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邁進歷史的節點，前進的腳步仍未有半點遲疑。30年來，我們的改革在不斷“試錯”中摸索，循序漸進地展開。30年，是可以作稍許評價的時候了。客觀而理性地評價過去，有助于審慎而樂觀地展望未來，使我們對未來改革的方向和速度增添幾分憧憬和把握。
近日，10位經濟學家相約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評價與展望“中國改革三十年”，可預見的、將響徹整個2008年的“改革紀念交響曲”從這里奏出了第一個強音。
四大特點，注定了改革的輝煌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曾將改革3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歸結為三個方面，即財富的增加、人們自由的擴大、對內對外的交流、開放。的確，改革開放30年，每一個中國人，即便不是直接的推動者、參與者，至少也是受益者、見證者。
從1978年到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9％；從199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達到10．5％。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我們的GDP增長了近14倍，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量排名世界第三。
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是所有尊重事實的人都承認的。但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只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提出的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個最終指標中的第一個。
第二個指標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尤其是基本的消費，如糧、棉、布、住房、食用油，有20年沒有任何提高。但是在最近30年間，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增長了6．7倍。
第三個指標是減貧取得的成效。在農村，最基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06年的2148萬人。聯合國2003年發布的一個關于減貧的統計表明，世界減貧數量的90％是中國做到的。
正是中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理所當然地得到承認和提高。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也是積極肯定的。他認為，中國30年來改革開放的成績是巨大的。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今天的世界地位，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四個特點，成就了改革的輝煌。
據成思危總結，中國改革，其核心是制度創新。改革初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徹底改變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道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給我國經濟增添了活力。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進行的，此其一。
其二，中國改革是量力而行的。中國改革并沒有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采取非常激進的辦法。根據國力、群眾可以承受的程度、經濟發展等量力進行的改革，維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其三，中國改革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開始的時候確實沒有經驗，要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當然也有其不足之處，就是一腳深、一腳淺，有的時候甚至會摔一跤，這都有可能。我們明確的目標是過河。只要能過河，在開始時摸著石頭是必要的。當然，在改革取得了成績之后，我們會有更好的工具。30年改革，我們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到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逐漸地變化；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開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最后，中國改革是路徑依存的。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樣，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適，可能以后的幾步都會受到影響，而如果要退回來的話，因悔棋而付出的代價就會更大。所以，在改革措施出臺前，一定要謀定而后動，經過深思熟慮才能去做。
如果說作為學者型官員的成思危，對于改革成就的解析尚帶有明顯的宏觀政策烙印，那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則著眼于現實，提出改革成功的基本推動力是三條并不特殊的經濟基本規律：一是把激勵搞對，二是讓市場起作用，三是實行對外開放。前面兩項就是改革的內容，后面一項是開放的內容。
基本規律之一是把激勵搞對，這也構成了改革的兩條主線之一。
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提供有利于生產發展的激勵。中國改革，不僅應該包括對個人的激勵、對家庭的激勵、對企業的激勵，也應該包括對政府的激勵。不可否認的是，地方政府積極地參與經濟改革，發展地方經濟，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本規律之二是讓市場起作用，這是改革的主線之二。什么是市場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見的手，也就是由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價格，通過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資源配置。當然，發揮市場的作用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我們采取了雙軌制，經濟學家通過研究發現，它確實起到了有效的或有限有效的資源配置作用。盡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來發展市場、培育市場，但是市場的作用仍然是不變的。
基本規律之三是實行對外開放，這是改革開放重要的組成部分。有趣的是，根據錢穎一提供的數據顯示，在改革開放之中，開放的力度比改革的力度更大。
經濟增長，順應世界發展潮流
三個基本規律形成的強勁推力，將中國經濟托向史無前例的快速增長。毋庸諱言，這足以令國人保有長久的自豪。然而，作為一位慣于對數據進行冷靜分析和對事實進行冷靜觀察的經濟學家，錢穎一的樂觀與大多數人相比是審慎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講，并非獨一無二！
縱觀改革開放這一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我們不難發現，最重要的拐點出現在1978年。
但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在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也就是說，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起點是不同的，而且其人均收入和發展階段也是不同的。如果將1978年的中國與1950年的日本、1958年的中國臺灣地區及1962年的韓國放在同一起點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它們都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高速發展。
