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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5月初，就在同仁堂國藥(8138.HK)香港上市當天，同仁堂集團旗下產品“健體五補丸”被檢測出水銀(汞)含量超標，遭香港衛生署發布公告召回。日前又被爆旗下另外兩款產品牛黃千金散及小兒至寶丸的朱砂成分含量分別是17.3%及0.72%，前者超國內標準，后者則遠超香港標準。 事實上，陷入重金屬超標漩渦的遠不止同仁堂一家。此前，“六味地黃丸”、云南白藥、漢森四磨湯等均被卷入重金屬超標的爭議風波。

“食品中三聚氰胺沒有檢測標準”、“乳品新國標是全世界最差標準”、“包裝飲用水標準之爭”、“某些食品標準20年未修訂”、“中國的農藥獸藥殘留標準數量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一”……

此起彼伏的質量安全事件背后，“罪魁禍首”往往都被鎖定在了標準身上。

標準，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著經濟社會的游戲規則。中國的一些標準似乎難以承載其規范作用：有時候，它滯后、不符合實際情況；有時候，它們互相“打架”、令人無所適從；再不然，就是根本找不到標準可依。

從1963年第一次全國標準化工作會議召開，提出要建立“中國標準體系”以來，中國標準化工作已經走過50年歷程，但比起發達國家還是有數十年的發展差距。更何況，標準化工作還與經濟發展水平密不可分。

在全球化時代，標準不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制度，而是構成國家核心競爭力的要素。1978年8月，中國成為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成員國，2008成為ISO六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梢哉f，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是追逐世界標準的30年，是追求在統一游戲規則下進行經濟競爭的30年。

截至2012年9月底，我國國家標準總數達28749項。國家標準和備案的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合計達9.7萬余項，標準體系基本形成。但標準管理層級過多，部門交叉、機構重疊，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在客觀上造成了標準混亂的現象。

目前，中國的GDP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制造”遍布全世界，中國應該在國際標準制定和國際標準化活動中占有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地位。

而這一切，都要首先從完善我們的標準體系、理順標準的層級管理、提升標準化水平開始。

食品標準“大掃除”

列入清理范圍的標準有4934項

6月上旬的一天，北京廣西大廈，經過一天半時間的緊張討論，由衛計委舉辦的一次關于微生物檢驗方法標準的研討會已經接近尾聲。研討會的成果是對100多項食品標準提出了專家評價意見——未來它們應當被整合、修訂，還是廢止。

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抱著厚厚一摞評價表輪流簽字，一邊“簽字簽到手軟”，一邊與即將返程的同行們道別。

今年1月，衛生部啟動了食品標準(包括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的全面清理工作，計劃于2013年底完成標準清理，2015年底完成標準整合。

2月，衛生部成立了食品標準清理工作領導小組和專家技術組。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現任衛計委副主任陳嘯宏為領導小組組長，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主任助理王竹天為專家技術組組長。

專家技術組由148位來自農業、質檢、衛生、商務等部門和科研院校、行業協會的專家組成，分為食品產品組、食品添加劑組、微生物檢驗方法組、生產經營規范組等8個組，每組根據側重點又分成若干小組來開研討會，之后再匯總意見。

6月上旬在廣西大廈召開的這次研討會就是其中之一。這樣的研討會，數月以來密集召開，一個小組平均每月5～8次。

　　這是一次食品標準領域的“大掃除”，旨在改變目前食品標準存在的散、亂、差，各標準間層次不清、交叉矛盾，部分標準老化、缺乏前瞻性等現象，通過整合建立起一套食品安全國家標準(下稱“國標”)，作為唯一的國家級食品強制標準。

  據王竹天介紹，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秘書處收集到5000多項現行有效的食品標準文本，這些標準來自15個國家部委。在剔除不屬于食品標準的條目后，可列入清理范圍的標準有4934項。

“我們的原則是要建立適合國家現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這個體系爭取涵蓋生產源頭到終產品整個產業鏈。在標準框架中，包括重要食品原料、操作過程、檢驗方法等的標準，也有針對乳品、飲料、蛋制品等產品的標準。”食品安全標準清理工作專家技術組成員、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標準二部副主任王君說。

