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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區是我國最具經濟活力與創新能力的區域，是改革的排頭兵、開放的橋頭堡，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中堅力量。翻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史卷就會發現：功能區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國家改革開放、創新發展的奮斗史。其間，匯聚著國之棟梁、業之精英，充滿了慷慨之歌、悲壯之情，有夢想、有擔當、有落寞、有輝煌……當歷史的列車飛速駛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途時，功能區又該承載怎樣的責任、肩負怎樣的使命、呈現怎樣的狀態？這是每個功能區人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

回望歷史——功能區是國家戰略與意志的體現

經濟特區開創了歷史新時代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９日，曾被譽為“百年天字號第一大企業”的招商局，其第２９任董事長袁庚將《關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上報了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提出了“適應國際市場的特點，走出門去搞調查，做買賣”的對外開放建議。數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籌建蛇口工業開發區的構想。在黨中央和中央領導的支持下，在１９７８年底勝利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蛇口開發區的籌建申請正式獲批。當時，蛇口工業區面積僅為２．１４平方公里，招商局資產僅為１億元。規模不大、起點不高，但潛力無限、發展迅速，很快便成為中國最開放的工業區，兩年時間注冊企業超過百家。到１９９２年，招商局已經成為一家資產超過２００億元的巨無霸企業，創造了改革開放之初的經濟發展奇跡。工業區向世人展現出了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與蛇口工業區經濟快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時內地經濟基礎十分虛弱。１９８０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只有４５００多億元，外匯儲備為賒欠１２億美元，國家財政總收入僅為１０８５．２億元，而當時全國人口已多達９．８７億，經濟基礎薄弱已經成為我國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設立經濟特區、功能區正是在我國生產力比較落后、國力比較虛弱時，我們黨為追趕國際生產力先進水平，實現奮斗目標而進行的創新探索，是本著對國家、民族命運負責的態度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蛇口工業區的成功實踐無疑為這一戰略做了注解，為中國經濟的前行點燃了一盞明燈。

在蛇口工業區獲批后不久，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全黨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部署，１９８０年下半年，在鄧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國加快探索創新和改革開放步伐，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４個經濟特區。１９８４年，在興辦經濟特區取得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１４個沿海城市，并在這些城市逐步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１９９２年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模式向國家級新區提升，上海浦東作為第一個國家級新區逐步發展起來，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的重要標志。１９９４年３月，天津濱海新區作為第二個國家級新區成立。截至目前，全國已經設立了１８個國家級新區，建立了１４６個國家高新區、１７個國家級保稅區、６３個出口加工區等，各類型經濟特區、功能區已成為中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并在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功能區是經濟發展的特種兵

從區域功能區和全國高新區兩個視角看，功能區是經濟活動和創新密度最大的區域，代表了我國最先進的生產力。

從天津情況來看，以開發區、保稅區、高新區為代表的重要功能區在天津市發揮著無以替代的中堅作用。據統計，目前三區總面積約為５２７平方公里，僅占天津市總面積的４．５％左右。其中，開發區面積３５０．３４平方公里，保稅區面積８０．１平方公里，高新區實際管轄面積９７平方公里左右（不含未來科技城北區）。２０１５年，三大功能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合計約為５７７０億元（開發區２９０５．６億元，保稅區１５２８．４億元，高新區１３３６億元），占天津市比重達３４．８％。換言之，功能區用了不到天津市１／２０的土地資源，創造了１／３強的貢獻與價值。更值得驕傲的是，去年年底，天津濱海新區地區生產總值９２７０億元，占到全市５６．１％。

從全國國家高新區情況看，２０１５年納入統計的國家高新區有１４６家，實現營業收入２５．３６萬億元，工業總產值１８．５９萬億元。其中，有４２家國家高新區ＧＤＰ占所在城市ＧＤＰ比重超過２０％，２１家超過３０％，７家超過５０％。國家高新區內聚集了全國４０．９％的高新技術企業，每萬名從業人員擁有發明專利是全國平均水平的８．５倍。高新區內企業科研經費支出（Ｒ＆Ｄ）占全國企業的３１．８％，全部研發投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達５．５％，是全國平均水平的２．６倍。