促成中國快速發展的直接因素，也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因素相類似，其中包括宏觀的穩定（低通貨膨脹）、高儲蓄、高投資、大量的年輕勞動力（人口紅利）以及重視基礎教育等。
如此說來，發展在同一歷史時期也是世界的潮流，中國不過是晚一些趕上了這股潮流而已。對此，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的看法與錢穎一不謀而合。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正是順應國際潮流的結果。
結合錢穎一給出的與日本、韓國、我國臺灣的對比，陳志武得出了幾乎同樣的結論。中國有這樣的經歷，東亞國家和地區也早就有過這樣的經歷，世界從1950年開始也有過同樣的經歷。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與整個世界上世紀50年代以后的快速發展類似，區別在于達到同等水平中國所花的時間可能更短，是一種更大的趨勢。當然，他也特意補充道，這絕對不是要貶低或削弱中國人自身的貢獻。
法治，市場經濟的生命之基
30年，不僅是一個節點，更是一個起點。在長久地沉浸于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歡愉的同時，我們同樣自覺接納著理性的不時敲打---在發展問題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改革開放30年以后的方向抉擇，是經濟學家始終思考的問題。市場經濟，須以法治為根基。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經濟學家集體表達著對法治的訴求。
吳敬璉向記者表示，法治不僅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價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換占主導地位的發達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支撐。離開了非人格化交易，離開了法治，現代市場經濟就無從談起。
吳敬璉稱，我們現在的狀況是“兩頭冒尖”，成就巨大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經濟發展模式并未改變，中國面臨經濟深層結構內外失衡、資源短缺、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和腐敗蔓延等多重挑戰。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第一，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信貸、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利，有些資源實際上并不是由市場配置，而是由行政機關配置的；第二，各級政府把GDP的增長速度作為政績的主要標準；第三，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的速度緊密相連，各級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上；一些政府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財政責任過度下移；最后，資源配置上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很大，市場的力量很小，行政定價與低價政策使要素價格嚴重扭曲。
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要像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講的那樣，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消除舊體制遺留給我們的遺產，建立起一個規范的市場體系，讓其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對此，吳敬璉指出，要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因為如果不打破壟斷，如果不消除這種行政部門對于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他強調，要把市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立法，另一個是司法、執法。
“改革進入到深化和攻堅的階段，需要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成思危以學者的身份談道。
盡管黨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國方略，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長期的努力。依法治國方略可以說是從理論上解決了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但是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法治和人治之間還存在矛盾和問題。
腐敗是影響我們國家發展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盡管這些年來黨中央采取了標本兼治的辦法，處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徹底根治這個問題，還是必須由法治來解決。
成思危提出，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是要依憲治國，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違憲就是最大的違法。這些年來憲法不斷地修改，特別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護私有財產、保護人權等都寫進了憲法。憲法應該是基本完備的。但是，很多人并沒有把憲法當作一個根本大法來看待，還沒有真正樹立起憲法的權威。
依法治國首要的是依法行政，因為政府官員和人民群眾相比是強勢的，政府官員能不能夠依法行為，是非常關鍵的。只有依法治官實現了，才能夠真正地實現依法治國。
當然，依法治國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覺悟，單靠監督部門的監督是不夠的，還要依靠群眾監督、民主監督、政協監督、民主黨派監督、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監督，還有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此外，茅于軾也將法治問題、輿論監督列為改革開放30年后仍待變革的兩個方面。他特意強調，自由、平等是市場制度的基礎。
未來的改革需要尋找新動力
能否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是改革前行中的一道坎。而能否處理好集權與分權、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同樣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吳敬璉同志講得很好，行業壟斷的改革要進行下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人稱“厲股份”的厲以寧坦誠地肯定了這位情誼上的老朋友、學術上的老對手。他認為，“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當中也存在著問題，行業壟斷很明顯，要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這種行業壟斷，特別是跟行政壟斷比較難分的，還需要進一步改革”。
“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確實不僅僅是要素投入的結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秘書長、經濟學家樊綱談道，雖然在過去平均每年9％至10％的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還是主要的部分，但城市化的因素同樣正在起到更大的作用，會支撐經濟的增長。
