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科技日報
編者按“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這是鄧小平對于國家高新區的寄語。20年來，國家高新區先行先試，以體制機制的改革為動力，以高端要素的集聚為源泉，以創新創業為支撐，照亮了中國，重塑著中國，并將在未來引領中國前行。本報報道組對國家高新區進行了長期的追蹤走訪，試圖通過對20年來科技經濟發展脈絡的梳理，展示中國創新之路的艱苦卓絕，并為轉型年代中國發展路徑提供一些參考。從今天起本報將連續推出這一系列報道。
美國《時代》雜志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在它6月7日推出的中國特刊上，用了一幅血紅色圖片來展示一條巨龍直奔天際。一點星光下，跳出了一排字來：下一個飛躍。
這是近年來世界范圍持續不斷的“中國話題”的最新表達。
從經濟接近崩潰到總量世界第二，在過去30多年里，中國到底發生了什么？
回答這個問題，要從鄧小平說起。
在晚年的時候，面對各國的發展浪潮，鄧小平決然發起了一場震驚天下的改革。
中國南部一個不知名的邊陲小鎮深圳，由此進入了世界的視野。在“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吶喊聲中，這里成為中國改革的先鋒。
這一束刺目的陽光，照亮了國人蹣跚前行的道路。
“中國在世界高科技領域應占有一席之地。”當鄧小平揮毫寫下“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誓言時，在科技領域與經濟領域之間，中國開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改革。
這場改革的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用20年時間在城市里建立起88家國家高新區，并由此生成了中國創造世界經濟增長奇跡的驅動力。
這場改革在1996年被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譽為“本世紀在科技產業化方面最重要的創舉”。
在城市里進行改革的探路者
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
只有覺醒的人，才敢于把命運握在自己手中。國家高新區正是覺醒的人在城市里“殺出的一條血路”。
從今人的視角回溯，1988年無疑是一個高光的年份。
經過10年思考，就在這一年，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被后人稱為“火炬司令”的李緒鄂，就在這一年，從航天工業部部長的任上調任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中國首家國家高新區——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中關村），歷盡了千難萬險，就在這一年，宣告成立。
夾雜著泥土的氣味，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就在這一年，步入了第10個年頭。
歸攏這些，人們不難發現，國家高新區在城市里進行的這場改革，相比農村里小崗村的改革，晚了整整10年。
原“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中央聯合調查組組長、中共中央辦公廳原副主任于維棟，這樣解釋其中的緣由：“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所有制的調整，要比農村復雜得多，困難得多。”
這也就注定了在城市里進行改革，國家高新區要經歷諸多磨煉。
2012年夏天，國家高新區曾經的管理者、原科技部火炬辦主任王瑞明，道出了一段往事：“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興起了一場科技革命浪潮，比如英國的‘阿維計劃’、法國的‘技術躍進計劃’、日本的‘人類高新技術領域研究計劃’，中國被這一系列計劃包圍著。”
為了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組織實施“火炬計劃”，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這是國家高新區成立的一個大背景。在此前若干年里，中國喪失了太多的機遇。
——歐洲人把蒸汽機大規模應用于工業生產時，我們在大興土木興建頤和園。
——歐美加緊信息技術與生物工程開發時，我們沉淪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
當然，在舉國體制催生下，中國也不乏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但由于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科研與生產嚴重脫節，我國高新產業落后于發達國家大約50年。
