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正當美國華爾街哀鴻遍野之時，中國央行也在幾乎沒有任何跡象的情況下，作出了政策調整的決定。中秋剛過，央行即宣布將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27個百分點，將中小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1個百分點。
本次央行貨幣政策的變動，盡管不能視為從緊貨幣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向，但這個“雙降”舉措，反映出貨幣政策的松動，其結構性調整的意味十分明顯。
正如央行在本次政策聲明中所稱，此次降息以及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均貫徹了結構性調整的原則：其一，這體現在僅下調人民幣貸款利率，而存款利率保持不變。一般而言，在通脹時期，居民是根據實際存款利率水平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的。這說明在通脹狀況尚未取得根本性好轉的情形下，央行在降息時非常謹慎，以防止改變居民的通脹預期。
其二，這體現在越短期限貸款的基準利率水平下調幅度越大。這樣的政策選擇，折射出央行試圖改善貨幣市場上的流動性狀況，但同時又不愿顯著降低居民定期存款的意向（當然，這對于通過降低利差遏制熱錢流入也有幫助）。
其三，規模最大的六家全國性商業銀行被排除在本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之外，體現了有保有壓的原則。畢竟，由于絕大部分中國居民是選擇到大銀行儲蓄，大銀行的融資成本較低、融資來源較豐富，發生流動性約束的可能性更低。
另外，對于汶川地震重災區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這體現了央行利用結構性貨幣政策來促進災區重建的策略。
在我們看來，央行這次降息以及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尚不能成為市場判斷央行從緊貨幣政策發生根本性轉向的充分理由。但貨幣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
一方面，考慮到市場上資金面的緊張程度，目前市場上人民幣貸款的平均水平應顯著高于基準利率水平。只要信貸額度上沒有顯著放松，貸款利率水平的微調既不會顯著改變市場利率水平，也不會顯著改變企業的融資約束。
另一方面，考慮到六家最大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的存款數量占到全國存款數量的絕大部分，因此本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能夠釋放的資金余額也將是有限的。目前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最大的約束在于信貸額度。只要信貸額度沒有進一步放松，即使富余資金增多，也難以用于新增貸款。
不過，央行此次放松貨幣政策，體現出了貨幣決策部門對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看法發生了一定的轉變。從宏觀面看，CPI首次下降到了一年多以來的5％以下；隨著國際油價以及糧價的回落，PPI也失去了進一步增長的動力；國內投資和凈出口的實際增長率均顯著下滑，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為負；股市一路下行，樓市成交量也非常慘淡。因此，央行有理由對于目前的貨幣政策組合作出調整。
當然，也應該看到，目前通脹仍有一定的壓力；美國“兩房”危機以及雷曼兄弟、美林等金融機構的危機，使得本輪美元升值趨勢非常脆弱；國際能源與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也有可能卷土重來，并重新推高中國的PPI乃至CPI。同時，出口的增速8月份明顯反彈，而且絕對量依然處于歷史最高水平。因此，貨幣政策難以一下子顯著放松，而是須對應于有保有壓的調控目標，適時適量作出調整。
目前的結構性調整任務，在貨幣政策作出微調的基礎上，還應讓財政政策來配合實現。針對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形勢，相對寬松的財政政策理應成為宏觀調控下一步的選擇。在經濟形勢比較嚴峻的大環境下，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遇到了很多新問題和困難。而解決企業的難題，財稅政策是最有力、最核心，也是能最快見效的。稅收政策對于宏觀經濟來說，具有“內在穩定器”的功能。政府可以根據當前的經濟形勢，通過調整稅收政策來平衡社會總供求的矛盾，調節資本投向進而影響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實現國家的宏觀產業政策，保持宏觀經濟發展的平衡和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