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近年來，我國在推進綠色轉型方面進行了哪些重大部署，取得了哪些成效？
劉夢：自2020年“雙碳”目標提出以來，我國將“雙碳”工作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構建并不斷完善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重點領域、行業的實施和保障方案不斷出臺，31個省（區、市）已制定本地區碳達峰實施方案，有力地推進了我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續綠色轉型。2023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意見》，作出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關鍵時期”的判斷，提出了“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的要求，標志著我國正向著更加科學、精細的排放控制體系邁進。
倫飛：綠色轉型的成效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升級、能源結構轉型、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一是我國大力推進產業升級，積極發展綠色產業、循環經濟，逐步淘汰落后產能，推動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轉型。二是我國能源結構轉型明顯，傳統的化石能源使用比例逐步下降，綠色能源的占比穩步提升。截至2023年，我國風電和光伏發電總裝機容量已居世界首位，裝機容量雙雙突破3億千瓦。此外，我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也快速增長。三是我國持續推進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治理，深入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全國空氣質量顯著改善，PM2.5濃度大幅下降，主要流域水質顯著改善，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也在穩步推進。
主持人：此次提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基于怎樣的背景，預期達到什么樣的目標？
劉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困難挑戰。從國內來看，黨的二十大進一步闡明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體戰略安排，為了實現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需要在未來一段時間保持合理經濟增速，這勢必帶動能源消費量進一步攀升。受資源稟賦限制，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在短期內難以發生根本轉變，統籌能源安全供應和實現“雙碳”目標的難度正在不斷加大。從國際來看，以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加速實施綠色壁壘政策，環境和氣候議題政治化的趨勢凸顯。在此背景下，亟須通過完善綠色發展體制機制、推動綠色技術突破、培育綠色生活方式等方法，把綠色轉型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統籌好發展與減排、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從全領域、全地域推動全面、協同、創新、安全的綠色轉型。
董驍：資源環境問題并非孤立的問題，它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密切關聯、相互交織影響。當前我國正處于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以公路貨運為主的運輸結構沒有根本改變，降碳減污任務艱巨。如果延續原有發展路徑，即便不斷加大生態環境整治力度，也難以達成治理目標。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把綠色轉型的要求融入區域發展、產業結構、能源、交通運輸、城鄉建設等各個領域，不僅是資源環境生態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多重發展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
全面綠色轉型的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
主持人：縱向來看，生產、流通、消費等國民經濟循環中，哪個環節綠色轉型潛力空間更大？
董驍：在5至10年內，碳減排潛力最大的依舊是生產環節，尤其是高耗能制造業。六大高耗能行業（火電、鋼鐵、非金屬礦產品、煉油焦化、化工、有色金屬）的總能耗占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的50%以上，碳排放量占比接近80%。為此，不僅要通過先進節能減排技術推進生產環節的綠色低碳轉型，更要優化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
倫飛：生產環節占比最大，并不意味著其他環節不重要，因為最終消費環節在引領著生產。傳統的消費模式以資源的高消耗和高排放為特征，過度依賴不可再生資源，對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因此，通過生活消費的綠色轉型，可以引導綠色生產、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流通和消費環節的綠色轉型不但能夠在消費端促進減排，還可以倒逼產品供給端減排，進而促進各個環節的系統性減排。
主持人：橫向來看，各領域各行業推動綠色轉型的關鍵是什么？