事實上，上述問題并非食品行業獨有。“標準清理，大家呼喚很長時間了。

食品安全是公眾最關注的，把食品安全標準的清理放在第一位，是可以理解的。”長期關注標準制定的中消協律師團團長邱寶昌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1988年發布的《標準化法》，歷經20多年，亟待修訂，修訂后，其他行業的標準清理也應該陸續展開。

“如果其他行業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那我覺得食品安全標準清理的這種工作思路和模式可以作為一種參考和借鑒。”王君說。

標準為什么愛“打架”？

各部門、各地都在根據需要制定標準，僅食品安全中關于理化檢驗方法的標準就有2223項。

標準“打架”在國內并不鮮見。

不久前發生的“農夫山泉事件”，就引發了一場關于標準的大討論。事實上，針對包裝飲用水的國標就有4項。另外，各地還對除天然礦泉水和飲用純凈水之外的其他包裝飲用水制定了部分地方標準(下稱“地標”)，浙江省的地標《瓶裝飲用天然水》(DB33/383-2005)就是其中之一。

再如，衛生部關于干菜類食品含硫量標準，規定不能超過0.035毫克／千克；而農業部頒布的《無公害脫水蔬菜標準》規定，二氧化硫殘留量的衛生指標不得超過100毫克/千克。兩者相差2857倍。2004年3月，沈陽市衛生監督所參照衛生部的標準，認定了24.5噸“毒黃花菜”，稱其二氧化硫殘留物超標近200倍，菜農因此遭受巨額損失。后來在國務院有關領導的重視下，衛生部制定了黃花菜中二氧化硫殘留標準不得超過 200 毫克/千克的新規定。

在今年的食品安全標準清理工作中，列入清理范圍的4934項食品標準中，關于理化檢驗方法的標準就有2223項，關于食品產品的標準有1163項。“我們統計過，來自15個部門，其中，來自國家質檢總局和農業部的最多，其他還涉及衛生部、工信部、林業、糧食等部門。”王君告訴記者，在這次食品安全標準清理工作中，標準中重復、交叉、矛盾的現象都有存在。“比如說檢驗方法領域，各單位紛紛出臺相關標準，重復的比較多，具體到產品標準，也有指標矛盾的現象。”

　　“這首先會引起生產企業的無所適從，到底該執行哪一個標準呢？對于監管部門來說，同樣也存在這個問題。”王竹天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以前沒有標準，市場亂，現在有了標準，市場更亂。”業內人士指出，各種名目的標準充斥市場，性質不一，消費者反而難以分辨。

“我們國家的食品安全工作一度是分段管理，各個部門根據需要來制定一些標準。A部門可能參照B部門的標準來制定，之后B部門修訂了標準，A部門沒修訂，就會出現矛盾。還有一種情況，一個部門在制定標準的時侯，不管別的部門有沒有同樣的標準，這也會導致標準間的重復和矛盾。”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4月25日，衛計委下達《關于開展食品地方標準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到2013年12月底，完成食品地標清理工作，強調“食品安全地方標準不得與國家標準交叉、重復和矛盾”。
當然，類似情況不只出現在食品領域。

曾在某行業協會工作多年的艾瑩，曾作為專家被邀請評審一項產品的標準。她發現，生產者和使用者(不包括普通消費者)的想法根本不同，生產者更多考慮自己的技術能實現的程度，使用者更多考慮自己使用的方便，兩者制定的標準也就很難一致。“下游通常不會去征求生產行業的意見，自己組織制定使用標準，這很正常，因為用戶是上帝。但上游行業應該主動去找下游部門溝通，哪怕是公關，都是應該的，這樣才能使自己制定的標準更有價值。” 艾瑩表示，坐下來商量是很有必要。

“同一個行業，有很多協會來做行業標準(下稱‘行標’)。地標也很多，最多的省份有幾千項地標，全國加起來，地標遠多于國標。這些標準之間可能會有矛盾，甚至跟國標也有矛盾，這是咱們國家特有的情況，需要整頓。”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榮譽主任委員、前國務院參事郎志正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標準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不能只看國標，應當把國標、行標和地標結合起來管理，避免出現混亂。