中科院計算所工程師王洪德，說出了科研人員的痛苦：“在一個封閉科研系統中工作，距離生產實際遠遠的，天天過著一種懶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項任務那么多人分，一人一點點，人人吃不飽。”
為了改變這種現實，他遞交了“五走報告”：借調走！聘請走！調走！辭職走！開除走！
隨著改革開放氛圍的一點點濃厚，一批批知識分子，“扔掉鐵飯碗，端起泥飯碗”。改革的能量從破裂的象牙塔中釋放出來。
國家高新區的成立順應了這樣的大勢，打開了一扇創業的大門。
1988年8月6日，能容納3000人的北京展覽館劇場里，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副主任胡定淮宣讀了《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的內容。
在剛剛成立的中國首家國家高新區里，頒布了“十八條”核心政策，比如，減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當時一般企業所得稅率為55%，1991年第一批國家高新區成立時為33%）；新技術企業自開辦之日起，3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
這些讓臺下的創業者“熱血開始沸騰”。中關村的改革很快影響到全國。
1991年3月6日，國務院12號文《國務院關于批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正式發布，批準設立了26家國家高新區。
當年4月，國家高新區的創業者在北京聚集，觀看了鄧小平欣然命筆“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電視片。他們成了中國新一輪改革的探路者。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先驅
摘掉“紅帽子”，盡可能讓創業者有其股。
國家布局沒給高新區帶來多少財政支持。實事求是地講，發展高新產業需要大量投入，但在當時我國財政拿不出那么多資金來。
為了讓高新企業盡可能享受稅收優惠，“火炬司令”李緒鄂，數次帶領司局級干部，前往相關部門游說，坐足了冷板凳。
這也讓李緒鄂堅定了一點，“不能在‘優惠’上相互攀比，而應當更多地寄希望于更新思想觀念”。
掂量著40萬元經費，望著2.5平方公里等待開發的土地，成都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張學果心里不停地打鼓。
他粗算了一下，開發1平方公里，至少需要1.5億元。
想來想去，沒有出路，他干脆去找市長。
“好，我支持你！”時任成都市市長刁金祥，從口袋里掏出200塊，遞給張學果。
那些無法安睡的晚上，他傷透了腦筋。終于，他想到了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集資金的辦法。
20年后，古稀之年的張學果，回想往事時最大的感受是“要靠自己想辦法”。
面對一場沒有國家財政撥款的改革，國家高新區注定要在內外部撞擊下，尋求新的坐標系。
“小政府，大社會”，成了國家高新區的一種現實選擇，這也讓它別于衙門做派的行政部門，為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自愿組合、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缺少財力的國家高新區，在計劃經濟的鐵幕上，為創業者劃開了一道市場經濟的口子。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時，首家國家高新區中關村已探索了4年，首批國家高新區已探索了一年半。
時任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辦公室主任的胡昭廣認為，尋找著摘掉“紅帽子”的出路，成為那一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突破。當時，幾乎全國所有企業，都有一頂“紅帽子”——不是“全民的”，就是“集體的”。
當時，鄧小平南巡講話剛剛結束，姓“公”還是姓“私”的攔路石仍然存在。
多年后，胡昭廣主編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戴紅帽子’的企業碰到了一個兩難問題：一方面，假若堅持遵循集體所有制企業有關規定，企業的公共積累就應歸本企業勞動群眾集體所有，這一部分財產在償還了初始投資人的本金及3年利息后，就與初始投資人無關了；另一方面，假若遵循‘誰投資誰所有’的原則，把企業的公共積累放在初始投資人名下，那么，這家企業與私營企業就沒有區別了，私營企業又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人們普遍排斥的。”
