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理論思維水平的高低、對人類文化發展所作貢獻的大小，很大程度上要看這個民族為人類社會奉獻了多少學術精品。打造學術精品，讓世界認識“學術中的中國”，是新時代我國學者的使命。推進學術研究、打造學術精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學者要弘揚學術精神。
學術精神首先是一種理性精神。學術研究說到底就是探究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各種真理。對真理的探究無疑應該是一種理性活動，具有理性特質。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必須善于對獲得的資料經過認真思考和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等形成理性認識。沒有理性精神，就不可能認識和把握真理。既然如此，學術精神是一種理性精神就是不言而喻的。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倘若沒有理性精神，是難以打造學術精品、取得學術成就的。這一點已成為學界共識，無需贅言。
學術精神除了是一種理性精神，還應當是一種無私奉獻的精神。這一點往往被一些學者所忽略，需要特別強調。學術研究所探究的真理，總是具有一種無上的崇高性和神圣性。真理之所以具有崇高性和神圣性，是因為真理關乎人類社會的福祉。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研究是在為人類社會謀福祉，學術精神是一種造福于人類的精神、一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一個學者要將自己的學術活動不斷向前推進，必須具有造福人類的博大胸懷和無私奉獻精神。馮友蘭先生曾提出人生有四種境界，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認為一個人的人生境界不同，他所擁有的世界和人生也就不同。誠然，處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人，也有從事學術研究的動力，也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學術成就。但是，一個人如果想在學術研究中具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取得重大學術成就，就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努力從“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走向“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大力弘揚無私奉獻的精神。
回顧學術發展史，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大作為、大成就的人，往往都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馬克思何以在有時連飯都吃不飽的生活困境中，能夠堅持下來完成《資本論》的寫作？這顯然與他在青年時期就樹立了為人類犧牲自己的人生信念分不開。1835年，17歲的馬克思在他的高中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這樣寫道：“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這是一種多么可貴的無私奉獻的精神，也是馬克思在顛沛流離、貧病交加中仍能寫出恢弘巨著的強大動力。再看愛因斯坦，他之所以能夠在學術研究中取得輝煌成就，登上科學之巔，固然與他的智商密切相關，但更重要的還在于他有造福人類的博大胸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人只有獻身社會，才能找到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他的這句話生動詮釋了一位科學家的無私奉獻精神。如果一個學者汲汲于名利，心里只裝著自己，就難以為社會奉獻學術精品。
學術研究是為了追求真理，這就要求學者勇于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直至認識和掌握真理。由此可見，學術精神也是一種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精神。一個學者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是難以一下子認識和掌握真理的，其間難免要經歷一些曲折甚至走一些彎路。因此，從事學術研究一定不能自以為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絕對化，哪怕是對自己覺得比較成熟的研究成果，也要不厭其煩地反復推敲、反復修訂，經受時間的檢驗、實踐的檢驗。只有不斷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不斷向上攀登，才能打造學術精品。一個學者如果處處自以為是，不忍自己否定自己，不愿自己超越自己，斷然拿不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作者為武漢大學教授）
摘自《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