針對相關問題，《中國經濟周刊》與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的主管機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下稱“國標委”)聯系采訪，工作人員表示，“相關領導不便接受采訪”。

標準為什么容易“老化”？

按規定，每年要復審5000多項國標——無法承受的重負

　　在郎志正看來，“標齡過老”也是中國標準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
以公眾最為關心的食品標準為例，據《2011年度標準化學術研究論文集》統計，在我國現有的食品及相關標準中，標齡在5年以上的占了一半以上，標齡在10年以上的占了1/4，個別標準甚至已經超過20年未修訂。

業內專家表示，標準的修訂周期一般以4到5年為合理，10年乃至20年得不到修訂的標準，其適用度必然會下降，進而嚴重影響標準的有效性。

“我國標準化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標齡太長，有的是幾十年不變，一般要求5年至少要修訂，但是現在做不到。”郎志正說。

就國標而言，制定程序劃分為九個階段：預階段、立項階段、起草階段、征求意見階段、審查階段、批準階段、出版階段、復審階段、廢止階段。“復審這一項很關鍵，在標準化工作中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標準制定了一段時間以后，要跟上經濟發展的需要，跟上產品生產的需要，需要對標準進行復審，周期一般掌握在5年左右，對其不適應的內容進行調整。”國標委副主任孫曉康在2009年7月做客中國經濟網訪談時說。

誰來復審，復審工作為何容易被忽略？

曾任國家技術監督局政策法規司司長的標準化問題專家李春田在《實踐是檢驗標準的唯一方法——關于標準復審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標準怎么復審這個問題，從來就沒有像標準制定那樣被高度重視，同時，對于標準復審，也拿不出像“如何制定標準”那樣的一整套方法。

李春田指出，如果按5年一復審來計劃，我國每年列入復審計劃的標準都將在5000項以上，這是個無法承受的重負。他舉例說，2004年國標委對現行的國標進行了一次全面復審，動員了6800名專家，歷時17個月。復審結果為：繼續有效的僅占44.15%，急需修訂的占44.20%，應予廢止的11.65%。復審的主要方法是專家評審法，主要依據是標齡和技術水平。“先不說這種方法和依據是否科學，就是投入的人力、財力和時間資源就令人望而生畏。”李春田說。因此，他認為，在標準基數龐大、技術進步加快的今天，復審不是確保標準先進性的理想辦法，而應該以實踐來檢驗，也就是在標準的實施過程中來具體判定標準該不該修訂。

　　一些“老齡化”標準形同虛設，與此同時，標準在某些領域仍顯缺乏，甚至是空白。比如，5月1日重新解禁放行的一次性發泡塑料餐盒，就沒有自己的行標或國標，在檢驗時依據的還是原料行業的標準。但從原料到產品，中間經歷的各種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都是無法檢驗的，這也是很多專家激烈聲討的原因之一。
而檢測方法的缺乏和空白更為嚴重。比如，《南方周末》曾報道稱，農業部發布了140多種獸藥的最高殘留限量規定，但目前僅發布了其中50多種獸藥殘留的檢測方法。再如，國家標準GB10765-2010《嬰兒配方食品》中要求“乳基嬰兒配方食品中乳清蛋白含量應≥60%”，但業內專家表示，到現在還沒有很好的檢測方法，只能靠企業在生產時控制配比，靠企業自律。

“不是光有標準就行了，還要有檢測手段?，F在，檢測儀器、檢測方法、檢測規程的標準，我們還是很缺乏的。”郎志正告訴記者。

“國家檢測任何成分都要有依據，使用任何檢測方法都需要通過多次實驗論證，最后把檢測方法列入國家標準。但是判定檢測方法的研究過程比較復雜。”央視曾引用一位原衛生部工作人員的話報道稱。

