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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4年8月4日
企業融資難 治標更需治本
朱藍瀾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多措并舉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難題，同時審議通過《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草案）》，推動構建公平競爭市場環境。
長期以來，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以及不公平的市場環境一直是制約中小企業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瓶頸之一。業內人士認為，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繼續依靠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深化金融改革，建立現代市場體系等標本兼治的手段。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１０項措施以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會議指出，當前我國貨幣信貸總量不小。但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不易、成本較高的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不僅加重企業負擔、影響宏觀調控效果，也會帶來金融風險隱患。
眾所周知，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歷來是難題。盡管當前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客觀來看，在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加快調整的階段，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的融資難題仍未從根本上解決，金融服務還存在著較多的改進、提升空間。此次會議部署１０項措施以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無論對中小企業自身發展，還是對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謂是用心良苦。但筆者認為，還有三大體制、機制性因素，加劇了部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第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地方融資平臺、國有企業和“兩高一資”企業擠占了小微企業、“三農”等其他實體經濟的資源。商業性金融機構不是政策性金融機構，其主要屬性是商業性而非福利性。由于地方融資平臺企業、國有企業以及房地產企業規模普遍偏大，對資金價格欠敏感，且部分企業存在政府的隱性擔保，金融機構出于盈利性和風險的考慮大量向其投放信貸資源。固然可以從社會責任上要求商業性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的支持力度，但從現代公司治理角度講，商業性金融機構最終會服從股東利益。
第二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資本市場發展滯后，銀行貸款仍是中小微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推行股票注冊制、多渠道股權融資和規范債券市場。但受多種因素制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仍然滯后，企業股本金的市場化補充渠道仍顯匱乏。２０１２年末我國首次公開募股（ＩＰＯ）進入了第八次暫停期，直到２０１４年４月才重新開啟，這使得大量融資需求被排除在股本融資市場之外。
第三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資金流向企業的“最后一公里”依然不暢。事實上，處在最基層的金融機構與市場微觀主體聯系最為緊密，是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最后一公里”。然而，近年來基層金融機構發展依然不足、競爭依然不夠充分，資金流動的“最后一公里”依然狹窄。出于經營效益的考量，部分大中型金融機構撤離或收縮了在縣域、農村地區的機構網點；諸多中小型金融機構受規模、實力限制，其業務范圍和網點布局難以進一步拓展；村鎮銀行、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雖然發展較快，但由于資本金低、網點少、支付結算能力差等先天不足，難以進一步擴大金融供給。以上因素都削弱了基層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使得一些大中型銀行的基層分支機構可憑借其對小微企業談判的話語權，將經營考核壓力和負債成本上升的壓力轉嫁給企業，推升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