中國的改革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在經濟體制領域，仍然有很多東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釋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通過制度改革去改變各種各樣的激勵機制，改變我們的經濟結構，來消除各種各樣的扭曲，使中國經濟增長能夠進一步提高。比如體制因素，樊綱列舉著---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還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們還有多少價格是扭曲的，還有多少被政府管制著。從政府改革來講，下一步應該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的是，怎樣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資源本來應該是全民所有的，但“在我們這個制度下都是企業的收入，資源如果溢價的話，價格上漲，這些收入主要應該歸國家所有，而在我們的體制下現在都變成了企業的利潤”。樊綱建言，“國有企業的利潤，主要指資源行業的國有企業的利潤，是不分紅的，于是在這樣一個財稅體制下，中國經濟學家呼喚新一輪的財稅改革。財稅改革有很多內容，包括對資源要收租，對資本要分紅，然后要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要約束政府的支出行為”。樊綱認為，通過政府財稅體制的改革和財稅效率的提高，中國的經濟增長才能夠實現可持續。
去年12月中旬，厲以寧曾向本報記者講道，計劃經濟體制有兩個支柱，一個是國有企業制度，另一個是城鄉二元體制。我們前30年的改革基本沒有觸動城鄉二元體制，如此說來，計劃經濟就遠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下一階段改革的關鍵就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從當下的情勢來看，未來的改革正如樊綱所言，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個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還要繼續改革，而這些改革也許會更難---未來30年的改革面臨的大環境已經與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似乎真的蘊含著勢能，雖然它不會必然導致這種發展勢頭和力量的保有甚至增強，但是它至少可以激發出人們對于持續成功的渴望以及由此導致的一種著眼未來的積極的危機感。
“危機可以催生改革，危機感同樣可以催生改革”，錢穎一的話將人們的思維由曾經的成就、現實的問題轉向未來的改革。顯然，危機感可以成為繼續改革的起點，但無法充當改革所需的強大動力。
中國改革今后繼續發展新動力---這一影響未來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問題引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深思。周其仁坦言，在過去將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國際上能與我們相比的國家沒有幾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實有一個動力不足的問題。
繼續改革對經濟增長還可以發生革命性的影響，會把中國從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國家，但是“過去30年是危機在推動改革，在這個動力日益削減的情況下，未來改革需要尋找新的動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接著說，“我們有時候確實過于沾沾自喜，我覺得還是應該本著窮人過日子的態度。否則，幾年之后，我不認為我們還有那么強的資源來支持我們現在想做的一些事情”。顯然，張維迎對周其仁的話是贊同的，這種觀點同樣源于對改革動力的關切。
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是人們在30年前沒有預測到的，而今后的30年將比過去的30年更加豐富多彩。但是，伴隨其中的將是更多的不確定性。未來30年，中國將從低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為高中等收入國家；有望發展出基于法治的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從部分開放的經濟發展到融入全球的經濟。其間，我們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
經濟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滯，制度水平要與經濟發展至少同步，其難度相當之大。錢穎一認為，競爭特別是開放帶來的外部競爭，將是中國未來改革與發展最根本的動力。他提醒，“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面臨著非常大的潛在競爭對手，他們來自印度、越南和其他地區，并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發起挑戰”。
“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都達到了”，本月4日剛剛被世界銀行任命為常務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如是說，“中國很多根本的體制問題，比如說產權還沒有進一步明晰，市場仍是雙軌制，經濟體系當中還存在著根本的矛盾等”。
這些必然需要通過改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是用什么方式來改革比較好？
林毅夫表示，漸進的改革更適用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一個國家轉型的過程當中，由于當初推行的戰略必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遭遇到很多干預，從而形成許多經濟效率的損失。“但是我們在推動改革的時候必須了解，這些干預是內生的，對于內生的制度安排如果要改變它的話，必須從造成外生的原因著手”。
林毅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作為經濟學家，應該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反思。
觀點
改革措施出臺前，一定要謀定而后動，要經過深思熟慮。---成思危
要緩解社會矛盾，一方面應當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改善他們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居住、安全生產和生活的條件，另一方面需要實現司法公正、消除腐敗、及時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厲以寧
實行法治，是發達市場經濟共有的特征。實行法治乃是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吳敬璉
一切改革，沒有意識形態的變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識形態的改變，導致人們對是非的判斷和價值觀的形成，最終影響人的行動決策。---茅于軾
在轉型過程中，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轉型路徑，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下，也有可能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林毅夫
要注意對在改革過程中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給以足夠的重視，該補償的要補償，因為在改革阻力問題上，需要通過某種補償來克服，否則改革將難以為繼。---樊綱
普遍的自由，鋪墊了經濟增長的可靠根基。---周其仁
勤勞決定碗里是否有飯吃，而民主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陳志武
法治建設可以比較直接而且效用比較高地推動好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用法治約束政府應該排在優先順序上。---錢穎一