標準被企業綁架了嗎？

國際標準多考慮消費者的利益，國內標準常要“照顧”企業。

從2008年乳品新國標出臺，到農夫山泉標準之爭，批評者詬病“標準被企業綁架”，他們認為，企業利益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太過凸顯。

乳品新國標在某些指標上降低要求，被認為是“遷就落后企業”。農夫山泉所執行的浙江省地標，起草單位中只有農夫山泉一家企業，“讓人覺得不信服”。

“標準之爭就是利益之爭。”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標準的制定要征求企業的意見，是對的，但絕不能讓某一個企業來主導標準的制定。“不要讓企業或行業通過標準制定，將自身利益‘標準化’、‘法律化’。”

邱寶昌表示，《標準化法》亟待修訂，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制定標準的資金由誰來出。“我傾向于由政府保障。現在，行業標準制定，常常找幾個企業來贊助，一贊助他們就有利益在其中了。”

參考國際標準，制定一項標準的項目經費大約在每個10萬美元以上，有些甚至超過50萬美元，這些錢多用在數據采集和比對方面。而我國制定一項標準的項目經費大多在5萬元~10萬元左右。不少標準在制定過程中不得不依靠項目組自己“找錢”完成。

實力強的企業不懼嚴標準，實力弱的不希望門檻太高。艾瑩透露，因此，會有企業向相關負責人塞錢打通關節。個別協會因此會“網開一面”，降低標準的部分甚至全部指標。

“作為協會，本來應該比行業里最優秀的企業還要站得高、看得遠，結果標準卻成為部分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協會在企業中會有威信才怪！”艾瑩說，優秀的企業更尊重規則，而“潛規則”則讓他們很看不起行業協會，不再樂意跟協會玩兒。

但也有人不贊同“標準被企業綁架”這種觀點。“制定得高了，說我們被大企業綁架，制定得低了，又說我們遷就落后，被小企業綁架，那么標準到底應當怎樣制定呢？其實，我們只能按照科學的原則去制定。”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標準一部主任樊永祥對記者說。

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檢測中心主任伏廣偉介紹，“國內標準過去更多的考慮是生產方，以企業為主要方向，國外在企業方面考慮得少一些，主要考慮產品能達到的水平。”換言之，國際上的標準更多考慮的是消費者和用戶的需求和利益，而國內標準很多時候要“照顧”企業。

在企業看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制定國標時應該就高還是就低？

曹力(化名)是一家醫用衛生材料企業的工程師，公司生產的系列手術前后消毒與護理用品一度在歐洲和日本市場反應很好，但隨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來襲，上述業務受到打擊，公司決定大力拓展國內市場。

掉過頭才發現，相關產品在國內竟沒有國標，掣肘頗多，如質量參差不齊，價格高低不一，價格低質量差的反而暢銷等問題。曹力和老板找到行業協會，提出應該制定這一產品的國標。同時期和他們想法一致的，還有幾家同行。

行業協會向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下稱“國標委”)遞交制定標準的計劃申請，立項、獲批，并得到2萬元經費，遂召集包括曹力所在的公司等5家業內領先企業著手制定國標。

制定一項標準要舉辦若干次的討論會，有時還需要到企業和市場調研，這些都需要花錢。“2萬元經費肯定不夠”，曹力說，5家企業又拿出數額不等的支持資金，加起來近20萬元。

協會根據大家出錢多少，排了座次(指標準制定出來后，作者和單位一欄的排名順序)，舉行第一次討論會。討論中，第一回合的爭執在一個數值上：曹力認為大腸桿菌的抑菌率(即對細菌的抑制率)應該達到100%，“我們公司已經這樣做很多年了，實現這一目標并不難”，而另外幾家企業則認為這太苛刻，很多企業根本做不到這一點，超過99%就可以。

討論中，幾乎對每一項指標，曹力的要求都比別人高，他總是和大家意見不一樣，并發生爭論。有參會者不時提醒他：“咱們這是在討論全行業用的標準，不是你一家的標準。”