作為改革先鋒，國家高新區沒有陷入這樣一個死循環。
1994年7月，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進行了兩項改革：把“誰投資誰所有”的原則用在改造為股份合作制的初始投資人身上；提出了“兼顧科技人員及全體職工在資產積累過程中的貢獻”的產權界定原則。
在“蘇南模式”的發源地，蘇錫常的國家高新區里，擁有中國最早一批吃螃蟹的鄉鎮企業。在無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行，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里基本完成了企業改制，股份制企業數量大規模膨脹。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中國高新區并未像硅谷一樣，突破“誰投資誰所有”的產權原則，但在中國計劃與市場的糾結中，這里確實先人一步，把創業者的價值與企業價值捆綁在了一起。
摘掉“紅帽子”，盡可能讓創業者有其股，這是知識經濟產權原則對傳統工業經濟產權原則的突破。
轉型升級的先鋒部隊
用改革解決改革中的問題，用發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改革先鋒必然最先遇到改革的瓶頸。
在新世紀吐露曙光時，中國博得頭彩：奧運申辦成功；正式加入世貿組織。
中國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將與國際同行平等競爭；政策優惠將逐步消失。同時，高新技術產業自身，高速發展帶來的種種矛盾，集中顯現出來。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遭遇了嚴冬。
網絡泡沫破滅，納斯達克崩盤，深受世界經濟影響，中國經濟一度下行。
中國最知名的兩家高新技術企業：中關村的聯想和深圳的華為，為國家高新區敲響了警鐘——
“貿工技”戰略，曾是中國企業最現實的選擇，催生了聯想在世界PC領域的巨頭地位，但其“低成本”的優勢，在新時代的競爭中搖搖欲墜；在華為年銷售額220億元、利潤29億元時，當家人任正非大談危機，寫下了那篇震驚全國的《華為的冬天》：“沒有預見，沒有預防，就會凍死。那時，誰有棉衣，誰就活下來了。”
從聯想和華為放大到全國，“貿工技”帶來了各地的粗放增長。10年發展過后，國家高新區出現了“土地饑渴”。很多人疾呼，土地得不到解決，長遠發展將成空話。
2001年9月16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所在城市市長座談會在武漢召開。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的書面講話被當眾宣讀。在肯定高新區貢獻的同時，他提出了一個新任務：“二次創業”。
10年前的國家高新區已面臨轉型。作為中國的改革先鋒，國家高新區今天遇到的問題，就是國家明天要遇到的問題。
在武漢會議上，時任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對“二次創業”進行了闡述：從注重招商引資和優惠政策的外延式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創新的內涵式發展轉變；從注重硬環境建設向注重優化配置科技資源和提供優質服務的軟環境轉變；產品以國內市場為主向大力開拓國際市場轉變；產業發展由小而分散向集中優勢、加強集成、發展特色產業和主導產業轉變；從逐步的、積累式改革向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律的新體制、新機制轉變。
作為“五個轉變”的起草者之一，時任火炬中心主任趙玉海認為：“中國高新區在過去20年走出了一條獨一無二的路。二次創業是國家高新區的一次變革，這樣的實踐是先于理論存在的。”
這些聲音都明確地傳遞出一個信號：從橫向空間拓展轉變為縱向能力提升，國家高新區才有出路。
國家高新區需要進行新一輪改革。
溫家寶總理為其指明了方向。
2005年6月，溫家寶在中關村調研時說：“就像車馬炮一樣，只要勇往直前，與日俱進，跨越發展，國家高新區就一定能辦好、辦出特色。”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溫家寶親自為高新區戰略定位：促進技術進步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帶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強大引擎、高新技術產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服務平臺、搶占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制高點的前沿陣地。
