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來源： 《 人民論壇 》（2011年第11期）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的發展，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需要面對諸多挑戰：“特色老二”的壓力、需求結構的失衡、產業結構的缺陷、要素結構的約束、城鎮化的困境、收入分配的陷阱等。要增強憂患意識，主動適應環境變化，下大力氣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把挑戰變成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十二五”時期“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這是中央在深入分析世情和國情的深刻變化、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基礎上做出的重要判斷。
近一段時間，人們對“十二五”時期我國面臨的歷史機遇講得比較多，認為國際金融危機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和長期向好趨勢。今后5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相對穩定，國內資金相對充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發展的動能充足，宏觀調控政策回旋余地較大。“十二五”規劃的實施將給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經濟結構將進一步優化，經濟發展方式將加快轉變，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前景看好。
機遇總是與挑戰并存。忽視挑戰則有可能錯過機遇，甚至會喪失機遇。當然，分析挑戰可以有多個角度、多種分類，目前人們比較關注物價上漲、房地產調控、人民幣升值、地方債務等問題。這些挑戰有可能是壓力，是失衡，是缺陷，是約束，是困境，是陷阱。但是，只要我們增強憂患意識，主動適應環境變化，認清挑戰，直面挑戰，應對挑戰，下大力氣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這些挑戰就會成為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
第一個挑戰：“特色老二”的壓力
2011年適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過去100年特別是建黨90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在探尋強國富民的道路。建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回顧過去5年，在自然災害次第發生的情況下，我國經濟雖因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遭遇了增速下滑、通脹與通縮輪番登場、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的考驗，但仍順利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的任務，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2006～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從20萬多億元增加到39萬多億元，年均增長10%以上，經濟總量從世界第五位上升至第二位，2006年超過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06年突破2000美元，2008年突破3000美元，2010年接近4000美元。財政收入突破8萬億元，年均增長超過20%，5年期間翻了一番。糧食總產量連續4年超過1萬億斤，鋼、煤、水泥等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多年穩居世界第一位。外貿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貨物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一位，外匯儲備連續5年雄據世界第一位。我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雙雙上升到世界第三位。經歷了數百年衰落和迷惘、一百多年抗爭和奮斗之后，我國經濟總量終于進入世界第二位，中華民族迎來了偉大復興的曙光。
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經濟中心和重心已經發生過幾次更替，每次更替都是在西方內部轉移。即使具有基本相同的經濟體制、政治架構和文化背景，但每次更替和轉移也很不容易，往往要經歷長期競爭和纏斗，有時甚至還有殘酷的戰爭。遠的不說，上世紀全球經濟中心和重心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實際上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而這兩次世界大戰，無不是圍繞著爭奪資源、經濟利益和政治霸權而展開的。美國獲得世界老大地位以來，先是糾結老二以下諸國通過“冷戰”擊退蘇聯的挑戰，后是聯合老二以下諸國用“廣場協議”等手段約束日本發展。歷史事實證明，老二的位置十分尷尬，既面臨前后夾擊的“壓力”，又遇到來自各個方面的“麻煩”。
當今世界，關于中國崛起的討論已經有一段時期，“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此起彼伏。進入新世紀之后，“9•11”恐怖襲擊和隨后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新經濟泡沫破滅、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使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走下坡路。以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為標志，伴隨著經濟增長重心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轉移，世界性權力關系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新中國成立60多年積累起來的經濟分量，改革開放30多年來領先全球的經濟增長率，中國因素已經并將繼續深刻改變傳統的世界格局。由于我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濟體制、政治架構和文化背景與占統治地位的老大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有天壤之別，中國要站穩世界老二的地位，發展“特色老二”的實力，通過和平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會遇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麻煩”。
未來一個時期，國際經濟形勢更加錯綜復雜，世界經濟治理體系也面臨新的調整。面對中國地位的變化，西方發達國家顯然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一些國家并不甘心逐漸衰落。迄今為止，西方發達國家的許多金融機構還有大量損失尚未減記，引發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根本解決。美國經濟雖然實現了正增長，但還不夠穩定。發端于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的主權債務危機，依然在拖累著歐洲經濟復蘇。日本經濟1991年開始的資產泡沫破裂引發的全面金融危機導致近20年來長期的經濟蕭條，至今沒有太大恢復。發達經濟體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只能在低位徘徊，短期難以再現昔日輝煌。隨著我國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分量和地位的上升，針對我國的國際壓力明顯加大，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強化，人民幣升值壓力預期日趨加重，“熱錢”大量流入，加上非經濟因素干擾不斷增多，導致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在度過國際金融危機最艱難階段之后，對中國突出貢獻的贊譽言猶在耳，“同舟共濟”的承諾還信誓旦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始防范、圍堵、遏制中國。撇開政治、軍事、外交不說，單是在經濟上就有許多動作。近來，西方發達國家把貨幣貶值作為促進刺激經濟的重要手段，繼歐元大幅貶值后，美元也大幅貶值，日本強力干預匯市。不久前，美國參議院通過一個強迫人民幣升值的法案，威脅將征收27.5%的關稅。幾個月前，美國再次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企圖通過美元貶值沖銷美國債務。由于美元既是國內貨幣，又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貨幣和儲備貨幣，美元貶值肯定造成全球性通貨膨脹。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我們要迎難而上，有效化解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二個挑戰：需求結構的失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需求拉動，消費尤其是國內居民消費成為經濟發展中的最大“短板”。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再一次暴露出需求結構失衡的問題。