這個行業不大，中小企業占大多數，如果按照曹力設計的標準，國內市場現有產品基本上都不合格。

一流的企業做標準，二流的企業做品牌，三流的企業做產品。曹力一直這樣想。曹力所在的公司積極發起并參與國標的制定，高姿態的理想是推動行業進步，現實的目標則是希望將來在市場上推廣產品時，可以拍拍胸脯說：“你看，國標都是根據我家的標準來做的。”這無疑是“江湖地位”的肯定。

曹力參與討論的標準，最后確定的指標均低于他的意見。后來，他對這件事失去了熱情。記者采訪時，他甚至不知道這項標準程序上走到了哪一步。“本來雄心勃勃，誰知道會這樣虎頭蛇尾。”曹力很不爽地說。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中藥部副主任于志斌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一項標準要通過審批，必須廣泛征求行業的意見，中小企業都會包括在里面。所以從規則上就已經決定了，不能讓大企業把標準定得特別高，門檻太高了，大多數企業進不來。”以中藥為例，其國家法定技術標準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下稱《中國藥典》)，而這基本上是最低標準，只要企業生產就能夠達到。

伏廣偉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企業參與制定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時，本企業能達到的水平是一方面，還要考慮平均水平。標準應該是在基本的安全和環保前提下，不影響質量的最低指標。”

艾瑩認同曹力的意見：“標準應該向高處走。因為從長遠來看，高標準是有帶動和刺激作用的，短期看可能卡了一些人的脖子，但這會逼著他們去自我提升，推動整個行業的進步。”

“發達國家標準化管理體制的主要特點是政府不直接參與，而是授權第三方來負責標準化制定和管理工作，比如德國標準化學會(DIN)、英國標準協會(BSI)。”郎志正告訴記者。遵循市場化原則是發達國家標準化工作的最大特點，基本形成了政府監督、授權機構負責、專業機構起草、全社會征求意見的工作運行機制，保障標準制定的公正性、透明度。

于志斌說：“推動標準的制定，對行業健康發展特別重要。如果行業在健康有序地發展，行業協會就能生存，如果整個行業都很混亂，整天出事，協會是有責任的。”國外的協會大多是公司制，行業如果出現混亂，協會則會被市場自然淘汰。

艾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她曾供職的行業協會，屬于新興產業領域，成立近十年來，關于行業名稱都沒有國家標準定義，而這是標準體系建立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因為主管這項工作的人認為，申請“國家標準”是很難的事。直到某一天，協會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申請國標定義，結果竟很順利地通過了，協會也因此掌握了更強的話語權。

有一件事很諷刺——艾瑩要記者留意翻看標準的作者署名：“可以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很多第一、第二作者都是協會或者標準牽頭單位的領導。有的企業拿了10萬塊錢來做標準，就希望自己能排名第一，但有些人就是不肯讓企業做第一作者，因為第一作者意味著在這個領域更有權威。企業感到委屈：標準是自己起草的，自己還出了錢，卻只能屈居人后。

艾瑩說，自己工作過的行業協會中，很多工作如果沒有利益驅動，就沒有人去抓。制定標準，本來應該是項“標準”很高的工作，但是對于具體操作的人來說，它就是一件事情，態度認真、專業素質高一些的人來操作，質量就好一些；態度隨便、業務水平低一點的人來干，就難免漏洞百出、七零八落。“正常的話，一份標準的制定周期應該是一年，至多推遲到兩年必須完成。但有些人手上的標準拖了三四年、四五年都沒做完。”艾瑩感嘆，這樣的工作態度和進度，我們的標準很難不落后于國際水平。

標準問題不只是技術問題

“符合國情的標準才是最好的標準”

標準化水平是一個國家科技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體現。但在不少領域，如嬰幼兒乳粉、食品添加劑、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汽車安全技術等，常常有人爭論，中國標準低于國際標準。

比如，日本規定了62410個食品農產品中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標準，中國香港地區即將實施的相關標準中規定了6186個食品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限量，而中國內地現行的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標準僅為667個，分別只占日本和香港的1%、10%。

再比如，我國2006年實施的鮮凍禽肉國標，與歐盟標準差距較大，如己烯雌酚(一種環境激素)，歐盟規定的殘留最高限量是0.001毫克/公斤，而我國國家標準是0.25毫克/公斤，兩者相差250倍。