國家高新區根據不同稟賦，分別向“世界一流園區”“創新型園區”“特色產業園區”三條路徑進發。
在“四位一體”戰略指導下，一場事關經濟發展全局的結構布局悄然展開。
制勝未來的中國增長極
塑造21世紀全球話語權，要對原有體系再次改革。
轉型年代是痛苦的年代，舊的逐步消亡，新的還在分娩；
轉型年代是競爭的年代，優的淘汰劣的，先發制約后發。
在21世紀里尋求發展，國家高新區就要肩負起新的使命：塑造中國在全球的話語權。這要對原有體系再次改革。
對于國家高新區的長期關注，讓國家外國專家局原局長馬俊如提出，全球86%的研發投入，90%的研發活動，95%的發明專利，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全球6萬個跨國公司，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的。
這與《國家高新區“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的判斷正相吻合：原創性創新和集成創新成果不多；處于高端和全球主導權的產業偏少；尚未形成跨部門、跨區域的政策協同機制。
在馬俊如看來，縮小中外高新區的差距，要創建世界一流園區，扶持幾個世界級企業，造就幾個世界級企業家。
面對即將到來的國際競爭格局的轉變，國家高新區從“一大一小”上尋求突破。
所謂“一大”，就是鼓勵行業巨頭進行并購。2011年，中關村實施《并購支持資金管理辦法》，對并購發生的法律、財務等中介服務費用給予最高50萬元的資助。在全球并購總體放緩態勢下，這里的并購額超過2008—2010年3年并購金額之和。
所謂“一小”，就是在“種子”質量上下功夫。舉國上下都在引進高層次人才、高品質企業上投入重金。而這些成果大多落戶國家高新區。20年前，國家高新區打破了圍墻，科研人員可以自由進入經濟主戰場；20年后，國家高新區再次在人的問題上進行改革。
南京正在推行9條改革，其中職務發明成果的所得收益，重新點燃了科研人員的創業熱情。
在中關村里，針對國有及國有控股的院所轉制企業、高科技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以科技成果入股的企業，進行股權和分紅激勵。
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國家高新區不斷進行改革。
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確限制的，都要敢于創新，勇于嘗試；凡是在別的地區行之有效的，都可以拿來借鑒，進行有針對性地消化吸收再創新。
國家高新區設立之初，意在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環境下運行的“小特區”——“特事特辦、特事特批”，但作為地方政府派出機構，國家高新區在地方條塊分割中有“權”無實。
火炬中心在深入調研后認為，可以借鑒國內外經驗，國家、地方、園區主管部門聯合治理。一場“聯合治理”的戰役隨即在國家高新區打響。
對于國家高新區的未來，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表示，國家高新區要成為國家和區域自主創新的戰略高地，要建立公共服務平臺，培養創新人才，形成創新環境；國家高新區要成為創新驅動和科學發展的先行區，探索科技、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新機制和新模式。
在20世紀最后10年，中國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利益糾纏，開啟了科技體制改革的大門。
中國改革，加速了“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步伐；造就了一批科技型企業，并把他們推向國際前沿。
也許，“中國創造”尚顯弱小，一時難與國外巨頭抗衡；也許，中國企業家仍需錘煉，才能在全球競爭中制勝。
但中國崛起的火種早已點燃。就像《時代》雜志所言：超過80%的中國人認為中國經濟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同期認為美國經濟向好的美國人只有48%。
因為改革，國家高新區得以生存和發展；因為改革，國家高新區給中國帶來了未來和希望。
集聚：火炬重塑中國
——國家高新區20年探索風云錄之二
http://www.stdaily.com 2012年06月29日來源： 中國科技網作者： 談琳 韓義雷 張琦
2004年6月，一個由硅谷銀行帶領的21人考察團悄然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在投資界看來，這21人的陣容豪華程度相當驚人，囊括了包括創業邦合伙人Jim Breyer、凱雷總經理Robert Grady、DCM主管合伙人Dixon Doll等美國主要投資機構“大佬”的頂級風險投資家，他們旗下管理的資產超過500億美元。