從天津高新區自身情況來看，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天津高新區在經濟支撐、產業聚集、創新引領等三大方面肩負著重要職責。在經濟支撐上，截至目前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已連續５２個月保持天津市領先。按照去年年底數據統計，工業產值、經濟總量和財政可支配能力分別相當于２０１１年的５倍、４倍和近５倍。天津高新區用占天津市１／１２０的土地資源，創造出全市１／１２和新區１／８強的經濟總量，天津市每年ＧＤＰ增量中有１／４是由天津高新區貢獻。在產業集聚上，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和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三大領域為重點，聚集起具有強大比較優勢的產業生態。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聚集了奇思科技互聯網軟件創新基地、天地圖北斗產業基地、中科曙光等產業高端資源。新能源汽車領域集聚了恒天新能源汽車、國能新能源汽車、華泰汽車、波士頓電池、輪轂電機等項目，布局了從電池材料、儲能裝備、整車制造到電機電控系統研發制造等產業鏈上最有價值的關鍵要素。新能源和節能環保領域匯聚了中節能智能玻顯、合縱科技、突破電氣等項目。這些系列科技大項目、產業高端重大項目，在“十三五”期間全部投產后，預計將實現產值超過２０００億元。在創新引領上，園區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數量穩居天津市第一，“新三板”掛牌企業４０余家，上市企業占全市總量的４１．９％，成為天津市上市企業最集中的區域。企業年均新增專利５０００件，入選國家和天津市兩級“千人計劃”創業人才數量占全市一半。

功能區依然任重道遠

作為我國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特種部隊”、“野戰軍”和“排頭兵”，經濟特區、新區、功能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貢獻了不可磨滅的價值。一組組震撼人心的數據足以說明一切。從外匯儲備看，１９８０年我們是－１２．９６億美元，２０１５年超過了３萬億美元。從全國ＧＤＰ數據看，１９８０年是４５００億元，２０１５年是６７．６７萬億元。從全國財政收入看，１９８０年是１１５９億元，２０１５年是１５．２２萬億元。從人均可支配收入看，１９８０年只有４７７元，２０１５年是人均２１９６６元。這樣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怎么來的？如果不開創先河，圍繞經濟特區、功能區等進行先行先試，追上世界先進生產力水平的目標就會落空，富國強民的夢想就永遠只能是夢想。

但是從功能區肩負的使命看，仍然任重道遠尚在路上。功能區從其降生就承擔著兩大任務：一是聚集發展先進生產力。目前，我國航天員已經遨游太空，正在準備發射空間站，可是在制造航空發動機的高端基礎材料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甚大，遠未實現自主供給。例如，經過３０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依靠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而不優的情況依然存在。如何依靠科技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是當前必須要回答的課題。凡此種種，都需要功能區在聚集更多更好的先進生產力過程中，塑造形成依靠創新驅動的強大動力，從而提升國家競爭優勢，這都是功能區的任務，都是功能區的責任，重任在肩，責無旁貸。二是肩負著先行先試的重任。作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強大動力，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面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如何有效互動等重大課題，功能區作為落實加快發展重大決策部署的野戰軍，作為肩負著黨的重托與厚望先行先試的“特種兵”，必須要以“闖雷區、踏荊棘”的勇氣，敢于做改革的尖兵、破冰的勇士。因為我們深知，功能區的價值一旦獲得認可，就可以推廣到全國。從這個角度來說，功能區就必須是懂政治、知大局，擔責任、有智慧的促進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的“先頭部隊”。“懂政治”就是要知道“為誰干”；“知大局”就是在發展實踐中既要掌握中央的大政方針，又要知曉現行的政策體系、廉政要求和法律知識；“擔責任”就是要鐵肩擔責、披荊斬棘；“有智慧”就是要做智慧英雄，知道如何有效應對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困難，做智慧的英雄，而不做悲壯英雄，更不能做“叛徒”和“逃兵”。