同時，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我國民營銀行試點準入門檻過高，如要求發起人對剩余風險承擔無限責任、必須有兩個以上共同發起人并有股本比例限制等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民間資本辦銀行的門檻。
因此，１０項措施固然讓人欣喜，但真要解決企業融資成本過高問題還得繼續依靠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以及改進金融管理制度和監管框架，盡早推出存款保險制度，促進民營銀行發展，引入多元化競爭主體，擴大競爭性金融供給。
給民營銀行能夠生長的政策環境
徐立凡
中國銀監會近日宣布，深圳前海微眾銀行、溫州民商銀行、天津金城銀行等３家民營銀行正式獲準籌建。最早今年年底前、最遲明年４月份，首批民營銀行就將掛牌營業。
這是繼３月份首批５家民營銀行試點獲批后，在打破社會資本進入金融業的玻璃門方面邁出的更實質性一步。基于傳統銀行格局下所存在的弊端，民營銀行的批量誕生自然會被寄予諸多期望。比如，將民營銀行視作金融領域的增量改革因素，沖擊傳統金融格局；民營銀行通過差異化服務為實體經濟和區域發展擔當實質輸血者；歸攏地下金融充滿尋利渴求并因此充滿風險的資金，將其導入可控通道；為普通投資者提供更有效率且優厚的投資回報等。
這些寄托于民營銀行的期待不能說沒有道理。以社會資本為主要推動力的互聯網金融的興起，至少在其早期階段感受到了市場化金融的普惠性。在市場化思維的引領下，互聯網金融的推動者們顯示了合理利用規則的敏銳性，顯示了不憚于直接競爭的勇氣，在其市場培育和爭奪的過程中，公眾頗受其益。人們有理由認為，在民營銀行進入傳統金融領域后，仍會展現出其曾經顯示出來的創造性并讓公眾受益。
但是，至少在當下，這些愿景仍顯遙遠。一方面，傳統金融領域有著與互聯網金融領域完全不同的生態，互聯網領域的開放性與社會資本天然契合，而在傳統金融領域，風險管控是不會輕動的最高法則。盡管民營銀行具有風險自擔的責任，如果民營銀行真的面臨破產清算風險，銀行及其發起人都有義務賠付，但相對于傳統銀行的“最后擔保人”，民營銀行的風險抵御能力其實極其有限。而且，還需要考量，民營銀行即便只是發生了局部風險，是否有能力阻斷這種風險向外傳導。
另一方面，民營銀行的發起人盡管在其他領域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但在傳統金融領域能否游刃有余，尚需觀察。對于民營銀行差異化經營的資質要求，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提高了對其專業性的要求。無論是小微企業、消費者還是區域內企業，與大企業相比，在信用上天然不具有優勢，也因此不被傳統大銀行重視。這為民營銀行留下了市場空間，同樣也會對民營銀行形成挑戰。
民營銀行應當先說生存，再說發展，先說現實，再說愿景。有了與發展相適應的實力和經驗后，民營銀行之于傳統金融格局的沖擊和改良才有可能變現。而這一點，僅憑民營銀行具有市場創造能力是不能實現的。傳統金融領域是典型的政策主導型行業，民營銀行的生存和成長對于政策環境的依賴度，不會比傳統銀行小。這一點，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已有所體現。
民營銀行需要一個能夠生長的政策環境。該環境不是給民營銀行以特殊待遇，而是幫民營銀行建立寬嚴相濟的正常環境。如既需要防止民營銀行成為發起人的利益輸送平臺，又需要盡快推出存款保險制度讓民營銀行的風險更加可控，同時進一步推動利率完全放開。民營資本的壯大歷史表明，只要給予清晰、穩定、相對平等的政策環境，其就會蓬勃生發。這也是目前民營銀行最需要的環境。
經濟行穩致遠最需公平市場環境
周子勛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除了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成為探討主線，另一大亮點是審議通過《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草案）》，推動構建公平競爭市場環境。
在解決企業融資問題上，今年７月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多次提及“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相關問題。筆者想強調的是，使經濟固本培元、行穩致遠，當前最需要的是公平市場環境。會議指出，加快實施企業信息公示制度，就是要讓政府從過去“依靠行政審批管企業”，轉向今后“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誠信的市場秩序規范企業”。事實上，此前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幾位來自不同行業的企業家曾經不約而同地提出，“不要補貼、只要公平”，“只要有規范、公平的競爭環境，企業自己就可以做好”。
之所以強調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過度補貼企業不僅使財政資源浪費，還使得企業喪失了競爭能力。近幾年，一些新興產業企業都拿到了高額的地方補貼。地方政府希望這些補貼能拉動經濟，帶動就業，并給地方帶來稅收，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企業靠著財政補貼提升了業績，也直接影響了市場公平競爭。很多業內人士抱怨，如果沒有地方補貼，企業的最終產品價格只能以高于成本價銷售，但長期獲得大額補貼的企業卻可以虧本銷售。在這種情況下，相關企業都患上了“軟骨病”——缺乏真正的市場競爭力。在高額財政補貼下，企業把精力都放在如何爭取補貼上，而不是市場策略、科研投入或強化管理。