聯想、百度、華為、中興、中芯國際、當當、盛大……6天行程中，考察團馬不停蹄地參訪了中關村和上海的高新區企業。
“我們看到了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地方，這讓我想起幾十年前的硅谷。”考察結束后，Robert Grady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說，“我們很快會回來。”
此后幾年間，考察團成員果然或先或后走進了中國市場。
資本的嗅覺最為靈敏。
20年前，國家高新區在一片荒蠻中起步，人才、技術、資本、市場……點滴集聚，艱苦卓絕。
20年后，當年的星星火種已成燎原之勢，從高地眺望高地，以高端凝聚高端，那些非凡的要素已經成為大國崛起的標志和動力。
制度破冰：把科技創業者的激情釋放出來
1988年8月6日，能容納3000人的北京展覽館劇場被擠得滿滿當當。
劇場一角，國務院機關事務局年輕的公務員王文京聽著臺上宣讀鼓勵創業的“十八條”優惠政策，熱血沸騰。他毫不猶豫辭去公職，借了5萬塊錢和朋友在白頤路租了個9平方米的房間開始創業。
13年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里，“用友軟件”連同王文京已逾50億元的身家。
同樣是民營科技企業，同樣是在中關村，僅僅早起步幾年，陳春先、柳傳志創業的艱難多了層含義。
上世紀80年代，計劃經濟依然鐵幕森森，“抽屜”常常是科研成果最終的歸宿。民營科技企業被許多人視作“皮包公司”，稍不小心，“投機倒把”“走私”……污水就會瓢潑而來。
黎明伴著“高新區”的概念到來——
1988年5月，國務院制定《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出臺，鼓勵在智力密集型地區興辦高新技術開發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3年后的1991年3月，國務院批準全國26個地區建立高新區，一整套扶持高新區發展的優惠政策出臺。
又過了1年，蘇州、無錫、常州等25個城市加入國家級高新區陣營，高新區全國布局大勢已定。
剛剛起步的高新區人，工作千頭萬緒，首要任務就是宣傳國家政策，吸引更多有技術、有創業夢想的人到高新區“試飛”。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科技服務經濟”“三免兩減半”……在城鄉結合部，辦公條件簡陋得甚至只搭了簡單的帳篷就“上陣”的高新區，通過各種途徑釋放出強烈的信號：系列政策將為有夢想的人撐起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緊隨各地國家高新區籌建、創建的步伐，塞北江南，蟄伏已久的創新創業熱情集中爆發——
在沈陽，東北工學院年輕的教授劉積仁在學校實驗室的基礎上組建公司并與日本企業合作，成立東工阿爾派音軟件有限公司，成為日后中國第一家上市的軟件企業東軟；
在天津，橡膠公司力車胎廠技術員張芝泉以承包一所中學校辦工廠成立天津市橡塑機械廠，著手打造橡機行業龍頭賽象；
在成都，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李伯剛借款50萬元，應用自己負責研究的“地奧心血康”科研成果，創辦成都地奧；
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副院長詹純新帶著7名技術人員成立長沙中聯建設機械產業公司，就是如今在行業雄冠亞洲的中聯重科前身；
……
僅1991年，全國辭職“下海”的就有12萬人，個體私營經濟呈爆炸式增長，其中大部分體現在高新區。在北京，試驗區辦公室正式辦公的第一天，前往登記注冊的企業就達到148家。
今天，從每個國家高新區的特色產業和龍頭企業中，很容易找到當地傳統產業和科教資源的脈絡，當年制度破冰的向心積聚和20年持續挖掘釋放，讓那些富于創新創業激情的種子，在這里長成了參天大樹。
人才為本：托起產業振興的力量
1.目光向外
2005年12月14日，美國紐交所開市的鈴聲，成就了科學家施正榮帶著一臺筆記本電腦創業4年走向世界巔峰的神話，也讓無錫高新區“引進一個人才，成就一個企業，拉起一個產業”的引才方略收獲完美案例。
人才是第一資源。世界上知名的科技園區無不與知名的科研院所淵源深厚——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之于128公路和硅谷；筑波大學之于筑波科技城；臺灣諸多大學之于新竹工業園……
如果科教資源相對稀缺，高新區如何破解人才的先天不足？
從深圳灣漁村起步的深圳高新區怎樣擺脫“以貿易為主”的厄運，不再只是承接轉移，抱人家不要的“孩子”？
“蘇南模式”為無錫積累了“第一桶金”，也讓土地、資源、生態亮起“紅燈”，僅有一所大學又如何支撐從制造到創造轉型的人才需求？
只能目光向外。
2003年1月，寸土寸金的深圳在高新區南區拿出22.6萬平方米的土地，建立“虛擬大學園”。
10多年過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法國里昂中央理工大學……50多所中外高校加盟，市場化運作，獨立運營，真正成為深圳科技產業化的支撐力量。
