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產能過剩長效機制，并加大產能過剩等指標在政績考核體系中的權重。這為化解產能過剩指明了方向，我們要采取“長短結合”的措施，短期的思路應以化解和治理過剩產能為主，從長遠看關鍵要建立防范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
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產能過剩概念
一般認為，產能過剩屬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現象。產能過剩在經濟學上叫做過剩生產能力,是指成本最低產量與長期均衡中的實際產量之差。這個概念最早來自張伯倫,他在1933年出版的《壟斷競爭理論》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過剩生產能力的概念,并且認為壟斷競爭結構下的廠商往往會在還有過剩生產能力的情況下進行生產。依據張伯倫的理論模型，成本函數是在給定的一個特定時間內，由平均工資率、資本使用價格、產出水平決定的最佳運行時間的總成本,這個最佳運行時間下的產量為最佳生產能力,而在長期均衡中的實際產量與最佳生產能力之間的差異,可以用生產能力利用程度進行表述。當實際生產能力小于最佳生產能力時,就稱之為生產能力過剩。
另外一種產能過剩，是我國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由于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進程的不平衡，產品市場已經充分競爭且能與國際市場接軌，但生產要素市場如土地、礦產資源、資金、生態環境等定價機制不合理，造成工業等一些行業的過度資源配置；此外，由于投資體制的不合理和政府通過投資補貼、干預金融、減免稅等措施招商引資，誘導產業擴大投資的強烈沖動。上述因素導致產業過度投資以及市場協調供需均衡的機制難以有效運轉，進而導致系統性的產能過剩和經濟波動加劇。
區分兩種產能過剩概念的意義在于，將市場信息不完備的現實經濟與假定信息完備的理想狀態相比較，將體制機制不完善下市場主體行為扭曲和市場協調困難看作是市場自身的問題，很容易將兩種類型的產能過剩混為一談，并得出產能過剩是由于“市場失靈”的結論。對于曾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目前市場體系仍不健全的中國，一些看似“市場失靈”的產能過剩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對微觀經濟過度干預的結果。
產能過剩形成的原因分析
發生在我國工業領域大范圍、低水平的產能過剩問題，需從工業生產所面臨的市場需求、工業生產能力的形成機制、企業微觀機制建設、產業政策引導和產能過剩治理政策存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從工業所面臨的市場需求環境看，政府對經濟增長率的片面追求、以投資為主要動力的增長模式及其不可持續性，是導致眾多工業投資品行業產能過剩的直接原因。2002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及在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改革引發的需求拉動，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依靠資源投入和出口需求共同驅動的高速增長時期。這種依靠外部市場需求及國內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在宏觀經濟領域造成的不良后果，直接表現為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嚴重失衡。
其次，從工業生產能力形成來看，自然資源和生產要素價格扭曲和以補貼為主要方式的政府過度干預，對于推動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有顯著的推動作用。我國由于生產要素市場化推進滯后，政府對土地、勞動力、資金、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等要素價格的不合理定價，是我國資源過度開采、土地過度開發、環境過度使用、資本過度重化工業化、效率偏離最優路線的重要原因。
第三，產業政策的不當干預，是導致部分新興行業嚴重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政府替代市場選擇哪個產業應該發展。這個理論前提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是政府“正確”選擇產業所需要的知識，只有在市場的競爭過程中才能產生和獲得，其中分散的私人信息是不能加總、統計和用于經濟計算的。例如有些隱含經驗類的知識，不能通過語言、文字、形體、過程明確表達出來，只能從包含著這種知識的大量具體事例中去琢磨、感悟和意會。由此，政府選擇的最優產業往往是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能最終放棄具有“真正”比較優勢并最應該發展的產業。其二不能將“政府失靈”解釋為“市場失靈”，更不能打著“市場失靈”的幌子再次介入干預。
構建化解和防范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
如何化解產能過剩，從理論上說解決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強行“消腫”，二是擴大行業的市場需求，兩管齊下必然有效；但這樣做只能“治標不治本”。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需要采取“長短結合”的措施，短期的思路應以化解和治理過剩產能為主，從長遠看關鍵在于從固定資產投資形成機制入手建立長效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防止這種大規模、大面積的產能過剩在將來某個階段卷土重來。
首先，著力調整被扭曲的總需求結構，特別是提高消費率。提高消費率將為治理由投資需求拉動的產能過剩和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供“釜底抽薪”的市場環境。由需求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的邏輯，治理產能過剩、調整產業結構的前提是調整需求結構，即大幅度提高消費率，相應降低投資率，將有助于推動產能過剩行業向消費品生產領域或服務業轉型或進行產業升級。目前我國由于投資率過高，一些地方政府面臨著很大償債壓力，因而要對地方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給予一定的約束，改變各級政府過度利用行政力量推動產能擴張、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將地方政府從項目建設中節約的資金用于給企業減稅和提供公共服務，有利于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并促進居民消費。
其次，應大力推進完善市場體系，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完善市場體系，重點是深化基礎產業和土地、礦產資源、勞動力、金融等生產要素的改革，使市場更大范圍、更為有效地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其中推進基礎產業改革、土地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改革尤為重要。從今后的改革方向看，基礎產業改革的重點是放寬準入，形成競爭性市場結構，同時在自然壟斷環節形成有效監管，才會獲得市場驅動而非政府驅動的健康經濟增長且有利于舒緩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和過度競爭。
第三，放松市場管制，構造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充分發揮企業微觀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作用。應推進政府的簡政放權，各部門通過制定負面清單“非禁即入”的方式，放松對微觀經濟的過度管制，促進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要推進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
第四，建立最嚴格的、不可逾越的、有效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體系，推進生產單位環保成本內部化，防范高消耗、高污染產業的過度配置投資。具體來說，要健全資源環境的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編制資源環境資產負債表，明晰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測度和計量，設置生態保護紅線，并對領導干部實行資源環境離任審計，建立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度。推進綠色GDP核算體系，GDP增長中，扣除資源環境損失以及治理、恢復資源環境所需要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