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強調，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7月末，習近平總書記在與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再次強調，要正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全面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把握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創新重塑發展新動力，對在新常態下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實現由高速增長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長躍升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符合經濟規律
新常態是近年來國際社會描述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與金融狀況的一個常用說法。我們這里講的新常態是刻畫近年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從國際經驗看，高速增長經濟體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后，都經歷過經濟明顯減速和換擋的過程。以同樣經歷過高速增長的日本和韓國為例，日本1969年經濟增速出現拐點性變化，在經歷1973年石油危機沖擊后，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終結了高速增長階段。以1969年為界，日本經濟之前10年的平均增速為10.4%，之后10年的平均增速為6.3%，下降4.1個百分點。韓國1988年經濟增速出現拐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基本結束高速增長。同樣，平均增速從拐點前10年的10%放緩至后10年的7.6%，下降2.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高速增長經濟體在經歷一個時期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減速換擋，經濟發展也會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征，這符合一般變化規律。
從中國發展看，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是外部因素和內在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符合經濟發展內在邏輯的變化過程。
外部壓力：國際金融危機持續釋放負面影響。外部環境的劇變往往是經濟增長階段性變化的“導火索”。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二戰以來世界經濟最嚴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我國出口下滑，工業生產大幅回落。為應對危機沖擊，我國出臺了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但在外部沖擊和內在條件變化的交互作用下，經濟增速仍從2007年的14.2%放緩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為7.7%，均比2007年回落6.5個百分點。若按季度增長率計算，從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2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內部變化：支持經濟增長的條件出現新特點。從根本上說，經濟增長階段性轉換是由內生條件決定的。與過去30多年的情景不同，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發展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逐步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趨于下降，加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放緩，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降低，而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提升還不足以替代生產要素跨部門轉移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趨于下降。根據國內外多數學者的測算結果，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正從過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7%—8%左右。
轉型預期：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躍升。從舊常態進入新常態，雖表現為經濟減速換擋，但本質上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進入新常態，產能出現相對過剩，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依靠高強度投入鋪攤子的空間越來越小，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已經由生產能力大規模擴張轉向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主旋律。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常態就是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階段躍升的過程，是中國經濟由大變強的必經歷程。
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傳統增長穩態向新的增長穩態的轉換過程，是經濟結構重構和發展動力重塑的過程。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將呈現諸多與以往不同的階段性特征。
經濟增長內涵和質量發生變化。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7%—8%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基本特征。2012年、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都為7.7%，2014年預計在7.5%左右，都處在7%—8%的中高速增長區間。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增速還將隨潛在增長率下降而回落，增長區間也會相應調整。經濟減速換擋難以避免，但更重要的是，每一個百分點增量的含義已有不同，比如2013年的經濟增量已大致相當于1994年的經濟總量，而且增長的內涵和質量也將發生變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那樣，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更加健康、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
結構優化，服務業等占比遞增。與過去追趕階段制造業產能迅猛擴張不同，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制造業面臨消化過剩產能的巨大壓力，產業規模擴張空間明顯縮小。與此同時，教育、文化、醫療、旅游、養老等服務業發展加快。2013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上半年，服務業占比上升到46.6%，高于第二產業0.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新興產業迅速崛起，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不斷上升。
動力更替，消費和科技進步貢獻提高。進入新常態，隨著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加快，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消費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2012年和2013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5.1%和50%，2014年上半年為54.4%。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增強。2013年研發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2%，近年來專利申請數量和增長速度明顯提升，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孕育壯大。
改革深化，市場機制與市場主體作用增強。進入新常態，隨著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驅動為主，逐步轉向提高效率和創新驅動為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正在深化改革中進行調整。效率主要來自于要素自由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創新需要市場充分競爭和千千萬萬市場主體在試錯中找到方向，這就要求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機制和市場主體的作用。
開放水平和國際競爭能力提升。進入新常態，“走出去”規模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將逐步逼近甚或超過引進來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成為對外開放的顯著特征。與此同時，傳統的低成本競爭優勢減弱，在中低端領域面臨成本更低的新興經濟體追趕競爭，而在中高端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將遭遇發達國家架構新的投資貿易規則的制約，呈現“后有追兵”、“前有圍堵”的態勢，將倒逼我們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生態環境和潛在風險顯性化壓力增大。如果說，在過去高增長常態下，資源環境的回旋余地還比較大的話，那么進入新常態，經濟規模繼續擴大和能源資源消耗增加，資源環境的硬約束和剛性壓力將逐步強化。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幅回落，產能過剩行業、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和金融領域的潛在風險就會“水落石出”，各種矛盾和風險挑戰將明顯增多。
