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美國自己都難再復制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復制?“外來者”又應該復制硅谷的什么東西以及如何給予支持?
2004年的某一天，中國某高科技投資園區的幾位人員來到位于硅谷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頭開始工作。加州驕陽如火，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伏地而量——以280 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 Ave。
他們想知道：這條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長、多寬?
Sand Hill Road是硅谷乃至全美最顯赫的一條道路，聚集了美國最重要的風險投資機構，于美國新興市場的意義不亞于華爾街之于證券市場。上世紀90年代末，這里的不動產價格已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到2000年中，土地價格甚至賣到了144美金/平方英尺。而由于Sand Hill Road長度尚不到2英里，越來越多風險投資機構的擠入，也使它所涉及區域不斷向道路兩邊的叢林深處擴張。
“左右各擴張了多少”是這條神奇之路的另一重要物理數據，自然也被前來的中國客人詳細記錄在案。但是5年后的一天，當辦公地點正位于此地的某美風險投資合伙人向記者追溯此事時，表情困惑。另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一場對話。
“這里大概掌管著全美多少風險資金?”
“40%是從這里出去的。”
“這里每個辦公室一般有多少人?”
“三四個吧。”
對話完畢，就此揭開上述中國某高科技投資園區的大規模量地工作。
“依樣畫瓢、緣木求魚!”5年后的今天，美風險投資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仍然覺得不可思議。在他看來，幻想通過一個簡單的物理復制就能變“Sand Hill Road”為中國“沙丘路”的想法簡直幼稚到滑稽。但在這一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的沖動背后，卻透露了自上世紀90年代起至今中國復制硅谷的急切。
甚至于在5年之后、當中國已擁有無數個自稱為“中國硅谷”的區域時，這仍是一個類似著名電影《公民凱恩》中“玫瑰花蕾”的神秘問題，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繼趕赴這里——究竟美國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國有沒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國應該如何打造硅谷?
另有硅谷聲音希望中國能給“硅谷模式”更多空間。“硅谷的創新力，主要來源于無數‘小而靈活’的創業公司，但強調規模效益的‘大’是目前中國振興規劃的核心指導思想，而中國刺激計劃實行到今天，主要受益者仍是國企。”
問題于是最終又回到了這里——不能再次發生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復制?“外來者”又應該復制硅谷的什么東西以及如何給予支持?
小而巧的起跑
舊金山時間2009年8月31日，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系教授Edison S. Tse在斯坦福Skilling Building的二樓教室翻開了他的講義夾，席下，是一列前來求學的中國企業家。
課程內容事關“硅谷秘密”。但在這一堂課上，“秘密”聽起來更像是個動詞而非名詞——不像以往很多中國研究專著中娓娓道來的“Whats Silicon Valley on earth?”，Edison引入了動態比較。
他說，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前，美國科技的中心遙在東部而非硅谷。
1951-1970年間，美國那條神奇的技術之路一直名叫“128號公路”。它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旁邊是國防部實驗室、國防部工程承包商及微電腦、處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統;甚至于已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統創新”。
這包括：針對某一價值鏈、某一環節的拉動式價值鏈結構、從內部技術開發到銷售全部經營的縱向公司結構，以及認為轉到競爭對手公司工作是最壞行為的內部知識流動。此外，還有基于回報率的風險投資和以美國人為主的人力資源。
Edison回憶：那時東部的一統天下還體現為，盤踞在那里的掌握了真空管專利的大公司牢牢獨占著美國政府幾乎所有的大訂單。換言之，整個時代的技術——“真空管技術”(半導體技術發展之前，通訊行業的主力器件)——的中心，就在那里。