近日，10位經濟學家相約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評價與展望“中國改革三十年”，可預見的、將響徹整個2008年的“改革紀念交響曲”從這里奏出了第一個強音。
四大特點，注定了改革的輝煌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曾將改革3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歸結為三個方面，即財富的增加、人們自由的擴大、對內對外的交流、開放。的確，改革開放30年，每一個中國人，即便不是直接的推動者、參與者，至少也是受益者、見證者。
從1978年到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9％；從199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達到10．5％。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我們的GDP增長了近14倍，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量排名世界第三。
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是所有尊重事實的人都承認的。但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只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提出的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個最終指標中的第一個。
第二個指標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尤其是基本的消費，如糧、棉、布、住房、食用油，有20年沒有任何提高。但是在最近30年間，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增長了6．7倍。
第三個指標是減貧取得的成效。在農村，最基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06年的2148萬人。聯合國2003年發布的一個關于減貧的統計表明，世界減貧數量的90％是中國做到的。
正是中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理所當然地得到承認和提高。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也是積極肯定的。他認為，中國30年來改革開放的成績是巨大的。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今天的世界地位，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四個特點，成就了改革的輝煌。
據成思危總結，中國改革，其核心是制度創新。改革初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徹底改變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道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給我國經濟增添了活力。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進行的，此其一。
其二，中國改革是量力而行的。中國改革并沒有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采取非常激進的辦法。根據國力、群眾可以承受的程度、經濟發展等量力進行的改革，維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其三，中國改革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開始的時候確實沒有經驗，要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當然也有其不足之處，就是一腳深、一腳淺，有的時候甚至會摔一跤，這都有可能。我們明確的目標是過河。只要能過河，在開始時摸著石頭是必要的。當然，在改革取得了成績之后，我們會有更好的工具。30年改革，我們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到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逐漸地變化；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開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最后，中國改革是路徑依存的。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樣，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適，可能以后的幾步都會受到影響，而如果要退回來的話，因悔棋而付出的代價就會更大。所以，在改革措施出臺前，一定要謀定而后動，經過深思熟慮才能去做。
如果說作為學者型官員的成思危，對于改革成就的解析尚帶有明顯的宏觀政策烙印，那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則著眼于現實，提出改革成功的基本推動力是三條并不特殊的經濟基本規律：一是把激勵搞對，二是讓市場起作用，三是實行對外開放。前面兩項就是改革的內容，后面一項是開放的內容。
基本規律之一是把激勵搞對，這也構成了改革的兩條主線之一。
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提供有利于生產發展的激勵。中國改革，不僅應該包括對個人的激勵、對家庭的激勵、對企業的激勵，也應該包括對政府的激勵。不可否認的是，地方政府積極地參與經濟改革，發展地方經濟，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本規律之二是讓市場起作用，這是改革的主線之二。什么是市場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見的手，也就是由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價格，通過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資源配置。當然，發揮市場的作用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我們采取了雙軌制，經濟學家通過研究發現，它確實起到了有效的或有限有效的資源配置作用。盡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來發展市場、培育市場，但是市場的作用仍然是不變的。
基本規律之三是實行對外開放，這是改革開放重要的組成部分。有趣的是，根據錢穎一提供的數據顯示，在改革開放之中，開放的力度比改革的力度更大。
經濟增長，順應世界發展潮流
三個基本規律形成的強勁推力，將中國經濟托向史無前例的快速增長。毋庸諱言，這足以令國人保有長久的自豪。然而，作為一位慣于對數據進行冷靜分析和對事實進行冷靜觀察的經濟學家，錢穎一的樂觀與大多數人相比是審慎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講，并非獨一無二！
縱觀改革開放這一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我們不難發現，最重要的拐點出現在1978年。
但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在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也就是說，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起點是不同的，而且其人均收入和發展階段也是不同的。如果將1978年的中國與1950年的日本、1958年的中國臺灣地區及1962年的韓國放在同一起點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它們都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高速發展。
促成中國快速發展的直接因素，也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因素相類似，其中包括宏觀的穩定（低通貨膨脹）、高儲蓄、高投資、大量的年輕勞動力（人口紅利）以及重視基礎教育等。