直面現實——功能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建立經濟特區、新區、功能區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給所謂“西方”先進生產力群體建立樂園，而是為了通過改革推動公共管理和政策體系優化，最終使我們在凝聚、培育先進生產力方面取得進步和提升。這是經濟活動高度密集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說，功能區等改革前沿區域成了“超常行為”地區。吸收和借鑒國外創新經驗，學習效仿，試錯探索，必然要面臨更多不確定因素和風險，特別是過快的發展速度必然對決策和公共管理系統造成沖擊，發展中深層次矛盾凸顯，一些思想上、認識上、行動上的問題也隨著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暴露。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先行先試與法規建設的沖突。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創新的試驗田，功能區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只有“摸著石頭過河”，必須“敢于第一個吃螃蟹”。改革開放以來，功能區不論在經濟體量還是發展質量上，都實現了脈沖型、跨越式的發展提升，但在法制建設、部門規章、行業規范、管理體系等社會改革方面，卻嚴重滯后甚至缺失。法律法規建設的滯后與功能區“行為的超前”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明顯沖突。這些“超前行為”在當初頗似游走在“灰色地帶”的“灰色行為”。比如，早期在一些拍賣、土地使用權方面轉讓的突破性做法，不僅突破了當時的政策規定，甚至還違背了當時的《憲法》。彼時，功能區的改革創新實際上是一種高風險挑戰。另外一些出臺的法律法規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政策碎片化、措施重復、協調性差、甚至相互沖突的現象不時出現。隨著創新節奏加快，拖沓、慵懶散、層層匯報、逐級審批等官僚化弊端與對兵貴神速的需求之間矛盾凸顯，這與功能區改革發展、快速跨越的現實需求形成了明顯對沖。回過頭來看，正是先行先試帶動促進了法律法規完善與進步。這也是“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證明。

二是東西方文化的沖突。

東西方文化沖突表現在多個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表現在，西方工業文明中“快”和“急”對原有國內官僚文化的強烈沖擊。當年蛇口標志性人物袁庚那句“時間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錢”的口號，在當時被貼上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標簽，而如今被譽為“沖破思想禁錮的第一聲春雷”，其所引發的軒然大波正是這一文化沖突的鮮明映照。除此之外，文化沖突還表現在功能區在與國際接軌，新鮮空氣涌來的同時，也進來了“蒼蠅”和“蚊子”。西方拜金主義、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的思潮，對功能區同志們的理想和觀念產生了嚴重沖擊，對功能區改革創新、無私奉獻、敢為人先等功能區特有文化造成了侵蝕。

三是腐敗問題頻發。

功能區各項事業在高歌猛進的同時，也可悲地出現了腐敗問題。從１９９４年四川省簡陽市開發區八號半島案件，到１９９６年江蘇省常州市開發區發生的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窩案，再到２０１３年廣東揭陽高新區腐敗窩案……這些因腐敗而倒下的人，在功能區建設初期都曾經付出過努力，許多曾是功能區的功臣，卻在形形色色的誘惑面前，沒能把持住自己，最后蛻變成我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蛀蟲”。這些觸目驚心的案例和數字，也不斷驚醒我們對功能區制度建設進行深層思考。究其漏洞不足，可歸結為三點：一是權力高度集中，缺乏監督。功能區優惠政策多、工程項目多、資金多、自由裁量權大，為官員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二是規矩意識淡薄，突破紀律底線。打著“特事特辦”的旗號，屢屢觸碰紅線底線，最后發展到公器私用。三是主體責任缺失，黨風廉政建設被“邊緣化”。功能區以經濟發展為己任，專注于創新發展這個中心工作理所當然，但在實踐中往往是片面強調經濟建設工作，而忽略了黨的建設，不抓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缺失，黨內監督難以落實。

