流合作中擦出更多思想火花，推動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fā)展。
曹曉風：國際交流對科學發(fā)展有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我國科學發(fā)展到現在的水平，與上世紀80年代鼓勵留學政策和改革開放是分不開的。比如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等，我國植物學領域不下百人曾到英國約翰·英納斯中心（JIC）攻讀學位或做訪問學者，他們帶回了英國最先進的管理和科研傳承理念，也為中英科研合作搭建了橋梁。
在此背景下，2014年，在中英雙方科學家的推動下，中科院與JIC共建了植物和微生物科學聯(lián)合研究中心（CEPAMS）。現在，這個跨“兩國三地”（北京中科院遺傳與發(fā)育生物學研究所、上海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chuàng)新中心與JIC分別設立了3個園區(qū)）的聯(lián)合研究中心已經成為一個成功的國際合作范例。我們通過這一平臺招聘了許多優(yōu)秀科學家，包括外籍科學家和博士后，創(chuàng)造了更加國際化的科研環(huán)境，啟動了29項雙邊合作項目，在糧食作物的氣候適應性、挖掘中醫(yī)藥的抗癌潛力等領域產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響的成果。同時在合作過程中也帶來了更多的高層互訪，有利于知華友華。JIC主任戴爾·桑德斯因此獲得了去年的中科院國際科技合作獎。
張新民：基礎科學發(fā)展需要全人類的智慧，所以國際合作是必需的。“阿里實驗”的目標是探測原初引力波，這是一個重大科學問題，需要全人類的智慧。目前國際上的3個探測基地分別是南半球的南極極點觀測站、智利阿塔卡瑪沙漠觀測站和北半球的中國西藏阿里觀測站。只有南北合作，才能全方位的全天覆蓋。同時南北探測結果也可以相互檢驗。所以，國際合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吳立新：海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tǒng)，海洋科學研究需要來自各個學科領域的大量人員，以及衛(wèi)星、船舶、海洋設施和實驗室等昂貴的大型設施，這些研究資源分布在全球各地。如此復雜的學科交叉和龐大的資金要求限制了絕大多數國家的海洋科研能力。所以，國際社會在海洋科學領域形成了以大科學計劃為特征的開放合作局面。
比如，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試點國家實驗室運行5年來，圍繞全球海洋觀測、預測、氣候變化等戰(zhàn)略任務，深入實施國際化戰(zhàn)略，構建全球海洋科技合作朋友圈；與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的相關機構合作建立了國際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國際高分辨率地球系統(tǒng)預測實驗室、中俄北極研究中心；并發(fā)起全球海洋高端論壇，推動全球海洋觀測合作。可見，引領或參與國際合作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再比如，我國科學家提出的“海洋負排放國際大科學計劃”等，有助于提高各國海洋環(huán)境污染防治能力，增強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海洋治理等領域的影響力。
實力與貢獻是融入的前提
《中國科學報》：從近幾年的國際科技合作來看，中國科學家在其中的角色發(fā)生了哪些轉變？
王建宇：以前有很多國際合作的核心是技術引進，近幾年最大的變化是平等合作成為主流。我們有自己的核心人才、技術、設備，通過國際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比如目前我們與法國科學家開展的一個小行星探測項目，“以我為主”的合作方式很明確，項目、想法是我們的，請國外科學家來參與。
曹曉風：中國的植物科學已經走到了國際前沿，我國政府一直積極投入植物科學研究，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糧食安全始終是一個關鍵問題。正是看到了這一點，2010年，桑德斯一上任就主動找我們合作。通過把中英雙方在這一領域最優(yōu)秀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提高雙方的影響力，最終實現雙贏。
張新民：我們國家現在很支持國際合作，特別是“以我為主”的國際合作，阿里實驗就是這樣一個項目。目前，阿里項目已經成立了國際合作組，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牽頭，美國、歐洲及國內多家科研院所共同參與。這個國際合作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探測宇宙起源之初的引力波。
《中國科學報》：哪些因素有助于促進國際科技合作，讓我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創(chuàng)新網絡？
張新民：融入全球創(chuàng)新網絡，要有貢獻才有資格，所以要積極融入，首先應該發(fā)展我們自己。同時，在國際合作項目中，不僅要自己做得好，還需要相互尊重，大家應該是平等合作的關系。此外，大力發(fā)展的“以我為主”的國際合作項目，必須有一批能夠在國際上組織這些大項目的領軍人才，他們要有容納不同觀點的胸懷。
曹曉風：對于CEPAMS來說，一個比較有利的情況是其中大部分中國學者都有JIC留學經歷，大家都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合作過程中，大家遵循的原則是在科學上嚴謹、在文化上相互尊重，且相互信任。在這樣的大原則下，我們能夠非常好地組織每年的學術交流會等各式各樣的活動。
以開放姿態(tài)應對復雜挑戰(zhàn)
《中國科學報》：新冠疫情、日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正在影響國際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你對開展國際合作有何建議？
王建宇：無論新冠疫情還是其他因素，對國際合作的影響肯定是有的，但不能因此把國際合作放下，我們還是要用積極的姿態(tài)去應對。
吳立新：在全球性環(huán)境問題成為國際焦點的形勢下，中國要深度參與全球環(huán)境治理，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領域發(fā)揮引領作用，進一步加強與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家的合作，在雙邊和多邊、地區(qū)和全球等不同層面的談判和對話中，以開放與合作的姿態(tài)積極化解環(huán)境爭端。
《中國科學報》：科學家之間的民間學術交流對于促進國際合作有何意義？
曹曉風：盡管大環(huán)境存在不利因素，但在科學家層面還是要交朋友。我們要走自力更生、原始創(chuàng)新的道路，但同時也離不開國際合作交流。通過民間學術交流，可以讓科學家及時了解國際科研發(fā)展前沿，促進彼此交流合作。就像上世紀70年代“乒乓外交”推動中美兩國建交一樣，科學家通過民間交流的方式交朋友，也會在國家安全和經濟發(fā)展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應該盡可能地讓國外科學家“走進來”，讓國內科學家“走出去”。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