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保持良性發展，很大程度取決于能否走出“興利易，除弊難”的局面
未來中國發展，要做的事說到底無非有二：一曰“興利”，一曰“除弊”。兩相比較，后者更難。而中國未來發展能否步入良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走出目前“興利易，除弊難”的局面。
以此角度觀察未來，筆者以為制約未來10年中國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因素。
由資源短缺和環境形勢嚴峻帶來的發展“瓶頸”。
中國的資源特別是能源短缺，是未來幾年我們必須著力克服的重要發展瓶頸。在“金磚四國”中，中國的能源狀況遠不如俄羅斯，也不如巴西，只與印度大體相仿。
環境問題可能成為中國下一階段影響社會和諧的重要潛在因素之一。2007年6月，在德國海利根達姆舉行的G8和五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會議表明，當代世界環境問題的嚴峻期已經到來，并且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在中國國內，以2007年上半年發生的幾起重大環境事件為標志，環境問題某種程度上已上升為高層和百姓必須面對的社會穩定問題，并引發對一些地區“進入小康社會”的反思。
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自然生態問題，而是一個集自然、經濟、社會、制度、人權等諸多問題于一體的復雜體系。欲真正研究并緩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更大范圍的環境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努力。
基于此，在中國建立“ESH機制”(即“環境安全健康機制”)十分迫切。ESH機制是國際上正在強化的一種機制，是當今世界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應對新挑戰、強化社會責任的集中體現。面對這一新形勢，中國自上而下需強化“ESH機制”：在宏觀層面強化環保、安監、質檢、藥食監等機構的監管力度；在企業層面，切實建立企業內部一套“ESH”制度，尋求企業競爭力與“ESH”機制的統一。
全球化背景下可能面臨的金融市場風險。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國內金融領域存在的潛在風險主要有三：一是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產生機制尚未徹底解決；二是資本項目開放后因監管不到位可能引發的風險；三是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膨脹”對宏觀調控及外匯管理帶來的挑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前一階段改革對不良資產進行剝離后，有些國有商業銀行又有新的不良資產滋生，這說明不良資產生成的體制機制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因而如何從根本上消除不良資產產生的體制機理，對于未來中國十分重要。
因發展差距擴大而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
首先看城鄉結構。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如何防止差距進一步擴大是重大的戰略問題。這方面主要盯住三個問題：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問題。2002～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6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年累計增長33.2%，相當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的54%。2006年和2007年，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但二者差距尚未收斂；二是貧困人口問題。按693元絕對貧困人口的標準，2006年末農村貧困人口2148萬人。按958元的標準，農村低收入人口5700萬人。可見解決貧困問題的任務仍十分艱巨；三是農村的公共服務資源嚴重不足問題。今后幾年需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點解決農村公共服務欠賬太多的問題。
除城鄉不平衡外，中國還面臨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從大格局看，以2006年為例，東部10省市，面積占全國的9.5%，人口占全國的35.68%，而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GDP的55.57%；中部6省，面積占全國10.7%，人口占全國26.82%，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GDP的18.72%；西部12省、區、市，面積占全國71.5%，人口占全國27.51%，地區生產總值只占全國GDP的17.12%；東北3省，面積占全國8.2%，人口占全國8.23%，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GDP的8.59%。
從中國大格局考慮，要防止因地區發展不平衡而發生新的“板塊碰撞”問題。尤其要注意下列三種因素：一是地緣因素；二是民族和宗教因素；三是地區生產力差異因素。
要避免因深層次體制改革滯后引發的權力資本化問題。
相對于經濟體制而言，仍未建立有效監督制約機制的政府管理體制，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瓶頸。2007年，接連被查處的一些腐敗大案要案表明，必須對權力形成有效的監督制約。而如果不抓緊時間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可能導致權力資本化問題，從而制約一個民族的創造力，也不容易形成改革共識。
在發展的內外環境上面臨若干不確定因素。
未來幾年，中國的內外環境雖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若干隱性和潛在的挑戰。就這一點而言，“金磚四國”中的印度及巴西所處的發展環境要比中國寬松得多。這其中，我們與主要發達國家間在社會體制方面的差異、中國崛起對世界既有格局的沖擊等，都可能成為未來10年內中國遭遇的不確定風險。（常修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