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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越來越緊密聯結在一起了。世界經濟的走勢和前景，勢必會對中國經濟的走勢和前景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今年上半年，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國積極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實現經濟增長與預期目標相符，主要經濟指標有所回升，結構調整繼續推進，發展活力有所增強。這一成績是在什么樣的國際經濟大環境下取得的？下半年全球經濟又將成色幾何？世界經濟長期增長有哪些主要影響因素？未來需要警惕哪些風險？中國經濟在這一背景下會有什么樣的表現？就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他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市場規模、制度變遷、資源環境約束，五個變量關系密切、各具特點

記者：不少專家都認為，全球經濟正在進入或已處于“新平庸”狀態。該如何認識這種評價？今年以來乃至今后幾年世界經濟預計有什么樣的表現？

張宇燕：在中文里，“平庸”總體上是一個負面詞匯。不過用它來描述或概括世界經濟時，我倒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個中性詞。換言之，全球經濟能夠保持長期平庸增長，在我看來大體還是可以接受的，同時也是各種條件使然。2014年全球增長率是3.4%，今年的增長率大致也就是這個水平。對2016年的增長預測雖然高一些，比如3.8%，但這個不高的預測值也經歷了不斷下調的命運。和2008年危機前的5年平均增長5.1%相比，3.4%的確是低了些，但和新世紀初10年或過去20年平均增長率相比，這個數字大致就是平均值。曾經有過的黃金增長期值得憧憬，不過3.5%左右的增長速度恐怕才是世界經濟的常態，而且考慮影響長期增長的諸因素，這個增長速度可能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

當然，在世界經濟平均增速下，各國各地區以及各國別集團的增長績效、前景又各有起伏漲落。據世經政所研究團隊的分析，2015年全球增長率大致為3.3%，其中發達國家為2.0%至2.4%，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4.0%至4.4%之間。在發達國家低增長得以穩固的同時，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速將延續2010年以來的持續下滑。這里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主要新興經濟體增速出現明顯分化，其中印度和中國維持中高速增長，而巴西與俄羅斯則恐怕不得不承受經濟萎縮。總之，未來5年世界將徘徊于中低速增長通道之中的判斷大致是成立的。當然，這樣講并不等于說人們可以無所事事。畢竟經濟績效是人類行為的直接結果。

記者：在考慮短期增長時，我們常提到的是投資、消費、出口以及如何運用宏觀政策促進三者的增長。影響世界經濟長期增長的因素及其變化主要有哪些？

張宇燕：在考慮長期增長時，人們關注的變量就發生了變化，主要看重的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市場規模、制度變遷、資源環境約束等。這五個變量之間關系密切同時又各具特點。勞動力供給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是經濟增長的基本來源；人力資本的提升又是技術進步的源泉；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的直接推動力，也是產業升級和制度變遷的重要誘因；制度變遷一方面通過改進現行激勵機制為技術進步提供有效動力，另一方面通過維持自身穩定性和適應性來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市場規模并收獲更多貿易收益；市場規模的拓展勢必深化分工與專業化并進而鼓勵技術與制度創新，其結果便是產業結構提升；而上述整個互為因果鏈的良好運轉，受制于一國或全球的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

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導致生產率提高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技術進步。經驗顯示，重大科技發明出現后對經濟增長產生深遠且持久的影響，通常要經過三四十年。即使把3D、生物制藥、智能機器人和大數據視為重大科技進步，根據歷史經驗，人類要普遍享受它們帶來的果實還要等相當長的時間。目前全球勞動生產率提升速度令人擔憂，從1999年到2006年全球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2.6%，2014年僅增長2.1%。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常被視為科技進步的指標，但全球TFP增長率過去幾年的表現幾乎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當然，沒有技術創新并不意味著人類無法從技術進步中受益。技術從高端國向低端國、從高端區向低端區擴散或溢出，一樣能夠導致經濟增長。如果說重大技術發明的路徑難以準確預知，那么我們至少可以在促進技術這一生產要素的流動方面有所作為。考慮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的技術差距，“得自技術擴散的收益”空間仍舊是巨大的。在此過程中，政府和社會在擴大和優化研發投入、改良與創新相關體制機制等方面可以大顯身手。

