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第一財經日報 2007年12月25日
王 平
2007年12月23日，《國有資產法（草案）》正式提請十屆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首次審議。這部法案從1993年提出到正式開始審議，歷經八屆、九屆和十屆共三屆全國人大，走過了14年坎坷的立法歷程。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是怎樣讓舊經濟體制下的國有資產能夠進入市場機制，能夠真正有效益地運轉起來。特別是大約6600多億元價值的擱置性國有固定資產。如果不能在市場經濟中盤活，不僅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將無異于一句空話，而且還會成為國有資產總值里面的“腫瘤”和發展的“包袱”。
所以，總體上看，改革初期，我們國家比較窮，家底非常薄弱。解決國有資產問題，主要矛盾是如何讓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資產迅速進入市場經濟，并迅速啟動、迅速運轉、迅速產生效益。
大致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家經濟在發展中暴露出尖銳的矛盾，突出表現為三大問題：金融運轉混亂、投資增長過熱、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其中國有資產流失的嚴重性，已經引起中央和地方的警惕，以及管理層、理論學界和民眾輿論的廣泛關注。
有資料顯示，90年代，國有資產平均每年流失在1000億元上下。受這樣的情形困擾，杜絕國有資產流失、保護國有資產的時代呼聲就出現了。最初的國有資產立法動議，得以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
但是，立法動議雖然在法律草案層面上有所努力，但并沒有立法程序上的實際推進。主要原因還是立法的時代性條件并不具備，更談不上成熟。堅決加快改革步伐，依然是時代的總需要和總要求。從經濟發展的平衡狀態來分析，主要矛盾依然是國有資產的效益問題。于是，關鍵點落在了國有資產的“效益”上，而不是“流失”。即，要專注發展，不要任何形式的分心。
圍繞國有資產立法的緊迫性，認識上始終頗有爭議。這部法案就這樣伴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時代要求的變化，坎坷走來。
又經過了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國家經濟形勢和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首先，我們積累起29萬億元的龐大國有資產數額；其次，經濟發展在總體性上已經進入比較健康的市場經濟運行軌道。在這樣的基礎上，全國人大正式接受法案審議，顯得水到渠成。今天，歷史性地回過頭去看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和14年的立法坎坷，就不能不承認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和立法腳步的從容。
《國有資產法（草案）》規范性地明確了國有資產的產權關系；國有資產轉讓、權益和責任等，核心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事實上，國有資產的管理，是一個國際社會普遍遇到的難題。這部法案，既總結了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經驗與教訓，又科學地借鑒了國外有關國有資產管理方面成功的理論和實踐。
誠然，這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資產立法是一項創舉。在法律原則性框架和基礎性條款確立后，難以避免出現一些立法技術細則上的和規范銜接等方面的不足。比如，草案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與監管人分離的原則。明確規定國資委和地方政府行使國資出資人職責，即“老板”，進而對出資企業的監管也是“股東式”的監管，“管人、管事、管預算”。不能干預企業的經營管理，也不是企業的監管機構。但誰是監管機構，監管機構的組織形式和權責形式怎樣等，草案沒有具體涉及。
（作者：王平 為經濟管理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