2006年，從施正榮案例中嘗到甜頭的無錫，推出“530計劃”，在以“7+1”模式對接國內名校資源的同時，把招募領軍人才的觸角擴散到了世界。
“創業之初做保姆，創業之中做導師，創業之后做保安”“3個100，兩個300”，短短幾年，1000多個創新創業團隊、超過3000名海外學子奔向“無錫530”，其中30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
與高端人才相伴而來的是高端技術，是區域經濟形態的升華與嬗變——物聯網、軟件外包、生物醫藥、集成電路設計、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無錫漸成氣候。
2.高地凸顯
2001年，高新區吹響“二次創業”的號角；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2007年，自主創新上升為國家戰略；2008年，代表國家人才戰略的“千人計劃”出臺。
在國家轉型的大背景下，寧可犧牲一點速度，也要保障將來質量的人才發展觀，成為國家高新區共識。
“無錫530”前后，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武漢東湖“3551”人才計劃、上海“海外高層次人才集聚工程”、蘇州“姑蘇人才計劃”、南京“紫金人才計劃”、天津“千人計劃”等針對高端人才的引進計劃紛紛出臺。同時，各高新區圍繞各地實際完善引才機制，創造性建立了各類高端人才集聚的渠道。
“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認為，人才集聚到一定程度會向外輻射，在區域間形成人才優勢互補的合作機制及良性互動的競爭局面。多年集聚，國家高新區人才“高地”效應已經凸顯。
截至2010年，國家高新區獲得碩、博士學位人員分別為36.9萬人和4.3萬人，歸國創業的留學人員近4.7萬人，從事科技活動的人員超過161.1萬人，占高新區從業人員總數的18.7%；在263名國家“千人計劃”引進的海外高層次創業人才中，80%以上從國家高新區入選；全國16個國家高新區成為中組部重點支持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基地”。
引得來，還要留得住，用得上。
2005年，當鄒學明放棄美國通用電氣醫療集團全球副總裁一職，帶著33項歐美專利歸國創業時，全國各地都可以成為選項，但他最終把自己的企業奧泰醫療放在了成都高新區。除了成都給出的優越地價，打動他的還有成都可供配套的電子信息和不遠處綿陽的新材料。
“任何區域都不能包打天下，我們偏居西南，就是要在發揮傳統科教資源優勢的基礎上，發展對物流成本相對不敏感的新興產業，我們的人才引進必須圍繞產業需求進行。”成都高新區黨工委書記敬剛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產業與人才相輔相成。今天，當產業環境已經成為國家高新區引才、留才的重要因素，高新區把招才引智的產業定位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使人才集聚與產業集聚相互加強、創新人才發展與高端產業發展相互促進。
而以產業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培訓體系和適應創新發展需求的人才管理制度，使高新區對創業的服務早已飛躍了辦理行政手續的“一站式”，而延伸到包括生活事務、創業指導、投融資、市場開拓等創業發展的各個環節。
2008年，當國家高新區失去了區內稅收優惠這塊香甜的奶酪，有人疑惑，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優秀的創業者涌向國家高新區？
2008年落戶長沙的“千人計劃”入選者、大邦生物董事長彭瀅說：“因為這里的服務，這里的環境，高新區像一把傘，把不利于創新創業的東西統統擋在了外面。”
金融支撐：讓每個創業者看到天使的笑容
1.呼喚春天
一大早，正部級的國家科委副主任李緒鄂帶著一隊司局長行色匆匆地趕往銀行，只是為了“會見”一名普通的信貸員。一番交涉后，信貸員明白了，“只要是國家認定的火炬計劃項目就給貸”。跟著在各個部委、銀行總行跑了一圈的國家火炬辦主任王瑞明終于松了一口氣。
這個故事發生在1993年，《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銀行要積極開展科學技術信貸業務”發布整整8年之后，科技貸款依然舉步維艱。
無資產、少抵押、風險大，民營科技企業創業之初這些“關鍵詞”，往往讓商業銀行退避三舍。而最早的市場化資金投入嘗試，也因缺乏風險投資運行的機制基礎不得要領。
轉機出現在1998年。
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成思危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案建議，“把發展風險投資作為推動科技和經濟發展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基本政策”，得到中央高度重視。