綜上所述，進入新常態，原有增長動力開始減弱，新的增長動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但隨著新舊力量的此消彼長，新的增長點將不斷涌現。只要我們堅定不移推進改革創新，為重塑增長動力創造良好環境，這些新的增長點就會匯聚成更加強勁的發展動力。
三、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
經濟運行的新變化，要求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豐富完善新的調控方式，增強調控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使中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后繼續保持穩定健康發展。
保持定力，穩定宏觀政策基本取向。進入新常態后的增速換擋，是周期性調整和結構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主要還是生產要素供需變化帶來的潛在增長水平下降所致。如果不顧潛在增長水平下降，動不動就“踩油門”，采取短期強刺激政策，不僅難以阻止經濟增速放緩，甚至可能加劇產能過剩、負債上升、資產泡沫、環境污染等結構性問題。因此，只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就要保持宏觀政策基本穩定，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強刺激，不進行大的政策調整，給市場主體穩定的預期和信心。
主動作為，適時有序預調微調。保持宏觀政策取向基本穩定，并不意味著無所作為。在周期性與結構性因素相互交織的情況下，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長率都存在較大易變性，如果放任市場自我調整，經濟增速就有可能滑出合理區間。因此，宏觀調控要瞄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確定調控“靶點”，對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精準發力。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需要及時有序進行預調微調，避免經濟增速滑出合理區間。
遠近結合，堅持和完善定向調控。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在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相結合基礎上進行政策組合，在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和防風險的多重目標中尋求平衡，既要保持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更要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質量提升。財政政策要發揮“定向”功能，加強中西部鐵路、棚戶區改造、水利、能源、生態環保等重大工程投入，擴大醫療、養老等社會急需的公共服務供給，落實對農業、小微企業、服務業降稅減負政策。貨幣政策要完善“有保有壓”，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在定向降準等措施基礎上，著力降低融資成本，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進入新常態后，制造業大規模擴張的空間逐步縮小，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于產業升級，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推動經濟向中高端水平發展，應成為定向調控的重要著力點。
改革創新，不斷完善宏觀調控方式。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特別是市場配置資源作用不斷增強，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多運用間接調控手段，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寓改革于宏觀調控之中，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在預算管理、稅制、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舉措，在定向調控中有效發揮作用。金融改革要在放寬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等方面有序推進，以增強貨幣政策的傳導性和有效性，發揮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和促進增長等方面的作用。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發揮發展規劃、產業政策的約束和引導作用，加強對投資活動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避免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四、以改革創新重塑發展新動力
深化改革是適應新常態、重塑新動力的根本途徑。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從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領域入手，形成改革和發展的良性互動。
圍繞簡政放權深化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化，政府職能轉變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資源配置范圍仍過寬，市場監管仍薄弱，公共服務供給還不足。要繼續下好簡政放權“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實行寬進嚴管，促進政府管理重心從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轉移。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資的行業、領域和業務等，清單以外的，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做到“法無禁止即可為”。繼續推進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圍繞產業轉型升級深化改革。從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業，往往“有心栽花花不開”，而沒有扶持的行業，卻收獲了“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成果。這說明，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遠比給某些行業特定扶持更為重要。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必須加快土地、資金、技術等市場化改革，使生產要素更加順暢地流動起來。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兼并重組，促進生產要素由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流動。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在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實行特許經營等方式，引入競爭機制。
圍繞創新驅動發展深化改革。當前，以信息網絡、新能源、生物、納米等技術群體性突破和廣泛應用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風起云涌，對構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提出了緊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電動汽車等新興領域組建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努力取得一批原創性科研成果。建立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機制，引導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按市場導向優化配置。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成果向企業轉移機制。
圍繞推進城鎮化深化改革。城鎮化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要以解決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為重點，以提高城鎮集聚效應和生產效率為核心，推動土地、戶籍、投融資體制改革，使潛在的需求釋放出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房屋財產權等合法財產權益，健全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完善征地補償制度，為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創造體制條件。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建立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構建多元化可持續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
圍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貿組織的經驗表明，擴大開放所形成的外部壓力和“倒逼”機制，有效地推動了改革深化和經濟發展。要改革涉外投資審批體制，探索對外商投資實現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方式，放寬外商投資市場準入，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放開一般制造業，建立以備案制為主的境外投資管理體制。鼓勵企業“走出去”開展綠地投資、并購投資、聯合投資等，將國際研發、人才等高端生產要素與國內產業鏈有機銜接起來，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謀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只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到國際市場中搏擊風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和跨國公司。
摘自《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