與經濟長期增長直接相關的另一因素是勞動投入的增長與勞動力的質量。最近世界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已經開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人口占了總人口的15%，而按照聯合國的定義超過10%就是老齡化；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占到了25%；歐洲的情況比日本好不了多少。美國50歲以上人群占到整個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天有1萬人加入領取退休金的隊伍；俄羅斯的勞動力供給情況更不樂觀，有人講俄羅斯未來發展人口是大問題。人口老齡化或適齡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將是影響一些主要經濟體潛在增長率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人口老齡化或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或絕對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通過勞動力質量的提升加以抵消。這就涉及與教育密切相關的人力資本積累等問題。人力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人的受教育程度或年限。從國際角度看，人口多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市場規模大小和國際經濟規則制定能力兩個方面。人口眾多與市場規模巨大勢必會增強一國的國際談判能力。

決定經濟增長的勞動生產率之提升，也和分工與專業化程度高度相關。即使沒有技術進步，只要不同的經濟活動參與者提升其專業化水平，只從事那些最能發揮其優勢的生產性活動，并且通過市場交換，他們便可以獲得所謂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從而實現無技術進步條件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決定著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高低的基本且直接的因素就是市場規模大小。要想擴大市場規模，除了大力促進生產要素流動、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創造國內統一市場之外，還要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最大化自身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我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被看作是通過擴大市場規模以提升專業化分工水平的成功實踐。印度近些年來的快速增長，亦與充分運用和大力拓展其國內外市場規模關系密切。上世紀90年代初到2007年，全球貿易增長是經濟增長的2到3倍。這既是全球經濟繁榮的原因，也是結果。出現貿易高速增長原因在于，隨著冷戰結束世界第一次全面深入地進入了全球化進程。在未來幾年，很難相信會再發生過去十幾年的那種全球化，因而分工和交換發展導致全球經濟增長的空間不會很大。

伴隨市場規模擴大而來的要素更合理配置最終能否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第二來源，還取決于制度基礎設施或“軟”基礎設施的質與量。制度基礎設施涵蓋的內容眾多，其根本要素不外乎有效地保護財產權利、使契約得到普遍尊重、自愿交易免受權力過度侵害。制度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如下途徑實現的：一是為每個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創造出形成穩定預期的環境，二是為他們提供有效激勵，三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基礎設施的上述三大功能，構成了市場起配置資源之決定性作用的前提條件。應該講，無論全球還是特定國家，制度改進的空間都是巨大的。

技術進步或擴散、人力資本的積累與流動、市場規模和貿易投資的拓展，均受制于全球的制度。當一個參與國際分工以獲取“得自貿易的收益”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途徑之一時，國際經濟規則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國際規則的一個顯著特性在于，它們大多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說同樣的國際規則對不同國家意味著不同成本與收益。換言之，在必須深入參與全球分工的前提下，各國所獲得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因國際規則的“歧視性”而有所不同。在各國大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行事準則的世界里，制訂對自己更加有利的“非中性國際制度”便成為博弈焦點。當今世界以WTO為代表的多邊經貿談判不暢或受阻、諸邊談判興旺的局面，不僅會遲滯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更會分化進入不同經貿集團國家的增長績效。

資源與環境的承載力作為約束條件出現在經濟長期增長的討論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人類不僅耗費太多，而且開始品嘗由此帶來的惡果。在整個20世紀，世界人口增加了4倍，碳和硫氧化物排放增長10倍，年捕魚量增長36倍，工業產出增加40倍，而能源利用率只提高了16倍，以至于世界主流觀點認為，如此這般的增長已經危及到了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后代的經濟發展，因而不可持續。人類過度消耗地球資源的最主要的兩大原因，一是自然資源的定價低于社會成本，二是投資回報不確定引發的儲蓄率偏低。為了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人類需要明智且強有力的公共政策來支持更加有效的消費和投資選擇。這些公共政策對我們已經熟悉的經濟增長而言，多數恐怕是約束性的。

二、實現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應重點關注的來自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

記者：明大勢，才好謀大略、成大業。美聯儲加息時點難定，希臘退歐警報雖暫時解除，但更多未決事宜卻暗藏殺機，這一切是否決定了下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世界經濟都面臨著更多不確定性？中國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應重點關注、警惕哪些來自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威脅？

張宇燕：不確定性的普遍存在是顯而易見的，你提到的幾點也是媒體近來特別關注的。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目前看已經是一個時間問題。判斷美聯儲何時升息，主要是看失業率和通脹率兩個指標。五月份美國失業率已降到5.3%，而物價漲幅1.7%，二季度增速也提升到2.3%。如果這一勢頭能夠繼續保持，特別是物價繼續上揚，那么美聯儲4季度升息的可能性就會大增。希臘危機在我看來其影響被媒體放大了許多。如果把歐洲看成一個國家，希臘無非是一個國家內部的落后地區，而且規模不大，對其幫扶不是大問題。因此，歐元區真正的問題不是希臘是否退出，而是歐元區主要大國能否在政策目標和實施節奏上達成共識以強化歐洲一體化進程。各國對希臘等國的債務危機進行救助眼下看整體上還算成功，但成功有時候又會拖延必要的制度改革或結構調整，從而為下一輪危機埋下伏筆。人們所說的“成功是失敗之母”，大多指的就是這類事情。