與此相反，當時的硅谷尚荒野一片，充滿欺詐，唯一可稱道的是一個還僅是“嬰兒期”的斯坦福。更讓人頭痛的是，橫亙在它面前的還有一個難題，即：有關資金、人才等所有有利資源都“馬太效應”涌到了東部去。
“非常類似今日中國西部發展的難題。”席下，有中國企業家竊竊私語。不僅如此，原來“驕子”也曾尷尬地站在起跑線上。在情感和某些方法論層面，中國開始真正和硅谷發生關系。
他們找到的答案是——“對零件進行優化”、“晶體管”和“靈活性”。
此后，通過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體管技術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為中心的生態系統并支持和發展基于半導體技術的晶體管，全美晶體管技術中心隨后轉移至此。而當斯坦福集成電路實驗室建立，通過不斷開發并應用新技術，斯坦福也逐漸成為新技術、新工藝的重要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是在同時，Terman開始幫助從斯坦福畢業的學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畢業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機會;1953年，斯坦福開展了給當地工作人員提供工作期間繼續受教育機會的計劃，以提高當地技術和管理人員水平。
另一邊，風險投資結構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體管技術和應用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半導體產業出現了Fairchild(仙童)半導體公司，并由其分裂再產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導體公司。這些成功企業家們，又源源不斷付錢去支持新高科技企業的創建。
緊接下來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師、風險投資家、地產開發商、亞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許接受外籍工程師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們等更多投機成員蜂擁而入，硅谷服務業也隨之一路飆升，此地開始不再成為臨時住宿的“賓館”，而有更多人選擇留了下來。
換言之，如果說最初硅谷沒能獲得進入科技圈的通行證(大系統創新和真空管技術)，那么它朝另一個小而靈活的方向(“零部件創新”和晶體管技術)跑去，并通過最短的奔跑路徑，在50年后奪得了最高榮譽。
求圓半徑
“但這一最短奔跑路徑，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課程后某個陽光明媚的早上，舊金山美中交流協會副會長葛濱坐在位于硅谷Hayward區的辦公室中說。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國培訓項目顧問、圣何塞州立大學國際部中國培訓項目首席學術顧問。
過去十幾年中，葛接待過的中國赴硅谷考察隊數以百計。他向記者透露了另一個真實故事。
上世紀90年代，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競爭力”課題，一行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美國轉了一圈后抵達硅谷。在參觀完全球自定義電子技術、制造和服務解決方案供應鏈推進者Solectron的自由交流時間中，訪客開口問了一個本以為很尖利的問題。
“None。”不料，對方哈哈大笑，一點不難為情。
“原來是個代工公司。”訪客竊竊私語。不過葛濱提醒，這實是求圓半徑的題解之一。
也就是說，從研發、生產制造到市場營銷，清晰的產業分工和社會協作保證了硅谷速度和諸多成本的節約，即以最快時間、最低成本完成“從技術發明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至關重要的兩個飛躍。
實際上，這也是Edison課程中硅谷與東部“拉動式創新”的另一區別之處：后者的縱向公司結構決定供應商基本不參與創新，而硅谷橫向競爭促成了零件制造商與產品制造商間的緊密合作，并在過程中發揮各自優勢進行創新，從而產生通過新生態系統的建立使新理念價值不斷增加的“推動型價值鏈結構”，最后從產品創新一路沖向如eBay、Yahoo、Google等的商業模型創新。
但如果說，上述之另一“小而靈活”是很多“外來者”沒有成功拷貝硅谷的原因之一(中國企業文化較傾向“大而全”思路，甚至一個企業內就有自己“小醫院、小社區”)，那么靈活而健全的人才培養體系則是該半徑的另一解。
“清華、北大與中關村的融合仍非制度化。”今年年初，作為給中關村出謀劃策、同時也是介入中關村發展歷史最長、最全面的第三方獨立研究機構——長城戰略咨詢的董事長、所長王德祿和顧問趙慕蘭在位于Cupertino區的Cypress酒店，向記者作出了如下感慨：就“企業”、“學校”和“政府”三創新環節而言，中國大學對創新的“孵化”是與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師可參與建立創新企業外，還表現在取自社會的師資招聘制度上。”趙說，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專門“咨詢教授”一職，且數量不少，這些人往往都是社會某個領域的強者，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直接受益的就是當地學生。”
