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瞭望》新聞周刊 作者： 孫英蘭
《瞭望》：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箭在弦上
我國將系統地對科技管理體制、決策體制、評價體系和科技組織結構、科技人員管理制度等，有步驟地進行改革5月28日，在由胡錦濤總書記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成為中心議題；在6月11～15日召開的院士大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和溫家寶總理的報告都明確指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胡錦濤總書記更是在講話中首次提及“中央正在制訂《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顯然，醞釀已久的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已然拉開。
改革足跡
科技體制改革一直伴隨著中國科技發展的腳步。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社會百業待興。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成為中國“科學的春天”。1982年，中央提出“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即‘面向、依靠’)”的方針，這也成為此后描畫全國科技體制改革藍圖的基本方針。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出臺，拉開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次全面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也標志著全國科技體制改革由1978年以來科技界自發進行的、探索試點的階段進入到有組織、有步驟的全面展開的階段。這一輪改革的基本點是要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承認技術的商品屬性，開拓技術市場，促進技術和經濟的結合。
改革決定頒布后的幾年里，一些配套改革措施逐步實施推廣，如1986年國務院先后發布了《關于科學技術撥款管理的暫行規定》《關于實行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度的規定》《關于擴大科學技術研究機構自主權的暫行規定》，1987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1989年3月國務院批準發布《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這期間，中央加大了對基礎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視力度，建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博士后制度、國家重點實驗室等。
科技管理方式也隨之轉變，從以規劃為核心，轉變為以一系列中期和年度科技計劃為主要內容的管理體系。如1980年代先后出臺了“星火計劃”、“863計劃”、“火炬計劃”、“攀登計劃”、重大項目攻關計劃、重點成果推廣計劃等20多個國家科技計劃，基本形成了新時期國家科技工作的大格局。
進入1990年代，國家對科技成果如何轉化為生產力的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和支持，連續推出《國家科學技術成果重點推廣計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建設計劃》《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計劃》，陸續批準建立了53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建立發展了若干個生產力促進中心，并先后通過了《科學技術進步法》《中國21世紀議程》，1996年頒布了《科學技術成果轉化法》，技術創新的有關服務體系也開始建設。
1995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提出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1997年，中共十五大進一步確立了“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提出了發展國民經濟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即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把國民經濟建設轉變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明確把加速科技進步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
有權威人士評論，從1985年開始的科技體制改革和1995年提出的“科教興國”戰略，支撐了中國科技事業的第二次飛躍(第一次是指50年代初)。
進入新世紀，“創新”和“產業化”成為“十五”科技規劃的當然主題。“以人為本”、“依靠人、為了人和服務人”貫穿了“十五”時期科技工作的始終。
為迎接新時期的挑戰，在前兩次大的改革基礎上，2006我國發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下稱綱要)，對未來15年的中國科技發展進行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頂層布局，“自主創新”是綱要的核心和最大亮點。
權威人士對此評價說，自主創新體現的是國家意志，它是國家破解結構不合理和增長方式粗放等國民經濟重大瓶頸難題的戰略性考慮。這不但是科技發展路徑的戰略轉變，也是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是破解我國產業技術水平低、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難題的戰略安排。
體制困局
回首30多年科技發展歷程，科技體制改革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止，對推進我國科技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須認識到，當前我國科技體制仍然有一些“深水區”，制約著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和科技人員積極性的發揮，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意志實現新的突破。如長期存在的科技成果轉化難、科技與經濟“兩張皮”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體制機制帶來的一些弊端，如缺乏強力協調的多頭管理導致政策相互掣肘，科技資源配置高度分散致使科技項目低水平重復現象普遍，科技資源浪費嚴重，產出效率低下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科技事業的發展。