二是現行分稅制迫使地方實施保護主義。當前始于１９９４年“分灶吃飯”的財稅體制，讓地方政府傾向于扶持能夠為地方帶來直接稅收的本地企業，而不是完善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或者扶持那些能夠帶來投資的央企等大型企業，即便央企稅收還是集中繳納也能增進就業并收獲產業鏈上的衍生利益。
三是國企行業壟斷導致市場扭曲。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隨著外資勢力通過產業鏈的擴張，國資委于２００６年啟動七大行業絕對控股、九大行業相對控股的戰略，并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通過強化國企聯盟，基本實現了從行政壟斷走向市場壟斷。而國企治理機制的缺失傳導了過多的行政意志，致使民營企業難以實現公平競爭。
這就不難理解，當前我國為何缺乏真正有能力、有潛力的創造成長型企業（目前我國大學生的創業率只有１％左右，跟國外相比還很低），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缺乏資金或者優惠的稅費政策，而在于大多數行業都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誠然本屆政府上任以來，一直把簡政放權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國務院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４６８項。這項改革激發了企業和市場的活力。據統計，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數量超過４４０萬戶，平均每個工作日就有５萬戶企業或個體工商戶注冊成功，全國新增注冊資本（金）近７萬億元。其中，改革實施以來全國新設私營企業近１２０萬戶，占新設企業整體數量的９４．５％。
令人在意的是，為了建立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促進市場公平競爭，近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中央試圖通過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社會監督三方合力，完善“監管者、監管主體、監管方式”三位一體的市場監管體系的意圖躍然紙上。不過，光靠這些政策措施難以完全實現預想目標，還應該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和國企改革等領域的綜合配套，現代市場體系的建成方才指日可待。
大力發展股權融資結構性去杠桿
黃格非
目前，我國已進入通過結構調整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發展的時代。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上世紀９０年代日本金融危機爆發前有許多相似之處。當時的日本嚴重依賴銀行體系，去產能不暢，大量“僵尸企業”占用大量金融資源。為避免重走日本的老路，需要從宏觀上整體上來把握去杠桿問題。
一方面，要通過金融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大力發展股權融資，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融資成本。
股權融資相比于銀行貸款更鼓勵創新，長期來看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因為銀行的謹慎，傾向追求固定利息，而股權投資人分享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只有具有良好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的企業才能吸引股權投資人。因此，股權投資會投資于更有效率的企業，客觀上支持創新性產業的發展，從而有助于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進而提升整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此外，在高利率的市場環境下，由于債務融資成本普遍高于企業的總資產利潤率，利用股權融資有助于企業降低財務費用和資本成本，優化企業資本結構。
另一方面，通過引導居民部門投資來解決企業部門的資本金補充問題。去杠桿不僅要降低分子即壓縮債務，也需要想辦法擴大分母增加所有者權益，通過投入股權資本金修復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有利于迅速去杠桿。
過去１０年來，我國居民財富積累實現加速度增長，２０１４年５月末居民存款達４６．９９萬億元。據測算，我國個人扣除自住性房產后的可投資資產規模２０１３年就達到９２萬億元。
目前，我國居民家庭的資產結構中，房地產占比超過６０％，金融資產占比不到３０％。這與發達國家差異較大，我國居民持有金融資產尤其是股權資產的比重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應引導居民家庭降低地產投資和銀行儲蓄的比例，提高股權投資的比例，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可解決企業部門的資本金補充問題，另一方面也讓居民通過持有股權分享企業部門的財富，分享企業成長的收益。