“不少人離開幾十年后還能回去完成當年沒完成的博士論文，完了還能拿學位，”王隨后指向斯坦福的學籍管理：“而中國想創業的學生，則必須面對魚和熊掌的問題。”
斯坦福當之無愧是硅谷人才培養體系的核心，截至目前其全球畢業生約1.5萬人，培養的人才領導的企業所創造的總產值卻占到了硅谷經濟一半以上。“不過，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學號稱自己是硅谷大學，斯坦福卻不敢，你知道為什么嗎?”葛濱問。
“這是因為這些年來圣何塞州立大學為硅谷輸出了大量的中、低層技能型人才，而這種持續不斷的輸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區學校。”換言之，硅谷同樣受益于非常重要的人才結構和層次，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關乎硅谷深層的文化基因而顯得復雜、難以輕易轉化。
比方說，硅谷工程師經常離開公司去實踐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敗、專業團體勝過公司間壁壘等;又如，這里風險投資家更青睞奇思妙想而不是具體計劃，因為此地最賺錢的往往是這類早期投資，但這背后又與美國政府對風險投資的立法、規范和對風險資本的權益保障乃至整個社會的誠信機制及價值觀密切相關。
“中國有自己的邏輯和話語體系。”他喃喃自語。
中國等待
“不過，”此后，上述風投人士話題一轉：“現在，中國做產業升級的時間到了。我相信未來20年，中國會成為一個超級世界。”
“縱觀各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歷史，從來其強弱與該國傳統行業的強弱密不可分，”Edison認為，因IT公司主要客戶是企業，當中國傳統企業不強時，中國高科技產業沒有市場，只能跑到外面服務于外國企業變成他們上游，然而，他們又無法控制這一市場，同時也導致其失去提供給客戶最終用途手段的“下游”這一獲取利潤最多的角色。
由此相比硅谷的50年沖刺，中國的硅谷期待，似乎還需展望到更遙遠的未來。而這種等待，除公平的市場競爭外，另一至關重要的是人才。
“硅谷是科技和人才進步積累到一定階段的集中性爆發。這種爆發是從點到面，一連串地自然發生，不僅包括創業人才還包括充足的經理人資源以及他們在市場、品牌和管理上的經驗。如果積累不夠，僅通過行政或財務手段催生、招募或呼吁，難有持續性擴展，相反可能造成資源浪費。”近年來一直在硅谷與中國穿梭的賽伯樂投資合伙人、InfowareLab商業開發總監陳愷說。
其言下之意是：諸葛亮草船借箭需要東風，但東風再強悍，還需先有諸葛亮。“其次，現在，中國鼓勵大學生創業有解決就業的味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一旦創業是就業的替代和糊口手段，其創業信用要值得懷疑。”
陳愷舉例，Netscape(網景)創辦者斯坦福計算機教授Jim Clark也曾創辦Silicon Graphics(SGI)，作為SGI早期投資商，硅谷最大早期風投NEA曾沿SGI發展軌跡投資了其很多核心員工離職創業的公司。
“三四年前我帶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導拜訪NEA時曾看到一張SGI企業族譜圖，其中最后成功上市或被收購的竟高達十幾家。”陳愷說：“硅谷更多是精英創業，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師創業。”
鑒于誰控制了市場誰就能獲得最高利潤，在中國本土市場目前已足夠大的前提和機遇下，斯坦福亞太中心主任Edsion提出了他的建議——“中國高科技產業應緊緊把握這一機遇，積極參與中國傳統經濟的結合并從中產生新思路和新商業模式，提高中國人民整體的消費水平，然后，再去謀略中國高科技產業自身變革”。
“而在這一經濟轉型中，活躍的地方政府將是主要執行單位，”他說，“可積極并靈活引導企業來走一些路。”
舊金山時間9月18日江蘇昆山的硅谷人才引進會上，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科技參贊則這樣告訴記者，“我認為，現在地方政府對創新的支持力度還不夠，方式上也還有切磋之處，此后一個月，我將詳細就此做一些研究和總結。”
2004年的某一天，中國某高科技投資園區的幾位人員來到位于硅谷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頭開始工作。加州驕陽如火，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伏地而量——以280 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 Ave。
他們想知道：這條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長、多寬?