如此說來，發展在同一歷史時期也是世界的潮流，中國不過是晚一些趕上了這股潮流而已。對此，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的看法與錢穎一不謀而合。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正是順應國際潮流的結果。
結合錢穎一給出的與日本、韓國、我國臺灣的對比，陳志武得出了幾乎同樣的結論。中國有這樣的經歷，東亞國家和地區也早就有過這樣的經歷，世界從1950年開始也有過同樣的經歷。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與整個世界上世紀50年代以后的快速發展類似，區別在于達到同等水平中國所花的時間可能更短，是一種更大的趨勢。當然，他也特意補充道，這絕對不是要貶低或削弱中國人自身的貢獻。
法治，市場經濟的生命之基
30年，不僅是一個節點，更是一個起點。在長久地沉浸于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歡愉的同時，我們同樣自覺接納著理性的不時敲打---在發展問題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改革開放30年以后的方向抉擇，是經濟學家始終思考的問題。市場經濟，須以法治為根基。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經濟學家集體表達著對法治的訴求。
吳敬璉向記者表示，法治不僅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價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換占主導地位的發達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支撐。離開了非人格化交易，離開了法治，現代市場經濟就無從談起。
吳敬璉稱，我們現在的狀況是“兩頭冒尖”，成就巨大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經濟發展模式并未改變，中國面臨經濟深層結構內外失衡、資源短缺、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和腐敗蔓延等多重挑戰。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第一，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信貸、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利，有些資源實際上并不是由市場配置，而是由行政機關配置的；第二，各級政府把GDP的增長速度作為政績的主要標準；第三，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的速度緊密相連，各級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上；一些政府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財政責任過度下移；最后，資源配置上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很大，市場的力量很小，行政定價與低價政策使要素價格嚴重扭曲。
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要像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講的那樣，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消除舊體制遺留給我們的遺產，建立起一個規范的市場體系，讓其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對此，吳敬璉指出，要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因為如果不打破壟斷，如果不消除這種行政部門對于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他強調，要把市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立法，另一個是司法、執法。
“改革進入到深化和攻堅的階段，需要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成思危以學者的身份談道。
盡管黨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國方略，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長期的努力。依法治國方略可以說是從理論上解決了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但是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法治和人治之間還存在矛盾和問題。
腐敗是影響我們國家發展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盡管這些年來黨中央采取了標本兼治的辦法，處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徹底根治這個問題，還是必須由法治來解決。
成思危提出，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是要依憲治國，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違憲就是最大的違法。這些年來憲法不斷地修改，特別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護私有財產、保護人權等都寫進了憲法。憲法應該是基本完備的。但是，很多人并沒有把憲法當作一個根本大法來看待，還沒有真正樹立起憲法的權威。
依法治國首要的是依法行政，因為政府官員和人民群眾相比是強勢的，政府官員能不能夠依法行為，是非常關鍵的。只有依法治官實現了，才能夠真正地實現依法治國。
當然，依法治國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覺悟，單靠監督部門的監督是不夠的，還要依靠群眾監督、民主監督、政協監督、民主黨派監督、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監督，還有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此外，茅于軾也將法治問題、輿論監督列為改革開放30年后仍待變革的兩個方面。他特意強調，自由、平等是市場制度的基礎。
未來的改革需要尋找新動力
能否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是改革前行中的一道坎。而能否處理好集權與分權、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同樣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吳敬璉同志講得很好，行業壟斷的改革要進行下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人稱“厲股份”的厲以寧坦誠地肯定了這位情誼上的老朋友、學術上的老對手。他認為，“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當中也存在著問題，行業壟斷很明顯，要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這種行業壟斷，特別是跟行政壟斷比較難分的，還需要進一步改革”。
“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確實不僅僅是要素投入的結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秘書長、經濟學家樊綱談道，雖然在過去平均每年9％至10％的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還是主要的部分，但城市化的因素同樣正在起到更大的作用，會支撐經濟的增長。