這份日后被稱為“一號提案”的建議，不僅為我國創業風險投資全面發展建立了規范，也開啟了中國設立創業板的征程。
1999年，兩片嫩芽托著的“金鑰匙”為在“死亡谷”里苦苦掙扎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打開了另一扇希望之窗，我國第一支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政府專項基金——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設立。
在機制利好和示范帶動的雙重牽引下，政府科技金融體系的搭建成為風潮，很多國家高新區積極參與其中，承擔了政策建議和推動操作的重要角色。
據報道，僅1998年下半年，全國就成立風險投資公司43家；截至1999年8月，全國各層次的政府創業基金已達100多家，不少地方還推出了與之配套的風險投資擔保基金，這些機構大都與國家高新區緊密關聯或直接由高新區設立。
這些渠道的打通和范例的打造，成為中國的科技金融體系建立的先聲。而所有渠道都打通的時候，“哪里有花，哪里就會有蜜蜂”，高新技術企業向高新區集聚，資本也隨之向高新區匯集。
天有不測風云。
2000年，國際互聯網泡沫破滅，中國創業板亦因此被擱置。而2005年以前，非國有股流通受阻，風投缺乏退出機制，科技金融遭遇“寒冬”。
“兄弟們，撐住了！‘春天’就要來了！”
深港產學研創投董事長厲偉永遠記得那個漫長的“冬天”里，時任深圳市副市長、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應力對VC老總們的鼓勵。“他那么忙，但只要我們這些搞投資的人聚會，他都會來參加，釋放關于‘春天’的信號，讓大家重拾信心，堅持下來。”
當市場變得有些飄忽不定時，是高新區人用激情和智慧，給那些堅守者帶去溫暖，讓集聚的洪流雖遇低谷卻不曾斷流。
蓬勃發展的高新區企業沒有辜負投資者們的苦苦堅守，創業板推出1年間，僅深圳就有14家企業上市，占全國10%，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更多達13000多家。
在全國范圍內，截至2010年3月底，65家中小企業正式掛牌交易，融資405億元，其中60家為高新技術企業，25家獲得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支持，48家背后有VC或PE的身影。
2.呵護全程
面向市場，國家高新區的科技金融體系才能攪活一江春水，然而資本逐利，會不會因此偏離激勵創新的本意？
“市場在運行中日漸規范，我們的行業正迎來一個大洗牌的時代，只有更專業者才能生存。”今天深創投90%的業務集中在科技企業創業前端，總裁李萬壽對此感觸頗深，“在規范的市場下，風投逐利和激勵創新并不矛盾，因為更大的風險和更長的陪伴將意味著更高的利潤。這正是政府力主市場化運作的原因。”
美國老牌VC們均堅守“投資30分鐘車程內企業”的理念，他們認為，只有和被投企業保持密切聯系，才便于監督、管理和提供增值服務。
2010年成立的長沙麓谷創投按市場化運作，高新區相對控股，對不符合高新區發展規劃和創新激勵的項目行使“否決權”。
“看似我們受到了限制，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名不見經傳，面對競爭，長沙麓谷創投總經理廖立平卻滿懷信心，“背靠高新區，每10天我們的人就能把所有的5000家企業‘掃’一遍，試問哪家風投能比我們更熟悉企業的情況，搶得先機？”
2004年，主要生產硅酮結構膠的成都硅寶科技產品供不應求，規模擴張，資金成了瓶頸，廠房是租的，設備也不值幾個錢，借貸無門的硅寶科技總經理王有志“麻起膽子”找到了成都高新區。
在高新區的擔保公司的幫助下，500萬銀行貸款很快落實到位，成為企業發展關鍵時刻的關鍵支撐。2009年，硅寶科技成為成都唯一一家擠進首批創業板上市的企業。
“銀行跟我們信息不對等，但高新區了解我們企業的成長過程，了解我們的行業，他們給我們擔保，銀行就沒有了顧慮。”王有志說。
只過了幾年，成都的科技企業貸款有了更便捷的途徑。
“我們剛剛跟成都高新區經發局合作開發了一款叫‘科稅通’的產品。企業年繳納稅款在100萬元以上，無需擔保，我們就能給予1000萬元以下的授信額度。”今年1月，繼成都銀行、建設銀行之后，成都的第三家科技銀行——交通銀行成都科技支行正式掛牌營業，該行行長鄧澤瑜說：“這樣以前很多按照傳統信貸方式貸不到款的企業，很快就能拿到他們所需要的資金。”
成都之后，杭州、武漢、深圳、無錫等地漸次跟進，已有11個地區成立了科技支行，借助高新區擔保機構和風險資金池等機制分解銀行風險，共享利益，科技支行漸漸接近硅谷銀行運作機制，成為創業初期不愿稀釋股權的企業融資的首選方式；
還有科技保險，截至目前，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等12個市（區）已被確定為科技保險創新試點城市；
