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考慮出口價格下跌、貿易途徑變相資本外逃壓低賬面出口的影響，僅僅剔除春節效應因素，1月份我國出口值比去年同期增長6.8%，比去年12月份增長10.1%之多。
1月份，海關統計賬面出口數據有力地反擊了近來盲目唱空中國出口的論調。在全球經濟危機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我國出口企業的自身努力，政府及時、強有力的貿易政策調整共同制造了這樣一個比預期理想得多的結果。但盡管如此，中國出口面臨的壓力仍然遠未減弱，未來出口面臨的各種風險，如外部金融危機的持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還需關注。
先進制造業將成出口新增長點
當前的危機有可能在先進制造業領域為中國出口創造新的增長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一些先進制造業產量和出口量占世界市場份額小，可能只有10％～20％，這樣就有可能在整個世界市場萎縮的時候實現增長。假設英國景氣時期手機年銷量1000萬部，其中中國制造可能只有100萬部；蕭條時期年銷量降低到了500萬部，但其中中國制造完全有可能提高到300萬部、400萬部。
繁榮時期利潤空間大，終端銷售商、廠商可能缺乏內在動力從中國進貨。而在經濟蕭條時期價格競爭激化，終端銷售商、廠商利潤空間縮小，訂單和生產向中國轉移的動力反而會加強。正因為如此，中興通訊等一批在自主創新方面著力較多的先進制造業企業，在危機時期反而實現了增長。中興通訊生產的手機原來主要是向拉美、東南亞出口，金融危機加劇后，來自美歐等發達國家的訂單反而增長了。而且，國家對這些先進制造業的扶持力度也較大，如2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審議并原則通過了裝備制造業調整振興規劃。
不宜過度信任國際反危機計劃
在需要關注的出口風險中，首要的風險當屬外部危機的持續。
其實，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從最短促的基欽周期（存貨周期）到最長的康德拉捷夫周期（長波），完整的周期長度從3～5年到45～60年不等，對應的下降階段從一年以內到4、5年，乃至10年左右。從2007年3月1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因無力償還到期債務而引發次貸危機至今已近兩年，不少跡象表明，國際經濟當前面臨的危機未必沒有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長波的下降階段。
盡管我國目前已經發展起了一套相當完整、系統的宏觀調控理論和工具，主要經濟大國也紛紛出臺了反危機計劃，但不宜過度信任這些反危機計劃。因為反危機計劃的理論基礎未必完全正確，在實施過程中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如財政赤字空前龐大的美國，將面臨為其經濟刺激計劃融資的難題等，利益集團的角逐將扭曲、削弱經濟刺激計劃的效力。
而且，國際性的危機需要國際協調，但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從來就是巨大的難題，實踐效果不明顯。而在缺乏有效協調的情況下，各國相互沖突的宏觀政策將大大削弱其預期效力。
危機轉化及伴生風險需警惕
風險同樣存在于經濟、金融危機向政治危機轉化的可能性，因為政治危機損害的不僅僅是貿易伙伴吸收進口的能力，還包括我國企業、國民的人身財產安全。
歷史上，經濟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從來就不鮮見，因為一些國家統治集團的反對派必定會視之為奪取權力的機會而力圖充分利用，而以下因素又將加劇這種風險：政府實施反危機政策損害部分群體的利益，如拉脫維亞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救援條件實施的結構調整所引起的不滿；俄羅斯限制進口損害了濱海邊疆區的汽車改裝業和國內眾多地區發達的消費品進口相關產業；公開或潛在的敵對、競爭國家借機支持反對派挑戰執政集團。從一向公認存在較多潛在政治麻煩的拉脫維亞、立陶宛、保加利亞、俄羅斯到屬于西方集團的冰島、法國，規模可觀的游行示威和罷工已經揭示了這種風險，后面可能還有更大的政治動蕩。
經濟、金融危機從來就伴隨著商品、資產、貨幣價格的劇烈波動，而這種劇烈波動必然會對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畢竟，暫時缺乏訂單不足以令企業“猝死”，資產負債表的劇烈變動卻足以令企業巨人轉瞬之間便轟然倒地，衍生工具的使用日益廣泛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潛在風險。從原料、產成品價格暴跌令中國鋼鐵等行業庫存減值數百億元，到中國民航企業因油價走勢轉向而虧損數億元、數十億元，到大批中國出口企業去年末以來因鎖定匯率協議的虧損，都說明了這一點。
世界貿易保護壓力將有增無減
不僅如此，經濟危機從來就是孳生貿易保護主義的溫床，這次的金融危機也不例外。從美國新財長在任職聽證會上強硬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到國會在表決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時塞進購買美國貨條款，都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說去年貿易保護主義壓力還不是太大的話，那么從現在起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世界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將有增無減，且對我國出口的抑制作用將相應逐步表現出來。這種保護主義可能在防止就業機會流失的旗號下，遏制本國企業向其他國家投資轉移生產能力，特別是轉移先進產業生產能力。
由于我國對外資的依賴程度比較高，在這種情況下，以上所述危機給中國出口帶來的潛在機遇將不可能充分發揮，而只有依靠內資企業自主創新方能避免貿易保護主義造成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