中國的改革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在經濟體制領域，仍然有很多東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釋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通過制度改革去改變各種各樣的激勵機制，改變我們的經濟結構，來消除各種各樣的扭曲，使中國經濟增長能夠進一步提高。比如體制因素，樊綱列舉著---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還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們還有多少價格是扭曲的，還有多少被政府管制著。從政府改革來講，下一步應該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的是，怎樣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資源本來應該是全民所有的，但“在我們這個制度下都是企業的收入，資源如果溢價的話，價格上漲，這些收入主要應該歸國家所有，而在我們的體制下現在都變成了企業的利潤”。樊綱建言，“國有企業的利潤，主要指資源行業的國有企業的利潤，是不分紅的，于是在這樣一個財稅體制下，中國經濟學家呼喚新一輪的財稅改革。財稅改革有很多內容，包括對資源要收租，對資本要分紅，然后要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要約束政府的支出行為”。樊綱認為，通過政府財稅體制的改革和財稅效率的提高，中國的經濟增長才能夠實現可持續。
去年12月中旬，厲以寧曾向本報記者講道，計劃經濟體制有兩個支柱，一個是國有企業制度，另一個是城鄉二元體制。我們前30年的改革基本沒有觸動城鄉二元體制，如此說來，計劃經濟就遠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下一階段改革的關鍵就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從當下的情勢來看，未來的改革正如樊綱所言，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個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還要繼續改革，而這些改革也許會更難---未來30年的改革面臨的大環境已經與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似乎真的蘊含著勢能，雖然它不會必然導致這種發展勢頭和力量的保有甚至增強，但是它至少可以激發出人們對于持續成功的渴望以及由此導致的一種著眼未來的積極的危機感。
“危機可以催生改革，危機感同樣可以催生改革”，錢穎一的話將人們的思維由曾經的成就、現實的問題轉向未來的改革。顯然，危機感可以成為繼續改革的起點，但無法充當改革所需的強大動力。
中國改革今后繼續發展新動力---這一影響未來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問題引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深思。周其仁坦言，在過去將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國際上能與我們相比的國家沒有幾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實有一個動力不足的問題。
繼續改革對經濟增長還可以發生革命性的影響，會把中國從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國家，但是“過去30年是危機在推動改革，在這個動力日益削減的情況下，未來改革需要尋找新的動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接著說，“我們有時候確實過于沾沾自喜，我覺得還是應該本著窮人過日子的態度。否則，幾年之后，我不認為我們還有那么強的資源來支持我們現在想做的一些事情”。顯然，張維迎對周其仁的話是贊同的，這種觀點同樣源于對改革動力的關切。
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是人們在30年前沒有預測到的，而今后的30年將比過去的30年更加豐富多彩。但是，伴隨其中的將是更多的不確定性。未來30年，中國將從低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為高中等收入國家；有望發展出基于法治的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從部分開放的經濟發展到融入全球的經濟。其間，我們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
經濟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滯，制度水平要與經濟發展至少同步，其難度相當之大。錢穎一認為，競爭特別是開放帶來的外部競爭，將是中國未來改革與發展最根本的動力。他提醒，“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面臨著非常大的潛在競爭對手，他們來自印度、越南和其他地區，并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發起挑戰”。
“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都達到了”，本月4日剛剛被世界銀行任命為常務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如是說，“中國很多根本的體制問題，比如說產權還沒有進一步明晰，市場仍是雙軌制，經濟體系當中還存在著根本的矛盾等”。
這些必然需要通過改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是用什么方式來改革比較好？
林毅夫表示，漸進的改革更適用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一個國家轉型的過程當中，由于當初推行的戰略必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遭遇到很多干預，從而形成許多經濟效率的損失。“但是我們在推動改革的時候必須了解，這些干預是內生的，對于內生的制度安排如果要改變它的話，必須從造成外生的原因著手”。
林毅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作為經濟學家，應該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反思。
觀點
改革措施出臺前，一定要謀定而后動，要經過深思熟慮。---成思危
要緩解社會矛盾，一方面應當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改善他們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居住、安全生產和生活的條件，另一方面需要實現司法公正、消除腐敗、及時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厲以寧
實行法治，是發達市場經濟共有的特征。實行法治乃是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吳敬璉
一切改革，沒有意識形態的變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識形態的改變，導致人們對是非的判斷和價值觀的形成，最終影響人的行動決策。---茅于軾
在轉型過程中，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轉型路徑，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下，也有可能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林毅夫
要注意對在改革過程中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給以足夠的重視，該補償的要補償，因為在改革阻力問題上，需要通過某種補償來克服，否則改革將難以為繼。---樊綱
普遍的自由，鋪墊了經濟增長的可靠根基。---周其仁
勤勞決定碗里是否有飯吃，而民主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陳志武
法治建設可以比較直接而且效用比較高地推動好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用法治約束政府應該排在優先順序上。---錢穎一
社會需要經濟學家，因為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張維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