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階段性變化。
盡管面臨諸多挑戰，但并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我們有條件、有能力抓住新的機遇，逐步確立新優勢。
在后發經濟體發展規律主導下，我國經濟增長換擋減速特征十分明顯，與以工業化追趕為特征的高增長期不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逐步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規律。
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度調整，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在深刻變化，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變得空前緊密。
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積極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努力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階段性變化。準確把握世界經濟格局的新特點、新趨勢，抓住新一輪全球經濟調整中的新機遇，逐步確立新優勢；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在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中實現新舊增長動力的平穩轉換，是我們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關鍵所在。
一、在世界格局調整中確立新優勢
過去30多年，全球經濟領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其中最顯著的特征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表現出明顯差異，發展中國家以兩倍于發達經濟體的速度增長，其經濟總量占全球份額由1980年的25%上升到2014年的39%。在此過程中，我國發揮了核心作用，在發展中國家份額提高的14個百分點中，我國貢獻了約11個百分點。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雖然大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卻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全球經濟增速普遍降低的同時，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出現了增速分化。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經濟率先復蘇，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歐盟和日本內部經濟結構的根本性矛盾尚未消除，仍未完全擺脫危機陰影；發展中國家中，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長狀況要好于俄羅斯、巴西、南非等國。基于不同經濟狀況出臺的差異性政策加劇了全球經濟的波動，各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
過去我國依托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優勢，通過擴大開放積極融入全球經濟，抓住了全球產業轉移帶來的重大機遇，實現了與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相結合，創造了快速增長奇跡。當前，我國發展所依賴的內外部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以下三個方面尤其需要重視。
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國際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增速大幅下降。2012—2014年間，全球貿易增速連續三年低于3%，年均增速僅為2.4%，遠低于危機前7%左右的平均水平。危機前5年，貿易量增速約為GDP增速的2倍，但目前已降為1:1左右。貿易自由化安排也多表現為互惠性質，即排他性的區域貿易機制安排增多。
傳統比較優勢正在加速弱化。原來我國最大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優勢，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人口數量紅利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與周邊一些國家相比，已不具優勢。比如，印度、印尼勞動力成本約為我國的1/2，越南勞動力成本約為我國的1/3，柬埔寨勞動力成本約為我國的1/4。
新技術革命深刻影響分工格局。智能制造、新型材料、3D打印、云計算等新技術正在改變“發達國家技術+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高收入國家市場”這一傳統分工格局，價值鏈的一體化、生產的分散化、營銷的全球化成為新的趨勢，處于制造業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國的競爭力明顯增強。
盡管面臨諸多挑戰，但并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我們有條件、有能力抓住新的機遇，逐步確立新優勢。
我國市場規模巨大，對合作伙伴有較強的吸引力。盡管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但2014年經濟增量達到8000多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這一增量超過中等發達水平的土耳其等國2014年全年GDP總量；我國每年貨物進口額為2萬億美元左右，約相當于世界第十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旅游輸出國，2014年出境游超過1億人次，海外消費額達1648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我國仍然擁有極具開發潛力的市場，成為吸引合作伙伴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國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人力資源豐富。我國每年的大學以上學歷畢業生超過700萬，另有200多萬人在電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繼續教育。有相當一部分人能夠滿足跨國公司用人標準，這也是為什么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選擇在我國建立研發總部的一個重要原因。高素質人才隊伍業已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
我國在拓展新興市場方面具有較強的優勢。許多新興經濟體正加快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園區發展是重點。我國在這些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形成了完備的工業體系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由于處于同一發展階段，消費和技術偏好相似，我國在拓展新興市場方面具備更強的競爭力，這一優勢有利于我國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過程中保持平穩發展。
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為我國帶來低成本海外并購機遇。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尤為突出，導致大批擁有先進技術和國際品牌的外國企業資金鏈斷裂、經營困難，它們迫切需要有實力的合作者，這就為我國企業更好實現大規模“走出去”提供了機遇。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三一重工收購普茨邁斯特、聯想收購摩托羅拉移動等，都是搶抓機遇的成功案例。
二、在新常態下積極培育新動力
有關研究表明，經濟高速增長無法永久維持，幾乎所有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經濟增速都出現了明顯回落。比如，追趕歷程和產業演進路徑與我國相似的日韓等東亞經濟體，也經歷過這樣一個過程，經濟增速平均降幅在30%左右。目前我國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測算）與上個世紀70年代初的日本、90年代初的韓國發展水平相當，正處于類似當年日韓等典型后發工業化經濟體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長回落的時間窗口。在后發經濟體發展規律主導下，我國經濟增長換擋減速特征十分明顯，與以工業化追趕為特征的高增長期不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逐步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規律。
需求結構和動力不同以往。一是出口拉動作用減弱。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世界經濟增長進入低迷期，外部需求空間相對收縮。同時，由于要素條件發生變化，我國傳統低成本優勢削弱，出口兩位數增長已成為歷史，進入個位數增長時期，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二是高投資難以為繼。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我國很多傳統工業領域已經相對飽和，不少代表性工業產品產值到達或臨近峰值，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投資效率持續走低。城鎮戶均住房超過1套，房地產市場出現趨勢性調整，新開工投資峰值已過。基礎設施主要架構和干線建設基本完成，投資雖然尚有空間但帶動力已然下降。三是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集中爆發力減弱。過去以住宅、家電、汽車為主要拉動力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追求個性、高品質、安全、健康的新消費需求開始出現。