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及時抓住經濟全球化發軔之初的大好機遇，創造性地用好用足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有利條件，充分發揮廉價勞動力、土地和資源低成本比較優勢，主動承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通過“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實現了經濟起飛。1978～2010年，我國對外貿易平均增速約為20%。上世紀90年代，我國外貿依存度達到40%左右，2007年達到66.2%。2010年出口總額高達15.78萬億元，超過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貨物出口躍居世界第一。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拖累外部市場需求萎縮，表明我國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長期把經濟發展的基礎主要奠定在出口需求上。由于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發達經濟體在這場危機中加速調整外部不平衡，全球供需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貿易保護有所抬頭，加上國內勞動力和資源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制約，未來我國出口難以再現前些年持續快速增長的風光。
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潛藏風險。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靠投資需求推動，增加投資成為驅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手段。1978～2010年，資本投入年均增長超過11%，年均貢獻率達到50%以上。2003～2008年，投資率年均超過42%。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我國把擴大政府公共投資作為刺激經濟增長最主動、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手段，2008～2010年僅中央政府就新增公共投資1.26萬億元，推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67.58萬億元，其中2008年17.28萬億元、2009年22.48萬億元、2010年27.81萬億元，分別相當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55%、67%、70%，2009年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5.2%。一些地方政府為投資而投資，基礎設施過度超前。因擴大投資也加劇了產能過剩和信貸擴張，產生了地方債務和通脹壓力等消極后果。
消費不足是內需的最大頑癥。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居民消費保持了較快增長，但卻低于同期經濟增長，更低于投資增長和凈出口增長，消費與投資失衡越來越嚴重。由于居民消費慢于經濟增長，使居民消費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2009年下降為35.1%，下降了12.7個百分點，遠低于美國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近兩年來，雖然國家采取了許多措施擴大國內居民消費，但效果并不明顯，201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比2009年還回落2.1個百分點。由于市場不成熟，未來消費市場還存在由外商和舶來品主導的危險。
“十二五”時期，怎樣駕馭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實現從投資大國、制造大國、出口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下大力氣降低投資率，穩定出口率，提高居民消費率，優化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推動出口貿易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提高轉變，就成為需求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
第三個挑戰：產業結構的缺陷
建國之后，我國經濟發展從工業化起步，更多依靠第二產業主要是制造業拉動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偏重第二產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逐步擺脫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發展水平較低、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的局面，但還存在一次產業不穩、二次產業不強、三次產業不大的問題。
第一產業不穩。建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產業的地位得到加強，但農業、采掘業等基礎產業抗風險能力較低等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關鍵是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強化農業基礎設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不是削弱農業。我國人均耕地1.38畝，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要以占全球7%的耕地養活占全人類22%的人口。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現代農業的中心功能就是確保糧食安全。目前，農業基礎設施、農業勞動力科技文化素質、農業組織化程度、農業科技推廣服務、農業管理體制等方面還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農業生產成本持續攀升、種糧比較效益偏低、農民增收仍然困難，已經影響到了糧食安全保障水平。
第二產業不強。長期以來，我國比較重視制造業和重化工業發展，傳統制造業比例偏大，現代制造業比例偏小；普通資源型產業比例偏高，技術含量產業比例較低；重工業增速持續快于輕工業，鋼鐵、電力、有色、化工等重化工業高速發展。目前我國雖然逐步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和“世界工廠”，但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部件加工制造和勞動密集型裝配環節，在全球產業鏈上仍然處于中低端，先導性高技術領域科技力量薄弱，很多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缺少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管理方式粗放，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十分突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使產能過剩問題暴露無遺。在實施一攬子計劃過程中，一些本該淘汰的落后產能又恢復生產，在壓縮庫存同時，又出現了新一輪產能過剩，部分產業出現逆向調整，致使傳統的粗放式擴張重新顯現。
