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科技日報 作者： 胡鈺
科技時評
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是中國科技發展中的老話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老話題。1985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現在要進一步解決科技和經濟結合的問題。”“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體制。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這段論述很清晰地表明，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必須雙管齊下，單靠任何一方都不能解決問題。在中國發展進入創新驅動的新階段，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再次成為焦點，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以更符合創新規律的方式來推動。
一、將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發展內生力量是建立科技與經濟結合體制的理論基礎
經濟學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倡導者索洛通過分析1909—1949年美國經濟數據發現，資本和勞動力只能解釋一小部分經濟產出，因此發現了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索洛因其貢獻獲得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在其理論中，把技術進步看作是一種外生的力量，這無法解釋為什么資本沒有出現從富國流向窮國的趨勢，以及為什么發展中國家不能通過拿來發達國家技術獲得進步。到了1980年代，以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經濟學家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學者發現，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的，技術創新行為取決于該經濟中的規則和制度。羅默進一步分析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得出結論認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創新或知識品，將直接關系到一國或地區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增長。羅默因其貢獻被1997年《時代》周刊評為年度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并被認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競爭者。
20世紀以來，科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得到各國普遍認同，但能否建立起科技與經濟有效結合的體制卻不容易。前蘇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西方國家競爭過程中，盡管意識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大規模增加科技投入，其研發支出占國民收入比重超過4%，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2%—3%的水平，但由于沒有把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力量，沒有建立起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制度體系，因此除了取得人造衛星等少數領域成就外，經濟競爭力沒有獲得明顯改善。
二戰以后，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亞洲“四小龍”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亮點，世界銀行將其冠以“東亞奇跡”并全面總結經驗。但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1994年發表文章《亞洲奇跡的神話》，認為東亞沒有什么奇跡，他們的快速發展，所依靠的無非是國內高儲蓄所提供的投資加上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所提供的勞動力，沒有依靠技術創新帶來的生產率提高，所謂的“東亞奇跡”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破滅。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應驗了克魯格曼的預言。克魯格曼因其貢獻獲得200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東亞經濟發展的教訓說明，沒有把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力量，沒有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制度體系，不可能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從過去數十年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中國技術進步緩慢，癥結不在于新技術無法取得，而在于制度存在缺陷。具體表現在：一方面，傳統增長模式的退出存在著多重體制性障礙；另一方面，技術的開發和利用、新增長模式的采用，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的支持。
進入21世紀，在新的發展階段，再談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我們不僅要將此看做科技界的問題，也要看做經濟界的問題，不僅要解決“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建設”的問題，也要解決“經濟建設依靠科學技術”的問題。事實上，要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就必須切實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全部經濟工作的根本理念。
