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之前，各級政府的事權劃分后，財力實行“先下后上”，即先根據地方的需要在地方匹配，收大于支的部分上交中央。這一制度導致中央財力越來越少。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前，中央財政收入占總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0%左右，中央已經沒有能力平衡地區間差距。
“1994年分稅制改革，直接目的是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倪紅日回憶。
分稅制改革的特征是 “先上后下”：收入首先向中央財政集中，地方財政收支脫鉤，中央財政或者上級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使下級財政的收入財力與支出需要相匹配。這也是目前國際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模式。
但分稅制改革并不徹底，對于地方的事權沒有明確劃定。分稅制改革后的十幾年，地方由于事權多，財力少，很多基層政府陷入困境，龐大的縣鄉債務越滾越大，基層政府幾乎失去了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地方政府要求重新分配財權的呼聲越來越高。遼寧省國稅局原副局長曾提出一系列調整中央和地方稅種分享比例的建議。如將目前增值稅比例分成中央75%地方25%，改為60%和40%；企業所得稅增量部分分享比例由現行的中央60%地方40%，改為五五分成等。
財政部財科所金融室主任趙全厚在不斷進行的調研中發現，地方的主張歸結起來就是：事權越少越好；財權越多越好。
趙全厚說，下一步的改革中，財權與事權不可能完全匹配。如果真的匹配，中央財力將削弱，將沒有能力平衡地區間的貧富差距。“給了財權，東部發達地區收入會更多，中西部地區則收不到稅，地區差距將更大。
劉國艷認為，增加財力比調整財權操作性強，阻力也相對小，能夠解決地方財力嚴重不足的燃眉之急。
趙全厚介紹：“課題目前正在交流階段，今年四五月份能拿出初步方案。”
完善轉移支付
3月10日，參加全國“兩會”的遼寧省財政廳廳長炳志剛呼吁，“將中央財政的集中度適當地降低一些，讓地方擁有更多的可用財力”。他說，目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已經達到55%，這個比例過高，財政收入5.13萬億，切“蛋糕”也應該向地方傾斜。
倪紅日卻認為，中央財政集中度并不高，除去固定的稅收返還，中央財政只占40%，距離合理的比例還差10%到20%。中國的中央財政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比多數聯邦制國家的還要低。
倪紅日介紹，現在問題的關鍵不是給地方多少財權，而是如何完善中央的轉移支付。
目前，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意見很大。倪紅日說，現在轉移支付的大頭是專項轉移支付，地方對專項轉移支付沒有支配權，“讓你打醬油你就不能買醋”。只有一般性轉移支付地方政府才有支配權。目前，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很小。財政部預算司透露，2007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18000多億，其中一般轉移支付只有2500多億。
邴志剛說：“這種體制是地方向中央一條一條報項目，中央向地方一級一級分財力。這種專項轉移支付制度不僅運行成本高，而且也是對政府可用財力的一種惡性‘肢解’，還容易滋生腐敗。”
倪紅日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削弱中央各部委提供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各部委主要做好規劃、指導、政策和監督工作。與此同時，縮小中央專項支出規模，將這部分資金直接由財政部轉移支付給各地方政府，中央財政完全按照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配置財政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