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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人民日報  

   1929年，馮友蘭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題為《一件清華當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寫道：“在德國學術剛發達的時候，有一個人說，要想叫德國學術發達，非叫學術說德國話不可。我們想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也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不可。”“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這一說法，留下了很大的闡釋空間，包含著中國學術國際化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把西方學術轉譯為中國現代學術

  在馮友蘭文章中“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的原意，其實就是“譯書”，即把西方學術著作翻譯成中文。這是19世紀末當中國漸漸融入世界體系后，中國學術國際化的第一重境界。從語言上看，是把西文翻譯成中文；從學術流向上看，是輸入學理，引入西方學術范式。此處所說的“現代學術”，實質上就是西方學術。

   在這一重境界中，翻譯事業在中國學術中具有重要地位。馮友蘭主張清華大學每年應當譯出二三十種以上的書“隨時刊布，廉價發售”，并提出清華大學應該做到教學、研究、翻譯三足鼎立，這樣才算是盡到了對國家、社會的責任。

  其實，翻譯西方學術著作只是表象，更實質的則是西方學理和學術范式的輸入。以中國哲學學科建構為例，余英時明確指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意義在于完成了學術范式的現代轉化。到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時，胡適之路已是大勢所趨，但其過于西化的疑古傾向也遭到不少質疑，故馮友蘭強調“釋古”，試圖兼有“哲學性”與“民族性”。然而，民族性原則并未改變這部著作的西式框架，正如金岳霖在審查報告中敏銳指出的，此書“把中國的哲學當作發現于中國的哲學”，完全遵循了西方學術范式。

  由于“近代學問起于西洋”，中西在現代學術中的地位大不相同，所以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現代學術的主流走上了一條努力與西方接軌的道路。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現代學術幾乎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話的，其本質是把西方學術轉譯為中國現代學術。

  第二重境界：用外語向世界發出中國學術的聲音

   隨著中國國力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強，特別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又有了一層新的意涵。此時的“現代學術”已經不再是西方學術，而是包括中國學術在內的國際化學術；“說中國話”也不再是把西文翻譯成中文，而是強調用外語向世界發出中國學術的聲音。這是中國學術國際化的第二重境界。

   乍一看，這第二重境界與第一重境界處處相反。從語言上看，強調的不是把西文翻譯成中文，而是把中文翻譯成西文；從學術流向上看，強調的不是輸入而是輸出。然而，仔細考察之后不難發現，這兩重境界其實都未能擺脫以西方為中心的心態。無論是第一重境界的努力學習西方并向西方證明自己學得很好，還是第二重境界的試圖向西方輸出中國學術，其實都包含著一種獲得西方承認的迫切希望。

  第二重境界中的典型事件有學界興起創辦英文學術期刊的潮流，還有學術論文的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熱等。創辦英文學術期刊，是中國學術國際化的一種重要方式，對促進學術國際交流有著積極作用。然而，相關主管部門現在已經意識到創辦英文學術期刊熱中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大多數英文學術期刊還處在一廂情愿的窘境之中，發行量和國際影響力都很小。

  比起學界創辦英文學術期刊，更受學者們青睞的是在被三大引文索引收錄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有學者總結了在國外期刊發表英文文章的一些小竅門：一是要注重計量和實證，從小處著手；二是投合其意識形態偏好，對中國批評和質疑的文章容易發表；三是可以選擇中國特有的、對西方人而言具有獵奇性的題材。現在，許多學者已經認識到，以SSCI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標準，有導致“自我殖民化”的風險。首先是要接受英語而放棄母語寫作和母語思維。這意味著對英語在國際上文化霸權地位的臣服。其次是學術語言的西化。移植來的學術術語甚至很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找到所指。再次是主體意識的迷失。西方學術主流面臨的問題與中國學術并不一樣，如果習慣于從西方社會的歷史脈絡來思考問題、從西方人習慣的視角來觀察和分析問題，中國學者的主體意識必然會迷失。

  第三重境界：漢語學術在世界上興起

  那么，推進中國學術國際化應該追求什么樣的境界呢？創建并繁榮發展植根于漢語的、本土的、原創性的學術，實現“以我為主”的國際化，促使漢語學術在世界上興起，這可以說是推進中國學術國際化、“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的第三重境界。在這一重境界中，語言是以漢語為中心的，學術流向上是交流互動的。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經過長期努力才有可能實現。其中，尤其要關注以下幾個要點。

  首先是樹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不喪失自我。在把西方學術轉譯為中國現代學術、努力與西方學術接軌的時代，中國學者很容易出現過度西化的癥候。比如胡適在1926年致韋蓮司的一封信中坦言：“我必須承認，我已經遠離了東方文明。有時，我發現自己竟比歐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一些有識之士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問題，比如王國維、黃節、蔡元培等人都強調“學術獨立”，對過于依傍西方的學術傾向有所質疑。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寫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其次是對西方的理論框架和學術范式不能全盤接納，而應抱以批判和分析的眼光，重建自己的學術標準，并努力爭取更多的學術話語權。迄今為止的中國學術國際化中，存在著一種深刻的不平等關系。比如說，如果中國學者想要跟上時代，就得關注重要的西方學者的著作，而西方學者至今仍可以忽視中國同行們的著作，不覺得會錯過任何重要的東西。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不對稱的無知”，是因為現代學術的理論框架和學術范式大都由西方制定，因此，似乎其他地方的研究不過是以當地材料對西方理論框架進行充實而已，并不具備原創性和本體性。當然，以批判和分析的眼光看待西方的理論框架和學術范式，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自說自話。

  再次是應認識到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人文學科是根植于語言之中的，因此從學術論文撰寫到發表、評價的各個環節，都應強調漢語的中心地位。語言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工具，正如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所說，“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屬于某個人類群體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體系”。只有懂得一種語言，才能真正了解說這種語言的人們和他們的文化。對于中國學者而言，最重要的能力應該是用漢語表達中國學術。對于中國學術期刊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是用漢語傳播中國學術。對于中國的學術評價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適合漢語學術的國際化評價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