但有專家認為，僅僅通過比較標準數量的多少、指標的高低來判定我國標準低于國際水平有失偏頗。因為標準指標沒有水平高低之分，適合本國情況的才是最好的。中國標準的指標也有不少是嚴于國際標準的。比如，大米中的鎘限量，國際標準是0.4毫克/千克，我國標準是0.2毫克/千克，比國際標準嚴格。

“單純比較標準的數量是片面的。例如，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一種)，美國是批準用的，而我們國家是不批準使用的，所以沒有必要設立相應的限量標準。如果實際檢出了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那應該是豬的飼養過程沒有按照我國飼料添加劑的使用規定，而不是沒有標準的問題。”王君說，拿國內標準和國際標準去比對，應當主要看制標的思路和理念。

  郎志正也主張，不能一味批評國內標準低于國際標準，因為國際標準不一定是最科學、最適合中國的。“從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來講，其中一條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標準，通過標準來限制別國的產品。所以標準問題不完全是技術問題，在國際貿易上還是政治問題。”

  目前，世界各國已經出臺了種類繁雜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如安全標準、衛生標準、包裝標識標準、信息技術標準、環境標準、勞工安全標準和福利標準等等。

  但是，中國的標準水平與國際先進尚有一定差距，是能夠得到廣泛認同的。比如，我們國家標準基礎薄弱，有些標準采用國際通用的數據，但數據怎么來的，卻沒有相關研究。另外，在監管理念上，常常依賴對終端產品的檢驗而忽視過程監管。

2012年兩會期間，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蒲長城透露，10年來，我國產品總體質量水平有所提高，但目前國際標準的采標率仍不到80%。采標，就是轉化、采用國際先進標準。國內與國際產品標準要求不接軌，造成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產品出口受阻。

盡管中國標準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采訪中，不少參與標準制修訂的專家都希望表達這樣一種觀點：標準不能包羅萬象，不能一出產品質量問題，就拿標準開刀。

“有了標準就萬事大吉了？并非如此，還要抓好相應環節的管控，對生產過程的監管。比如，食品有污染物限量標準，但限量標準就像雨季的水位警戒線，光畫一道警戒線是不可以的，還要清理河道、加固堤壩，做好各種防護措施。在食品安全領域也一樣，要講求田間地頭正確的操作、對加工操作環節的控制。不讓添加的物質添加在食品里了，這不是標準能管的。”王君說。

“比如說出了三聚氰胺，我就把三聚氰胺寫進去，那么將來還有各式各樣的毒素呢，不可能在標準里都一一列明。我們國家現在不僅僅是標準制定的問題，還有執行的問題，也就是標準化的過程。標準制定過程再好，實施得不行，也沒有用。”郎志正說。

“標準化工作涉及面廣，關乎各方利益，技術性、政策性、政治性很強。標準本身又有多種類別、多種性質，涉及各個產業，現又擴展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國標委主任陳鋼在2012年10月14日慶祝世界標準日的講話中表示，標準化工作是一個“復雜巨系統”，從事標準化工作必須樹立系統思想。

中國標準

按性質分類，分為強制性標準和推薦性標準。按層級分類，分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國家標準編號以GB開頭；強制性國家標準編號以GB/T開頭。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標準編號，比如農業是NY，輕工是QB。地方標準編號以DB開頭。

我國的標準化工作實行統一管理與分工負責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國標委(國家質檢總局管理下的副部級事業單位)是國務院授權“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的主管機構”。分工負責是指由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和國務院授權的有關行業協會分工管理本部門、本行業的標準化工作，組織制定行業標準。地方政府負責制定、發布地方標準。

國標只是最低標準

在國標、行標、地標、企標的四級標準體系中，國標層次最高，企標最低。但這不意味著國標技術指標最高，企標技術指標最低。在市場競爭機制下，企業為了產品質量和性能更優，常常會選擇自己可以達到的更高技術指標，國家也鼓勵企業制定嚴于上級標準的企標。“國標是一個進入的門檻，對藥品來說，你要達不到國標就是假藥，國標不是最高標準，而是最低標準。”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中藥部副主任于志斌說。