科技界一位權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曾分析說，從國家層面上看，目前掌握和配置科技資源、制定相關科技政策的部門和單位眾多。由于多頭管理“九龍治水”，部門條塊分割“各自為戰”，很多資源不能共享，低水平重復浪費嚴重。“如果單從部門和行業自身發展來看，這些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我們需要站在國家利益至上的高度、從全局的角度來進行頂層設計。這樣才能使得有限的科技資源，特別是人力和科技投入的效率最大化。”
扭轉這種既分散又缺乏有效統籌協調的資源配置狀況，上述權威人士建議從兩方面著手：一是自上而下，通過對各科技管理部門自身管理職能與方式的改革，形成協調一致的科技工作格局，為科技進步和創新營造更好的宏觀環境；二是要重提“舉國體制”，“如毛主席所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他解釋說，我們通常所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體制安排，也與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不相悖。“我國科技水平相對落后，尖端和領軍人才匱乏，更需要在重點領域形成協調統一，又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舉國體制’。”
科技管理的過度行政化、科技活動的過度利益化是科技人員反映最為集中的一個問題。在2010年6月召開的院士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學部一份關于《中國科技體制與政策》的調查分析報告顯示，近六成被調查的科技人員反映，利益因素正在阻礙團體間合作，科技立項中存在較嚴重的權力尋租和利益交易現象。
解決過度行政化，只能有賴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其中有些問題，必須通過改革科技管理和研究機構的行政管理行為，才能取得突破。
在今年的院士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國科技體制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迫切需要仍不適應，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科技創新驅動發展的新要求仍不適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不適應，必須繼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接受本刊采訪的一些院士表示，這種“不適應”，除了科技決策體制、管理體制的問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評價體系的導向問題。
權威人士評論認為，科技成果轉化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急功近利的評價導向。科技成果轉化不僅投入大、時效長，更主要的是風險大，因為考核評價的壓力，很多科研人員都不愿意做這項工作，致使很多好的科研成果得不到生產應用。“這種重數量不重質量、重產出不重應用、重短期不重長遠、缺乏科學意義上的評價體系必須要改。否則，勢必會影響科技人員的創新熱情，影響科研成果的轉移轉化，影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作用的發揮。”
以縱深改革迎接科技突破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紛紛將復蘇希望寄托在即將來臨的新科技革命上，制定相應的科技計劃、加大科技投入，而且將爭奪“關口”前移到基礎研究領域。隨著世界經濟和產業格局的重大變化，全球科技發展格局也正醞釀著新的版圖，這對迅猛發展的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在這樣一個新科技革命“前夜”，“中國再也不能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認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改變人類的思想觀念、生產和生活方式，改變科學技術的結構體系，牽動全球科技中心的轉移，推動世界現代化發展的進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興衰以及國家地位在全球競爭格局中的升降。”
中國憑什么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贏得主動？
我國有居世界首位的科技人力資源，有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的研發人員(R&D)，還有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的科技投入，“只要有一個好的科技體制、有一個適宜創新的科研環境，假以時日，不信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科學家的自信緣于醞釀已久的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院士大會上作的報告中指出，必須系統地對我國的科技管理體制、決策體制、評價體系和科技組織結構、科技人員管理制度等，有步驟地進行改革。“我們全部科技政策的著眼點，就是要讓創新火花競相迸發、創新思想不斷涌流、創新成果有效轉化。為此，要創造良好的環境，讓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討論，更加專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
據了解，中共中央《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草案，已在多個部委數月調研的基礎上，幾易其稿，經過二十幾個部委的討論，不日即將出臺。其中，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強化協同創新、推進科技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學的人才評價標準等內容，成為草案的核心思路。在新一輪體制改革中，科技決策體制、管理體制、扶持政策等頂層設計都將有重大突破，更加明確、切實可行的政策落實方案也將陸續出臺，以確保以企業為創新主體目標的落實，真正解決科技與經濟脫節問題。
可以相信，隨著科技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制度環境、創新環境和創新文化的逐步形成，中國科技的巨大潛能必將得到充分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