第三產業不大。“十一五”時期，我國第三產業雖然實現了較快發展，但總體上仍然明顯滯后。2010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5年的40.5%增加到42.9%，提高2.4個百分點；服務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從2005年的31.4%增加到34.8%，提高3.4個百分點；但并沒有完成“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分別提高3個和4個百分點的目標要求。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69%的水平，更低于經濟發達國家平均72％的水平。服務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與國際水平比較差距更大。服務業內部結構也不合理，2009年，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信、批發零售、住宿和餐飲等服務業部門增加值在服務業中占比仍高達36%，生產性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緩慢，服務業供給能力和水平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世界各國產業結構演變的基本趨勢，都是從第一產業依次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轉移。目前，為走出金融危機陰影、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各國爭相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領域創新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進一步加大。“十二五”時期，我國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增長建立在三次產業協同帶動的基礎上，建立在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的基礎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產業結構、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才能在未來國際競爭格局中贏得主動。
第四個挑戰：要素結構的約束
經濟高速發展依賴大量的能源、土地、礦產等資源，也會給環境和生態帶來負擔。從要素投入結構看，人口紅利面臨拐點、資源趨于不足、生態環境承載能力脆弱已經成為我國基本國情的新特征。發達國家在幾百年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人口、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在我國現階段集中出現，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約束因素。
人口紅利面臨拐點。經過多年艱苦努力，我國有效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進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人口數量問題已經轉變為質量問題和老齡化問題。在人口質量方面，最主要是由于嚴格控制生育，城市生育率降下來較大，但農村超生人口卻比較多，加之教育難以及時跟上，影響新出生人口素質。在人口老齡化方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歲以上人口已達到8800多萬人，占人口總數6.96%，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65歲以上人口超過1億人，占總人口數7.7%。我國在不到20年時間內便進入發達國家近百年才出現的人口老齡化狀態，成為老齡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在未來10年內，我國65歲以上人口將達到1.12億，占總人口12%左右。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少子化與老齡化“雙鬼”拍門，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出嚴峻挑戰。
資源趨于不足。雖然我國“地大物博”，但主要資源人均占有量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甚至還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的基礎上。2009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美國的2.9倍、歐盟的4.3倍、日本的4.9倍。主要資源性產品消費占全球總消費的比重，明顯大于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經濟的比重。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8.5%，但消費的鐵礦石、粗鋼、氧化鋁和水泥占世界消費總量的比例卻分別達到54%、43%、34%和52%。水資源和土地資源消耗也很大。受價格因素影響，資源消耗的成本壓力會越來越大。維持經濟高速發展需要盡可能使用有效的廉價資源，但目前價格合理的資源并不多。隨著發展標準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資源約束日益增強。
生態環境承載能力脆弱。與許多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增長付出了過高過大的生態環境代價。由于“十五”期間節能減排指標沒有完成，“十一五”規劃把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指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由于沒有建立起長期有效機制，為遏止2010年第一季度能耗反彈趨勢，在國務院三令五申高壓之下，一些地方甚至發生拉閘限電現象，敗壞了節能減排的名聲。目前，我國的水、土壤、大氣已經部分嚴重污染，許多地方生態環境嚴重惡化，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接近極限，原有的高排放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十二五”時期我國仍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高速發展期，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近幾年來，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國際斗爭的主要內容。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的行動目標。“十二五”規劃把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氣候變化”實質上首先是滿足發達國家的利益。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訂后，美國一直拒絕加入。奧巴馬上任后改變策略，也是為了讓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承擔義務和責任，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獲得商業利益。在坎昆會議上，日本要求重新制定游戲規則，就是要強迫中國在“碳減排”上付出代價。最近美國醞釀對風電設備補貼問題進行調查，也是為了與我國爭奪市場。由于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主要使用石化能源，對我國更為急迫的威脅是生態修復和環境保護問題，而不是地球變暖問題，因此我們要警惕“被氣候變化”，同時還要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積極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廣低碳技術，增加森林碳匯，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增強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第五個挑戰：城鎮化的困境
我國城鎮化經歷了曲折復雜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到2009年底，我國城鎮化率達到46.6%，比1978年提高28.7個百分點。我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城鎮化歷程，實現了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同時也要看到，城鎮化進程中出現城鎮化落后于工業化、人口城鎮化落后于土地城鎮化等問題。
城鎮化進程落后。建國以來，我國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嚴格控制城市發展，影響了城鎮化進程。目前世界城鎮化率平均已近50%，發達國家一般都在75%以上。2009年底我國城鎮化率雖然達到46.6%，但還低于世界上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根據測算，我國城鎮化水平比工業化水平至少低15個百分點。城鎮化滯后不僅嚴重阻礙工業和農業現代化進程，而且還引發了諸如工業鄉土化、農業副業化、離農人口兩棲化等問題。在6.07億城鎮常住人口人中，不僅包括大約1.6億在城市流動打工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還包括約8000萬在城郊居住生活的農民，還有約4000萬因城市擴張被征用土地剛剛轉化為城鎮戶口的郊區農民，將近一半城鎮常住人口并沒有真正融入城鎮生活，并未真正城鎮化，實際仍屬于“準城市人口”。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80后”、“90后”農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備受關注。