100多項中國標準

成為國際標準

國際標準是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電信聯盟(ITU)制定的標準，以及國際標準化組織確認并公布的其他國際組織制定的標準。國家標準委網站信息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向ISO/IEC提交并立項的國際標準提案達224項，其中103項已經正式發布為ISO和IEC國際標準。截至2010年底，我國承擔ISO的TC/SC(技術委員會/分委員會)主席、副主席22個，承擔IEC的TC/SC主席、副主席3個；承擔ISO的TC/SC秘書處45個，承擔IEC的TC/SC秘書處5個。

專訪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榮譽主任委員郎志正：

中國標準化工作應重視發展戰略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姚冬琴|北京報道

6月4日，《中國經濟周刊》在北京理工大學宿舍樓見到郎志正，今年78歲高齡的他精神矍鑠，依然忙于標準審查工作。郎志正說他喜歡校園的環境，在2010年離任國務院參事之前，教授和參事就是他工作的兩點一線，兩者都與標準化密不可分。

郎志正是中國最早將質量管理與標準化工作相結合的元老之一，35年來，他一直奮斗在這個領域。他說，目前我國標準化工作應該重視發展戰略，構建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層次的標準結構。

《中國經濟周刊》：采用國際標準，是我們加入WTO時的承諾，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技術要求。但目前我們采用國際標準的比例仍不到80%，在產品出口方面造成了障礙，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郎志正：過去，我們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政策導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時至今日，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包括標準化工作，已經到了不能只跟著發達國家走的時候，而要開拓自己的路。現在，我們在ISO(國際標準化組織)、IEC(國際電工委員會)都已經是常任理事國。“入常”是很不容易的。現在就不僅是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也是跟我們國家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是要用我們國家的標準去影響國際標準，把我們的標準變成國際標準。

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第三代移動通信，TD-SCDMA這個標準，就是以我國知識產權為主、被ITU(國際電信聯盟)批準的無線通信國際標準。

《中國經濟周刊》：有一句話叫“一流國家賣標準，二流國家賣技術，三流國家賣產品”，您覺得我們應該朝著“賣標準”去發展？

郎志正：當然是，因為標準太重要了，標準引領產業的發展。過去，標準是指事物不斷重復，最后總結形成標準，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常常是先有標準，然后才有產業，TD-SCDMA是這樣，WAPI無線局域網也是這樣?，F在常常是科研和標準同時進行，在科研的過程中就把標準制定下來，之后對這個產業怎么發展給予指導性意見，用標準來推動產業發展。

《中國經濟周刊》：我們國家的標準體系應當如何完善，以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郎志正：應當構建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層次的標準結構。國家標準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應該有明確思路。饅頭也弄個國家標準，還規定體積大小，有意義嗎？我總和國標委的領導反映意見，制定國家標準計劃的時候，工業部門、農業部門、服務部門都在報，報完了為了平衡，給你幾個，給他幾個，結果最后形不成一個系統。

   我的意見，不同層次的標準有不同分工。國家標準的范疇應該限定在基礎標準、安全標準、環保標準、節約標準、公共服務標準、跨行業公用標準以及頂層管理標準范疇內，有重點地制定和修訂，不必追求數量，把不該作為國家標準的變為行業標準。

   地方標準的制定，應當突出地方特色，如特有農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標準、地方特色產品標準、旅游及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務標準。比如，黃山制定了很多旅游相關的標準，很切合實際；煙臺水果、陜西水果、新疆水果風味不同，地方標準也很重要。至于一些各地都有的東西，就沒必要制定地方標準。

《中國經濟周刊》：您提到的頂層標準包括哪些，能舉個例子嗎？

郎志正：很多管理性的標準是國家標準，為什么？因為它是頂層標準，來規定怎么來做。比如說標準體系應該怎么制定，標準該怎么寫，標準化怎么執行。比如《卓越績效評價準則》與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要求，是指導企業管理的，所有行業都可以用，也是頂層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