為提升股市對居民的吸引力，筆者提出幾點提振股市、發展資本市場的建議。一是調整上市公司行業結構，提升終端消費和服務、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的比重，從而拉動產業升級。按全球行業分類系統（ＧＩＣＳ）統計的行業分布，標普５００成分股中，金融、原材料、工業３個行業的市值占比顯著低于中國Ａ股，信息技術、電信、醫療保健、日常消費４個行業的市值占比顯著高于中國Ａ股，這些行業都和個人的消費及服務密切相關，部分有效供給仍然短缺，代表著中國產業升級方向，也是未來主要投資機會所在。二是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和多層次資本市場，完善上市和退市機制，提升上市公司質量。目前，百度、阿里巴巴、騰迅、京東等新經濟龍頭企業均到海外上市，應完善首次公開募股（ＩＰＯ）的相關制度，吸引優質新興產業上市公司在境內上市，讓中國居民分享其成長的收益。三是降低無風險利率，引導長期資金入市，放松保險、社保、年金等配置股市的比例限制。四是通過稅收政策引導居民從地產投資和銀行儲蓄轉向股權投資，可考慮征收房地產稅，統一利息稅和分紅稅的稅負。五是完善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和制度安排，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退市并購等效率機制和制度安排，切實保護股東權益。
通過上述政策建議的落實，使我國資本市場走上一個更加健康高效發展的軌道，為企業融資和居民投資提供一個通暢的渠道，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由此，不僅可以有效補充企業資本金、降杠桿，而且通過市場機制的選擇，也有助于培育發展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世界級企業，使得經濟增長更有質量。
（作者系中國銀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
科技金融重在破解信息不對稱
陳新民
長期以來，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對實體經濟融資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銀行信貸。統計顯示，我國存款性金融機構的存差逐年擴大，如果以該巨額存差為基數，按１０％的比例，２０１３年理論上應有３萬億元的潛在信貸資金可投向科技型企業，但實際投放額遠低于理論估算數。這說明，我國銀行體系與科技型企業間的融資渠道存在明顯梗阻。
目前，一些中小型銀行已在積極“先行先試”，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金融對科技型企業的支持。但從整個銀行體系看，一直未能形成規模化、系統化、可復制的科技金融發展模式。之所以形成這一局面，重要原因就是科技型企業缺乏有形資產、未來不確定性大，更多依靠技術和智力等無形資產創造利潤， 在沒有取得商業成功之前， 銀行難以評估科技成果的貨幣價值和企業經營風險。一言以蔽之，科技型企業從初創到取得商業成功前，與銀行間產生了明顯的信息不對稱。
從銀行看，是不知道市場上有哪些新發明、新產品，不明白新發明、新產品的技術特性，不確定新發明、新產品推出后是否有市場及發展前景。銀行的這些困惑主要是海量的數據、信息使得銀行不容易發現，技術的高精尖使得銀行不容易明白，內部模型的不完善使得銀行不容易確定未來的市場前景。現有的市場環境下，銀行要想客觀、科學地評估科技成果的貨幣價值和企業經營風險，還需花費大量的“信息交易費用”，而這些費用往往成為銀行裹足不前的重要因素。
從企業看，主要表現在不知向哪家銀行申請什么產品來滿足自身融資需求，也不知要多長時間、是否能夠獲得銀行貸款。企業的困境主要源于科技型企業大多是初創型企業，內部管理水平較低，財務報表不太規范，企業精力主要集中在市場開拓上。此外，企業還擔心向銀行提供數據、報表、材料后，會導致自身情況公開。
銀企信息不對稱不僅使銀行資金不能有效地支持科技創新，還會給銀行本身帶來危害。一方面，導致銀行“惜貸”嚴重。企業在內部財務信息、還款計劃和能力等方面擁有絕對的信息優勢，銀行不易掌握相關數據，加上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完善、整體誠信的缺失，導致銀行不敢對科技型企業輕易放貸。另一方面，導致銀行風險貸款增加。企業為了獲得銀行貸款，可能存在不完整提供信息、善意包裝，或者刻意隱瞞甚至惡意偽造自身資信的情況，銀行據此發放貸款的后果就是風險貸款增加，反過來又會導致銀行更加“惜貸”，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商業銀行只有解決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科技型企業的融資“瓶頸”才可能被突破。為此，商業銀行可采取多種方式暢通信息渠道，降低信貸風險：借助專業“外腦”，商業銀行可借力風險投資基金、科技職能部門參與企業篩選，通過“外腦”和“內腦”的雙重把關，降低銀企信息不對稱程度；構建合作平臺，通過加強與各類金融服務機構的合作，整合優質資源；通過金融產品創新以及與政府、擔保公司的合作，開展企業知識產權質押、股權質押、專利權質押、版權質押、商標專用權質押等無形資產質押貸款；借用多方聯合擔保體系，有效降低信貸風險；設立科技金融服務專營機構，網羅專門人才，構建獨立機制，積極爭取政策支持，給予專營機構先行先試的權利及銀行內各項資源傾斜；采取事業部制改革，先以產品創新為主，探索科技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業務模式，再根據內部定價模型，計算科技金融事業的投入產出，最終全面實施內部定價機制。 （作者系漢口銀行董事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