城鎮化質量不高。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很多大城市是在中小城市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又是在鄉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傳統的城鎮化模式往往以城鎮核心區為中心向周邊“攤大餅”擴展，老城區改造“拆”字當頭，許多城市重復布局，產業雷同，失去獨特風貌和傳統形象。一些城市不斷修改城市規劃“重新定位”，縣想壯大成市，市想升格為中心市。據公開資料，目前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大都市”，有50多個城市在建設“中央商務區”，還有10多個城市在建設“金融中心”。由于城市規模無限制擴大，城市人口迅猛增長，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城市中心集聚，引發了許多城市病。例如，一些城市能源、資源短缺；一些城市環境污染嚴重，工業和生活污水、固體廢棄物以及廢氣的排放量大量增加，汽車等交通工具帶來噪音污染，建筑玻璃、金屬以及景觀燈飾帶來光學污染；一些城市道路、公共服務設施、地下管網設施、垃圾處理設施、污水處理設施趕不上城市人口快速增長步伐，交通擁堵、地價房租昂貴，嚴重影響到城市居民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
鄉村凋敝衰落。在城鎮化進程中，由于一些城市建成區盲目擴張、大規模圈占農地，導致大量農田和自然土地被低密度開發，嚴重損害農民利益。“土地城鎮化”更多反映了土地財政的強大刺激，而不是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的真實需求。鄉村工業越來越失去競爭力，新興產業逐步向大中城市和工業園區、新技術開發區聚集。巨大的城鄉差距，讓許多年輕人不愿再生活在鄉村，“產業空心”、“年輕人出走”等因素，造成了一些鄉村的凋敝和衰落。
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強大動力。“十二五”時期，城鎮化仍將保持快速發展態勢。必須遵循城鎮化發展規律，注重對城市發展區位、時序、速度、質量進行引導和調控，統籌規劃，循序漸進，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強新農村建設，即使城鎮化率提高到目前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我國仍將有4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必須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同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
第六個挑戰：收入分配的陷阱
“十一五”時期，我國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取得重大進展。2005～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實際增長10.2%，比1978年增加45倍。全面取消了農業稅，國家財政不斷增加對農民的各種補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實際增長8.3%，比1978年增加近40倍。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3597萬，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3.8%。居民生活質量逐步提高，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36.7%下降到36.5%，農村居民家庭由45.5%下降到41%。私人汽車擁有量從2006年2333萬輛增加到2009年4575萬輛，移動電話用戶從4億戶增加到7億戶，2010年更突破了8億戶。
同時也要看到，這些年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存在一些問題：財富分配過分向企業、向資本、向政府傾斜，勞動報酬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且差距不斷拉大，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呈持續下滑趨勢。1992年，居民、企業、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67.8%、13.2%、19%，到2007年分別變為49.7%、26.7%、23.6%，居民收入增長遠落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社會階層之間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不僅造成投資與消費不平衡，而且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地區之間發展懸殊。從全國范圍來說，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西部貧困地區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人員、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更多地流向東南沿海地區，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在全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目前，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個經濟區域的規模已經占到全國經濟總量的48.6%左右。不同區域城鄉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生活條件以及居民收入水平之間也有較大差距。
城鄉之間發展差距拉大。我國農業基礎薄弱的局面并沒有改變，糧食增產面臨制約，農民收入缺乏新的增收渠道。在城鄉之間，農村居民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比重，從1983年的66.9%下降到2007年的27.3%。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相差209.7元，兩者之比為2.57：1。200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到2.79：1，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則拉大到3.23：1。如今，許多城市像歐洲，許多農村像非洲。
社會階層之間收入不公。據一些學者調查分析，近年來工資向壟斷行業職工傾斜，薪酬向企業經營管理者傾斜。在城鎮居民內部，收入最高20%家庭與收入最低20%家庭人均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3.61：1，擴大到2006年的5.56：1。在農村內部，則由6.47：1擴大到7.17：1。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擴大到23倍。有的地方勞動關系沖突顯化，勞資矛盾有所上升。
經過幾十年快速發展，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接近4000美元，進入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收入差距較嚴重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警戒線（收入差距較大），目前已接近0.5（收入差距懸殊）。由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分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群眾不滿。由于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夠，社會保障體系在不同群體、不同地區和城鄉之間“碎片化”問題突出，住房、食品安全等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尚未得到很好解決，社會矛盾可能進入多發期，處理不好可能導致嚴重社會危機。
收入分配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十二五”時期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就是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就要求我們在積極做大社會財富“蛋糕”的同時，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強化稅收調節作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努力把“蛋糕”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