美國貨幣政策回歸常態本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但問題在于這種回歸與歐洲和日本目前正在推行的刺激政策背道而馳。這種反向的宏觀政策將產生多種效應，其中最顯性的是匯率波動。美元升值對歐日出口復蘇有利，但同時會引起資本向美國匯聚，從而抵消歐日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效果。美元匯率如果出現大幅振蕩，還將引起全球資產價格和資本大規模異動。僅2015年第二季度就有1200億美元資金撤離新興市場，彭博社追蹤的24種交易最為廣泛的新興市場貨幣，7月有20種對美元貶值。

如果說周期性是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伴隨物，那么我們今天面對的比較緊迫且重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下一輪金融危機以及衰退發生的時間、地點和領域。要知道距離上一次危機的爆發已經過去了整整7年。在未來的一兩年內，最令人不安的事實還是處于歷史最高水平的債務。2001年私人和公共部門的全球總負債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160%，金融危機時的2009年為200%，2013年更上升至215%。據麥肯錫估計，2008年至今，全球債務總額共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與GDP之比提高了17個百分點。我大致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與2008年大衰退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后者沒有讓壞賬得到全面清理，沒有讓金融系統得到整頓，也缺乏使政治應對成為可能的呼聲。債務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維持較低水平的利率，否則債務人將面臨巨大的還債壓力。利率水平總體低落壓低了借款成本，從而又加速了債務累積。低利率和資產價格上升并存，使資產負債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見肘。然而一旦出現全球杠桿危機或流動性危機，資產價格下跌和信貸緊縮就可能形成惡性循環。一些經濟體目前已經出現低通脹、低增長和高負債這一“有毒組合”不斷積累的趨勢。這一方面顯示出去杠桿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也預示著債臺高筑之后的被迫調整與經濟衰退。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產業來源”之一，據《經濟學家》雜志分析，很可能就是所謂的“資產管理產業”。2013年，全球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資產高達87萬億美元，占到銀行業資產的四分之三，其中僅黑巖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資產就達4.4萬億美元。比資產規模更讓人不安的是，這些資產管理公司卻不屬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因而不受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為了滿足保守的會計要求，它們的盈利模式已開始成為金融不穩定的放大器，其中增長最為迅速的是活躍于短期債券市場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受到較少監管的資產管理公司一旦出問題，如果應對不當的話其連鎖反應勢必迅速擴散。多年前美國長期資本公司危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西方國家聯手制裁俄羅斯導致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復雜化，是全球經濟面臨的又一個不確定性。如果經濟戰將成為一種處理國家關系的常用手段，則很可能會引起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的深刻變化。

記者：美國經濟學者薩默斯等預測，今后10至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顯著放緩，到2023至2033年將下降至3%略強。會這樣嗎？在當前全球經濟背景下，中國經濟最有可能劃出一條什么樣的軌跡？

張宇燕：薩默斯那篇文章我認真讀過，但有些影響中國長期增長的要素他要么未提及，要么低估了。

中國經濟在很長時期內可望保持中高速增長，很多專家都作過嚴謹的研究論述。在此我想著重強調的是中國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的市場規模是中國維持長期中高速增長的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在三分之一個世紀時間里，與經濟高增長相伴的是因改革開放而得到釋放和拓展的市場規模。原來無法進入市場交換的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可以交換了，曾經無法買賣的住房可以買賣了，未來收益權市場即股市也健全起來了。我們知道，市場規模大意味著分工與專業化不斷深化的空間或可能性大，意味著收益遞增的可能性，而分工與專業化以及收益遞增又是技術進步、進而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關鍵條件。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市場規模還有進一步擴大的空間。現行的一些束縛市場發揮應有功能的規章條例，一方面可以被用來說明中國長期增長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支撐中國長期增長的基礎之一，因為障礙的掃除帶來的通常是能量和速度的更大釋放。中國市場規模的擴大還應包括對外進一步開放。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分工，發揮自身絕對和比較優勢，同樣構成了中國保持長期中高速增長的一個源泉。對“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也應該放到這個層面來理解。 文/本報記者 馬志剛

摘自《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