Sand Hill Road是硅谷乃至全美最顯赫的一條道路，聚集了美國最重要的風險投資機構，于美國新興市場的意義不亞于華爾街之于證券市場。上世紀90年代末，這里的不動產價格已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到2000年中，土地價格甚至賣到了144美金/平方英尺。而由于Sand Hill Road長度尚不到2英里，越來越多風險投資機構的擠入，也使它所涉及區域不斷向道路兩邊的叢林深處擴張。
“左右各擴張了多少”是這條神奇之路的另一重要物理數據，自然也被前來的中國客人詳細記錄在案。但是5年后的一天，當辦公地點正位于此地的某美風險投資合伙人向記者追溯此事時，表情困惑。另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一場對話。
“這里大概掌管著全美多少風險資金?”
“40%是從這里出去的。”
“這里每個辦公室一般有多少人?”
“三四個吧。”
“啊!這么少的人管這么多的錢?!”
對話完畢，就此揭開上述中國某高科技投資園區的大規模量地工作。
“依樣畫瓢、緣木求魚!”5年后的今天，美風險投資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仍然覺得不可思議。在他看來，幻想通過一個簡單的物理復制就能變“Sand Hill Road”為中國“沙丘路”的想法簡直幼稚到滑稽。但在這一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的沖動背后，卻透露了自上世紀90年代起至今中國復制硅谷的急切。
甚至于在5年之后、當中國已擁有無數個自稱為“中國硅谷”的區域時，這仍是一個類似著名電影《公民凱恩》中“玫瑰花蕾”的神秘問題，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繼趕赴這里——究竟美國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國有沒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國應該如何打造硅谷?
“天時、地利和人和造就了這一特例，不僅中國很難復制，美國自己也很難復制。”見證過硅谷幾十年風云的“老硅谷人”更多是這樣強調。換言之，這是一個與中國本土截然不同的商業世界，從語言到隱藏其后的思維方式，從企業成長的路徑到支撐這條路徑的整個社會體系。
另有硅谷聲音希望中國能給“硅谷模式”更多空間。“硅谷的創新力，主要來源于無數‘小而靈活’的創業公司，但強調規模效益的‘大’是目前中國振興規劃的核心指導思想，而中國刺激計劃實行到今天，主要受益者仍是國企。”
問題于是最終又回到了這里——不能再次發生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復制?“外來者”又應該復制硅谷的什么東西以及如何給予支持?
小而巧的起跑
舊金山時間2009年8月31日，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系教授Edison S. Tse在斯坦福Skilling Building的二樓教室翻開了他的講義夾，席下，是一列前來求學的中國企業家。
課程內容事關“硅谷秘密”。但在這一堂課上，“秘密”聽起來更像是個動詞而非名詞——不像以往很多中國研究專著中娓娓道來的“Whats Silicon Valley on earth?”，Edison引入了動態比較。
他說，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前，美國科技的中心遙在東部而非硅谷。
1951-1970年間，美國那條神奇的技術之路一直名叫“128號公路”。它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旁邊是國防部實驗室、國防部工程承包商及微電腦、處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統;甚至于已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統創新”。
這包括：針對某一價值鏈、某一環節的拉動式價值鏈結構、從內部技術開發到銷售全部經營的縱向公司結構，以及認為轉到競爭對手公司工作是最壞行為的內部知識流動。此外，還有基于回報率的風險投資和以美國人為主的人力資源。
Edison回憶：那時東部的一統天下還體現為，盤踞在那里的掌握了真空管專利的大公司牢牢獨占著美國政府幾乎所有的大訂單。換言之，整個時代的技術——“真空管技術”(半導體技術發展之前，通訊行業的主力器件)——的中心，就在那里。
與此相反，當時的硅谷尚荒野一片，充滿欺詐，唯一可稱道的是一個還僅是“嬰兒期”的斯坦福。更讓人頭痛的是，橫亙在它面前的還有一個難題，即：有關資金、人才等所有有利資源都“馬太效應”涌到了東部去。
“非常類似今日中國西部發展的難題。”席下，有中國企業家竊竊私語。不僅如此，原來“驕子”也曾尷尬地站在起跑線上。在情感和某些方法論層面，中國開始真正和硅谷發生關系。
“直到1927年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達斯坦福，這一切被改變。”Edison指出，硅谷自此迎來了對其自身命運至關重要的一些思考。這包括——如果說后來者最好應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統的另一極端是什么?什么是此時的新技術?一個沒名氣的大學可以做什么?