劉夢：能源生產和消費活動是溫室氣體與污染物排放的主要來源，能源全面綠色轉型需要把握好經濟社會發展安全和綠色轉型之間的平衡。全面轉型方面，需要將綠色轉型融入能源活動全鏈條，推動化石能源清潔高效開發和利用，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加強傳統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發展，在經濟成本可接受的前提下穩步推動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協同轉型方面，我國不同地區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差異較大，如部分西部省份經濟發展對煤炭資源依賴度依然較高，應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合理制定綠色轉型路線圖，轉型節奏應有所差異。創新轉型方面，我國在氫能、儲能和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領域的部分環節技術水平與國際發達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綠色技術創新還需進一步突破。安全轉型方面，目前我國油氣資源對外依存度依然較高，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和增儲上產力度還需進一步加大。在風電、光伏發電裝機量快速增加的情況下，需加快推進智能電網建設，提高電網對清潔能源的接納、配置和調控能力，保障電力體系平穩運行。
董驍：制造業依舊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無疑也是推動產業綠色轉型的主陣地。《意見》明確指出要大力推動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紙、印染等行業綠色低碳轉型。以碳排放量僅次于電力行業的鋼鐵行業為例，從工藝流程更新升級角度而言，我國大多數鋼鐵煉制采用的是以鐵礦石為原料的燃煤高爐工藝，而非以廢鋼為原料的電爐工藝。推動鋼鐵行業減排，需要逐步淘汰以煤炭為基礎的工藝生產方式。
此外，部分新興領域的耗能及污染問題也不容忽視。例如近年來大力發展的各類數據中心，其本身也是耗能大戶，行業規模迅速擴增，耗電量年增長率遠高于其他耗能行業，而單體能效又參差不齊。為此，此類新興產業的綠色低碳發展也需要及時關注并進行有效引導。
倫飛：農業應該在綠色轉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國傳統的高投入、粗放式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如水、土地、能源等），導致了土地過度開墾、地下水過度開采、土壤酸化、水污染、生態退化等問題。開展農業綠色轉型，既能夠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還會有利于國家糧食安全、農民福祉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如何更好地發揮技術創新和政策激勵作用
主持人：《意見》提出2035年“經濟社會發展全面進入綠色低碳軌道”的目標，您認為實現目標的關鍵舉措是什么？
董驍：發展是第一要務，我們不可能放棄發展，這就要求推動發展的引擎必須是綠色的。所以最關鍵的是要摒棄以高能耗、高碳排放為代價的經濟增長舊引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布局包括新興產業、循環經濟、綠色能源、綠色交通基礎設施、綠色低碳建筑等在內的綠色轉型新賽道。
劉夢：能源是發展的動力之源，也是排放之源，這也使得加快新能源發展成為推動全面綠色轉型的重要方向。其核心舉措，就是建立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全面轉型新機制，加快構建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體系，為新能源發展“松綁”。2024年7月，國務院印發《加快構建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工作方案》，明確了建立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下一步，還需要因地制宜合理制定本地碳排放指標規劃和評價考核體系，提升地方碳排放雙控工作管理水平，完善各行業碳排放核算機制，為推動全面綠色轉型提供有力保障。
主持人：在綠色轉型中如何更好發揮技術創新的作用？
董驍：綠色化和數字化的協同發展，能產生“1+1>2”的產業綠色轉型賦能效果。根據中國信通院預測，至2030年，數字技術助力我國全社會總體減排量將可達12%到22%。近日，中央網信辦等十部門聯合印發了《數字化綠色化協同轉型發展實施指南》，明確了推動數字產業綠色低碳發展、加快數字技術賦能行業綠色化轉型等雙化協同兩大發力方向，構建了數字化綠色化基礎能力、融合技術體系以及融合產業體系等雙化協同融合創新布局。在雙化協同過程中，尤其需要針對大量中小企業對綠色化和數字化技術的認知、資源與投入不足的狀況，加以必要的引導和政策支持，讓其真正理解并感受到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的降本增效成果。
倫飛：從技術層面來看，目前農業綠色轉型的主要措施有：大力推廣生態農業技術（如有機農業、生態農業和生物多樣性農業等），減少化肥和農藥的過量使用；推廣節水灌溉技術，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加強水資源的監測和管理，合理分配農業生產中的水資源；推動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建立農業循環經濟體系；加強農民培訓，推廣綠色生產技術和理念，等等。
主持人：如何通過更好的制度設計，發揮出政策工具的激勵作用？
董驍：全面綠色轉型，需要財政稅收、投融資、技術標準、資源環境權益交易市場等一攬子政策的支持。各類政策的出臺，主要是解決“兩頭”的問題。一頭是投入問題，好的政策手段有助于解決綠色轉型資金“誰來投、投給誰、怎么投”的關鍵問題。另一頭是產出問題，轉型的效益如何體現、如何分配，也需要科學的政策設計。
上面提到了傳統制造業依舊是我國碳減排潛力最大的行業，而其綠色轉型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僅靠財政資金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借助綠色金融工具的力量撬動社會投資，為鋼鐵、煉油、冶煉、化工、水泥等高碳行業綠色低碳轉型提供有力支撐。例如，以重化工業為主的浙江衢州市，構建了覆蓋工業、農業、能源、交通、建筑等多領域的企業碳賬戶體系，并將碳賬戶金融系統和衢州市范圍內所有的金融機構核心系統打通，銀行在企業授權后可獲取企業碳征信報告，并將貸款利率與企業單位能耗、單位碳排放等綠色經濟指標掛鉤，制定差異化綠色信貸政策，為解決傳統高碳行業綠色轉型普遍存在的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政策解決路徑。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