二、技術創新是經濟活動，要以占據產業鏈高端位置、獲得高附加值為目標
IBM公司在解釋什么是技術創新時用了一個簡單的公式：創新=發明+市場價值。換言之，技術創新不是一個研發活動，而是一個經濟活動，研發只是創新流程中的一個環節。國際創新理論和經驗表明，研發靠近市場、靠近產業才能獲得成功。
筆者曾經調研的我國中小企業板的一家制藥企業，委托專家做研發，但拿來的成果卻是“原料比產品還要貴”的所謂成果。盡管專家發表了學術文章，但對企業來說，這種技術創新毫無用處白白浪費資金。事實上，不能把技術變成錢，就不是真正的技術創新。
在我國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進程中，急需技術創新支撐。這種需求不僅體現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也體現在傳統產業發展中。對技術創新來說，要能夠支撐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要的不是選擇做電腦產業還是做圓珠筆產業，而是選擇做產業鏈上高附加值的環節。做電腦如果只是組裝，依然沒有意義；做圓珠筆如果做筆頭、墨水，卻是很有價值。明確技術創新的經濟屬性，有助于明確技術創新的方向，關鍵是占據產業鏈高端位置，獲得高附加值。
三、以企業為牽頭開展產業共性技術研發，避免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被結合”
產業共性技術，出發點和立足點還是產業，是產業發展需要的技術。在推動產業共性技術研發時，首要問題是誰來牽頭？這需要把產業共性技術做分類：一種是基礎性的共性技術，一種是競爭性的共性技術，直接和產品掛鉤。對于前者，可以讓高校院所牽頭，但對于后者，必須明確由企業牽頭。從實際情況來看，后者的需求占多數，也更薄弱些。在中關村調研時，筆者就聽到許多企業家談到“被結合”的問題，高校院所牽頭，經費拿大頭，企業實際做項目，但卻拿經費小頭，這應該引起重視。
產業共性技術開發過程組織產學研合作，不能“拉郎配”，應是一種有機的結合、利益的扭合、市場的融合。這種深層次的緊密契合是合作開發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在合作過程中，堅持產學研各主體定位清晰，堅持企業主導研發過程，才能加快技術創新成果轉化應用，才能有效整合產學研力量，
從產業共性技術開發的出資上看，政府出資可以作為引子，不應是全部，也不應是大多數。要鼓勵企業資金作為主體進入，鼓勵社會各類資金進入，采取市場機制來組織。產學研合作的利益分配是決定產學研合作能否順利有效的重要條件，高校院所與企業利益分配問題，參與企業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參與企業和未參與企業的利益分配問題都要提前設計好。
四、改革科技評價和獎勵體系，由市場來檢驗應用導向的研究
科技評價和獎勵就是指揮棒，這個指揮棒直接決定了科技人員的行為取向。從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的角度看，改革科技評價和獎勵體系是引導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建設的重要手段。
對從事應用研究的科技人員的評價，不能單純地以論文來衡量。如果教師不以教學為主業，醫生不以看病為主業，工程師不以開發新產品為主業，所有科技人員都是去發論文，無法真正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實踐證明，應用開發類的科研機構轉企改制，激發了科技人員的創新意識、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促進了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這種改革方向應該堅持，鼓勵應用研究更好地面向市場、面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自主開展技術研發和創新。
應大幅度減少政府設立的科技獎勵，尤其是面向應用研究成果的獎勵。現在，對科技的重視越來越體現在設立各種獎勵和資助計劃上，其初衷是為了鼓勵科技人才健康成長，但過猶不及，結果卻是科技人才面對名目繁多的獎勵和資助計劃眼花繚亂。更重要的是，在評價應用導向的研究中，專家評獎遠沒有市場認可有說服力。筆者調研中就發現，一些優秀的技術開發者因為在市場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對政府獎勵很不關心，倒是一些只能在實驗室中出樣品、關心評職稱的研究人員更在意政府獎勵。
五、需求拉動對推動本土創新能力提升至關重要，要把市場作為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戰略資源
在2010年10月舉行的第八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上，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的C919客機獲得來自國航、東航、南航、海航等國內航空公司的100架訂單。這是給與本土創新產品的第一動力。試想，如果不是政府引導下的本土市場支持，誰會去采購對安全性要求極高的航空創新產品？
或許新產品會有不完善，但沒有基于市場的反饋，就沒有新產品的持續改進動力。在對待本國創新產品上，韓國給我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當現代汽車一問世，政府開始采購作為公務用車，當韓文OFFICE系統研發出來后，政府和學校率先使用。與其說韓國科技界的創新能力強，不如說韓國本土市場提供的創新動力更強。
對處于追趕進程的發展中大國來說，我國的創新成果必須找到應用者才能生存和發展，現階段其主要應用者不是國外市場，只能是本國市場。準確地說，國內市場資源已經成為我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戰略資源。我國的市場資源具有規模性、差異性、增長性的特點，這為我國的各類型、各層次創新活動提供了最寶貴的市場需求動力。要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就必須將市場資源的重要性提高到足夠高度，將應用環節視為與研發環節同等重要。
從企業技術創新的規律來看，政府研發資助只是外部條件，來自市場的對創新技術和產品的需求，才能激發企業技術創新的內生的、持續的動力。因此，啟動、發揮本國市場對自主創新活動的牽引作用，將市場應用作為自主創新實踐不可或缺的環節，對建立科技與經濟結合體制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