還有新三板，截至2010年2月，中關村股權代辦系統已掛牌63家企業，共有12家企業進行了13次定向增發股份，融資近6億元；目前，各地國家高新區都在積極爭取進入“股權代辦轉讓”試點范圍，積極引導企業股份制改制，將其作為科技型中小企業股權流轉和融資的重要平臺；
目前，在全國高新區51764家企業中，已有上市企業870家，初步形成了以科技創新為特征的“高新區板塊”；
……
今天，走進張江，那里有“金融超市”，“總有一款產品適合您”；來到中關村，那里的“一個基礎，十條渠道”，總有一條渠道的資金會和你的創業相遇；蘇州的分階段創投平臺，成都的“梯形融資模式”……借助市場的力量，目前大部分高新區都已經建立了涵蓋創業投資、貸款融資、債券融資、上市融資以及戰略型股權投資等多層次的金融服務平臺和創新金融體系。
高新區企業創業始終，都有科技金融呵護全程。
鏈接未來：突破時空聚合要素展開創業碰撞
20年的積累已經夠豐厚，但國家高新區仍不過是弱冠之年，這是個充滿著青春活力，飛揚著創新動力的年齡——
讓我們再把目光投向喜歡開風氣之先的深圳。
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發展到今天，似乎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這是個什么機構，更多的人把它叫作“四不像”：既是企業又不完全像企業；既是事業單位又不完全像事業單位；既是研究機構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大學又不完全像大學。
“它是介于四者之間的一個綜合體、變異體和改良體。”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院長馮冠平說，它不依靠政府投入，不唯行政命令是從，不以得獎為主要目的，產、學、研、資、商相結合，融企業孵化、科技開發、成果轉化、人才培養于一體。
2007年轉戰深圳，2008年6月19日，華大基因研究院被深圳市政府批準成為事業單位。
2010年7月13日，深圳光啟研究院成立，畢業于美國杜克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年僅26歲的劉若鵬出任院長，同樣被戴上了事業單位的帽子。
戴上“帽子”的兩家機構，仍然按照市場化運營，卻多了“事業單位”的優惠政策：他們不僅可以享受國有科研機構進口科教儀器設備及實驗用品免征進口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的政策優惠；在競爭各級政府科研項目時，享受科研機構優惠政策；同時，還享受政府事業費補助。
“四不像”的新型科研組織的涌現，正是政府及高新區改革創新要素集聚生態的直接結果。高新區的戰略膽識和敢于擔當，破除了束縛創新的陳舊觀念和體制弊端，打通創新源頭帶來的強大的活力快速轉換到新技術、新產品、新市場，光照創業全程。
“四不像”的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成立15年來，出色地扮演了促成科研成果產業化的“紅娘”，目前資產已近百億，超過300項成果在這里實現產業化，技術創新價值超過110億；成功孵化出600多家高科技企業，被稱為“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搖籃”。
2007年以來，“華大基因”成為出現在科技類新聞上的高頻詞，“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序列圖譜”“國際千人基因組計劃”“大熊貓基因組計劃”“世界三極動物基因組計劃”“萬種微生物基因組計劃”“中國歐盟合作腸道微生物項目”“共生體基因組計劃”等重大創新和科技計劃接連爆出。
深圳光啟研究院團隊成員均來自世界頂尖研究機構并且在相關領域取得過重要科研成果，在《科學》《物理學快報》等世界頂尖期刊以及國際會議上發表學術論文120余篇。科技部原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稱，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正式成立，標志著深圳在實現核心技術創新之城邁出堅實的步伐……
也許，這還只是些端倪，我們還找不到太多呼應，但集聚從來都是一個從歷史走向未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時時考驗著高新區人改革的魄力和智慧。
20年過去，未來還很長，國家高新區高端要素集聚歷程的艱苦輝煌，它不僅體現在曾經走過的篳路藍縷，也許更體現在即將呈現的驚心動魄。
面向歷史，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集聚還在繼續……（記者 談琳 韓義雷 張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