供給條件發生深刻變化。一是勞動力供給格局變化。從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預計整個“十三五”期間將呈現年均減少200萬人的態勢。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潛力大幅下降。二是投資率降低。2015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0.7%，企業利潤水平下降對投資產生了直接影響，投資率逐漸下降。三是土地資源約束日趨增強。我國國土遼闊，但可開發利用的土地資源有限。近幾年來，工業化、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快速推進與保護耕地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價格上漲，導致一些地區房價、租金高企，對居民生活和企業生產經營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影響；還有一些區域空氣、水、土壤等污染問題嚴重，環境承載力接近甚至達到極限。四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1978—2008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達到3.7%，但2009年以后增速明顯回落，2009—2014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5%。目前，直接從國外引進技術的空間明顯收窄，要素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對效率提升的作用也在減弱。這一方面受制于技術追趕的特定規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原有的生產率提升路徑難以為繼。供給條件的深刻變化，要求我們必須回應人民對良好安全環境的期待，滿足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新要求。
資源配置方式亟須深入調整。由于先行國家有成熟的經驗、技術和產業發展路徑可供直接學習借鑒，作為后發國家，通過努力與政府資源配置力相結合，就能夠在追趕道路上釋放出巨大能量。但隨著我國不少領域逐漸接近世界前沿，現成的技術和經驗會越來越少，就需要更好發揮千千萬萬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和試錯能力。同時，宏觀調控中總需求管理的作用也會相對減弱，而更多發揮供給政策的作用，努力創造良好的環境和制度條件，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充分激發市場的活力、潛力和創新能力。
適應新常態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經濟中的巨大潛力，積極培育發展新動力。一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尚未結束，地區發展差距大，發展空間廣闊。2014年我國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為54.8%，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有大約2.6億農民工需要轉變為市民，2億貧困人口（按世行標準）需要脫貧，1億城市棚戶區住戶需要新的家園，這些都蘊含著巨大的需求空間。二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潛力巨大，不少領域仍存在開放不足、準入不公平的問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三是我國擁有全球最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配套能力。據相關統計，我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而且不少類別的規模達到全球領先。四是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經濟體，在新一輪信息技術帶動、改造傳統產業的進程中，我國經濟將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五是我國具有全球最大、成長最快、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這將為產業發展和創新提供最好的空間。六是隨著國家實力增強，我國將積極參與新一輪全球分工，主動倡議、參與和推動新一輪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改善，在更高水平、更高層次開放中獲取新的機遇，為我國經濟發展爭取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只要我們加快體制機制改革，不斷擴大對外開放，這些潛力必將變為現實，釋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力量。
三、在新的開放條件下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度調整，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在深刻變化，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變得空前緊密。綜合判斷，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其中最大的機遇就是自身不斷發展壯大。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積極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努力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積極推進經濟邁入更高階段。實踐證明，追趕型后發國家在經歷高增長后，經濟增速回落往往有兩種不同的結局。一種是在跨過高收入門檻，經濟轉入成熟階段后的回落，如德國；另一種則是經濟體在經歷快速增長后，因為沒有進行有效的戰略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新條件和新情況，導致經濟增長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引發社會沖突，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國家和前蘇聯、東歐國家。我們現在所處的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要清醒認識到，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并不意味著中高速增長會自然到來，結構優化升級會自動實現，經濟風險會自行消化，經濟發展會自動邁向更高階段、更高水平。也就是說，新常態階段的調整變化并非指向唯一結果，經濟成功邁向更高更成熟的階段，是積極爭取、努力作為的結果。
著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雖然下來了，但質量效益提升的空間巨大，要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努力實現質量效益更高、更有利于生產率提升、更有利于發展成果公平公正共享的發展。我們原有的發展模式存在明顯的“速度效益型”特點，即企業盈利狀況對高速度比較依賴，速度一旦降下來就會有大面積的企業虧損。而國際經驗顯示，增長速度降低并不意味著企業就不能盈利。從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結構看，制造業高于農業和服務業，投資品制造業高于其他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高于其他服務業，可貿易部門高于不可貿易部門。由于部門間的效率差距大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因而我國具有相對更大的產業升級和生產率提升空間。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們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決摒棄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增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抓好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改革開放。
利用好自貿試驗區這一開放平臺。不斷優化經濟結構仍是我們新時期的重要任務。目前我國服務業占GDP比重還不高，國際競爭力還比較弱，應努力為服務業發展創造寬松環境，加快提升我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對內要積極深化改革，為服務業松綁，對外要擴大開放，利用外部資源形成倒逼機制，促進國內改革。當前我們對服務業領域先進的開放管理模式還不夠了解和熟悉，自貿試驗區就為學習借鑒國外服務業發展經驗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允許我們在試驗區內先行先試，再逐步向全國推廣。自貿試驗區的建設要注重發揮兩方面的作用：一是試驗示范作用，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為全國改革開放探路；二是引領帶動作用，要結合地方特色，打造開放高地，發揮地區增長極作用。
積極務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提出的重大國際合作倡議，這項倡議很好地契合了沿線國家的發展需要，得到了相關國家的積極響應。“一帶一路”覆蓋面廣，合作內容豐富，合作方式和路徑多元，互利共贏、開放包容的理念極具親和力，已成為我國新時期擴大對外開放、開展國際合作的大平臺。我們要利用好這個平臺，做好頂層設計，完善相關機制，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磋商，積極推進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經貿合作，開拓新興市場，優化產業布局，提高我國統籌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的能力。
摘自《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