他們找到的答案是——“對零件進行優化”、“晶體管”和“靈活性”。
此后，通過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體管技術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為中心的生態系統并支持和發展基于半導體技術的晶體管，全美晶體管技術中心隨后轉移至此。而當斯坦福集成電路實驗室建立，通過不斷開發并應用新技術，斯坦福也逐漸成為新技術、新工藝的重要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是在同時，Terman開始幫助從斯坦福畢業的學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畢業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機會;1953年，斯坦福開展了給當地工作人員提供工作期間繼續受教育機會的計劃，以提高當地技術和管理人員水平。
另一邊，風險投資結構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體管技術和應用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半導體產業出現了Fairchild(仙童)半導體公司，并由其分裂再產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導體公司。這些成功企業家們，又源源不斷付錢去支持新高科技企業的創建。
緊接下來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師、風險投資家、地產開發商、亞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許接受外籍工程師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們等更多投機成員蜂擁而入，硅谷服務業也隨之一路飆升，此地開始不再成為臨時住宿的“賓館”，而有更多人選擇留了下來。
換言之，如果說最初硅谷沒能獲得進入科技圈的通行證(大系統創新和真空管技術)，那么它朝另一個小而靈活的方向(“零部件創新”和晶體管技術)跑去，并通過最短的奔跑路徑，在50年后奪得了最高榮譽。
求圓半徑
“但這一最短奔跑路徑，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課程后某個陽光明媚的早上，舊金山美中交流協會副會長葛濱坐在位于硅谷Hayward區的辦公室中說。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國培訓項目顧問、圣何塞州立大學國際部中國培訓項目首席學術顧問。
過去十幾年中，葛接待過的中國赴硅谷考察隊數以百計。他向記者透露了另一個真實故事。
上世紀90年代，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競爭力”課題，一行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美國轉了一圈后抵達硅谷。在參觀完全球自定義電子技術、制造和服務解決方案供應鏈推進者Solectron的自由交流時間中，訪客開口問了一個本以為很尖利的問題。
“你們產品這么多，哪個是自己的創新?”
“None。”不料，對方哈哈大笑，一點不難為情。
“原來是個代工公司。”訪客竊竊私語。不過葛濱提醒，這實是求圓半徑的題解之一。
也就是說，從研發、生產制造到市場營銷，清晰的產業分工和社會協作保證了硅谷速度和諸多成本的節約，即以最快時間、最低成本完成“從技術發明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至關重要的兩個飛躍。
實際上，這也是Edison課程中硅谷與東部“拉動式創新”的另一區別之處：后者的縱向公司結構決定供應商基本不參與創新，而硅谷橫向競爭促成了零件制造商與產品制造商間的緊密合作，并在過程中發揮各自優勢進行創新，從而產生通過新生態系統的建立使新理念價值不斷增加的“推動型價值鏈結構”，最后從產品創新一路沖向如eBay、Yahoo、Google等的商業模型創新。
但如果說，上述之另一“小而靈活”是很多“外來者”沒有成功拷貝硅谷的原因之一(中國企業文化較傾向“大而全”思路，甚至一個企業內就有自己“小醫院、小社區”)，那么靈活而健全的人才培養體系則是該半徑的另一解。
“清華、北大與中關村的融合仍非制度化。”今年年初，作為給中關村出謀劃策、同時也是介入中關村發展歷史最長、最全面的第三方獨立研究機構——長城戰略咨詢的董事長、所長王德祿和顧問趙慕蘭在位于Cupertino區的Cypress酒店，向記者作出了如下感慨：就“企業”、“學校”和“政府”三創新環節而言，中國大學對創新的“孵化”是與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師可參與建立創新企業外，還表現在取自社會的師資招聘制度上。”趙說，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專門“咨詢教授”一職，且數量不少，這些人往往都是社會某個領域的強者，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直接受益的就是當地學生。”
“不少人離開幾十年后還能回去完成當年沒完成的博士論文，完了還能拿學位，”王隨后指向斯坦福的學籍管理：“而中國想創業的學生，則必須面對魚和熊掌的問題。”
斯坦福當之無愧是硅谷人才培養體系的核心，截至目前其全球畢業生約1.5萬人，培養的人才領導的企業所創造的總產值卻占到了硅谷經濟一半以上。“不過，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學號稱自己是硅谷大學，斯坦福卻不敢，你知道為什么嗎?”葛濱問。
“這是因為這些年來圣何塞州立大學為硅谷輸出了大量的中、低層技能型人才，而這種持續不斷的輸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區學校。”換言之，硅谷同樣受益于非常重要的人才結構和層次，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關乎硅谷深層的文化基因而顯得復雜、難以輕易轉化。
比方說，硅谷工程師經常離開公司去實踐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敗、專業團體勝過公司間壁壘等;又如，這里風險投資家更青睞奇思妙想而不是具體計劃，因為此地最賺錢的往往是這類早期投資，但這背后又與美國政府對風險投資的立法、規范和對風險資本的權益保障乃至整個社會的誠信機制及價值觀密切相關。
“我在大陸轉了很久，項目就是投不下去，為什么?”一位在硅谷做了數年投資的中國臺灣地區風投機構這樣告訴記者：“雖然這些項目很賺錢，但我用硅谷和臺灣地區的風投規則去做投資，我做不下去，比如一些項目現金流不錯，但背后卻是十分糟糕的設施和廠房環境。”又比方說，在硅谷盡職調查相對容易，因為這里的人很少說謊，但于一個人情社會這顯得有點艱難。
“中國有自己的邏輯和話語體系。”他喃喃自語。
中國等待
“不過，”此后，上述風投人士話題一轉：“現在，中國做產業升級的時間到了。我相信未來20年，中國會成為一個超級世界。”
“縱觀各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歷史，從來其強弱與該國傳統行業的強弱密不可分，”Edison認為，因IT公司主要客戶是企業，當中國傳統企業不強時，中國高科技產業沒有市場，只能跑到外面服務于外國企業變成他們上游，然而，他們又無法控制這一市場，同時也導致其失去提供給客戶最終用途手段的“下游”這一獲取利潤最多的角色。
由此相比硅谷的50年沖刺，中國的硅谷期待，似乎還需展望到更遙遠的未來。而這種等待，除公平的市場競爭外，另一至關重要的是人才。
“硅谷是科技和人才進步積累到一定階段的集中性爆發。這種爆發是從點到面，一連串地自然發生，不僅包括創業人才還包括充足的經理人資源以及他們在市場、品牌和管理上的經驗。如果積累不夠，僅通過行政或財務手段催生、招募或呼吁，難有持續性擴展，相反可能造成資源浪費。”近年來一直在硅谷與中國穿梭的賽伯樂投資合伙人、InfowareLab商業開發總監陳愷說。
其言下之意是：諸葛亮草船借箭需要東風，但東風再強悍，還需先有諸葛亮。“其次，現在，中國鼓勵大學生創業有解決就業的味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一旦創業是就業的替代和糊口手段，其創業信用要值得懷疑。”
陳愷舉例，Netscape(網景)創辦者斯坦福計算機教授Jim Clark也曾創辦Silicon Graphics(SGI)，作為SGI早期投資商，硅谷最大早期風投NEA曾沿SGI發展軌跡投資了其很多核心員工離職創業的公司。
“三四年前我帶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導拜訪NEA時曾看到一張SGI企業族譜圖，其中最后成功上市或被收購的竟高達十幾家。”陳愷說：“硅谷更多是精英創業，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師創業。”
鑒于誰控制了市場誰就能獲得最高利潤，在中國本土市場目前已足夠大的前提和機遇下，斯坦福亞太中心主任Edsion提出了他的建議——“中國高科技產業應緊緊把握這一機遇，積極參與中國傳統經濟的結合并從中產生新思路和新商業模式，提高中國人民整體的消費水平，然后，再去謀略中國高科技產業自身變革”。
“而在這一經濟轉型中，活躍的地方政府將是主要執行單位，”他說，“可積極并靈活引導企業來走一些路。”
舊金山時間9月18日江蘇昆山的硅谷人才引進會上，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科技參贊則這樣告訴記者，“我認為，現在地方政府對創新的支持力度還不夠，方式上也還有切磋之處，此后一個月，我將詳細就此做一些研究和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