展望明天——功能區不忘初心、繼續前行

高新區在新時期要勇于擔當新使命

要擔當天津濱海新區乃至天津市發展的強勁驅動力量。“十三五”時期，天津高新區將緊緊圍繞建設天津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這一核心任務，以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創新中心為目標，加快區域經濟實力和創新能力的雙提升。到２０２０年，天津高新區地區生產總值力爭實現３７００億元，在天津市各區縣、各功能區中排位進一步提升，綜合實力在科技部組織的全國國家高新區評價綜合排名中力爭進入前五，成為天津濱海新區和天津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要擔當激發創新創業活力的重要國家平臺。構建一批多樣化、專業化，各具特色的眾創空間，持續掀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實踐“產業＋雙創深度融合”模式，精準對接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圍繞核心技術與研發團隊，以并購等方式快速聚集優勢產業生態鏈條。把握“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等重大戰略，加快全球創新資源鏈接布局配置。

要擔當新一輪改革破冰的旗幟。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相關激勵政策，從促進企業品牌提升、支持企業開放發展、優化企業融資環境等方面重點給予支持，加快企業創新步伐。再造政府資源配置流程，發揮創通票平臺優勢，積極對接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共性需求，覆蓋創新創業全流程。積極破解社會管理職能與經濟開發職能不平衡的問題，加快公共服務社會化進程，加強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構建產城融合新優勢。著力克服小政府向傳統政府回歸的沖動，保持功能區政府精簡高效的優勢。

打造最健康的政治生態區

一是鍛造最優秀的“鐵軍”。

高新區不是一個普通的區域，也不是一個普通的政府，承擔著整個國家改革開放創新發展試驗區的重任，要完成這一重要使命就必須建設一支“政治無比堅定，作風無比過硬，擔當無比強大，思想無比深邃”的高新區“鐵軍”。做到“政治無比堅定”，就要在思想上更加堅定和統一，解決好“我是誰，為了誰，怎么做”的問題。功能區的同志是肩負政治使命的人，所以在政治上必須特別過硬，特別純潔，能夠準確理解中央和地方黨委意圖，清楚自己的職責任務。做到“作風無比過硬”，就是要求功能區所有的同志、所有的部門和系統，一切都圍繞中心開展工作。決策部署一旦作出，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要迅速而有力地執行，且處處爭優、事事創新，不僅在業務領域示范帶動，更要在工作作風上創新示范，在履行國家使命和職責中，切實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樹立和維護高新區“高”、“新”的形象。做到“擔當無比強大”，就要求每個高新區人都不忘初心，不忘天職，勇挑重擔、責任擔當，挑戰自己。比如，用更科學、更有創造性的工作方法，去解決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主動出擊，去挖掘已存在資源中的衍生資源；更懂得團結，更懂得協作，更懂得及時溝通信息，更懂得用合法合規合情合理的形式解決各種疑難雜癥。做到“思想無比深邃”，就要求在改革開放前沿工作的同志，要下功夫學習，把學習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和習慣，通過持續學習掌握更多的信息和知識，唯此才能提高工作本領，破除能力恐慌，才能夠作出科學決策，確保科學發展。所以，每一名領導和同志要切實加強產業知識、管理知識、金融知識，尤其是對先進地區的成功經驗的學習。同時，也要加強系統思維、結構性思維的培養與鍛煉，努力從單個點出發，連線及面，構成立體支撐，形成“１＋１＝３甚至等于５”的工作方案。在實踐中，要充分利用國家宏觀形勢有利的新機遇，利用好外部資源，科學、巧妙地撬動社會資源，為高新區所用。既能把投資環境打造好，超常規地把城市建設好，又不擴大政府債務風險，這是我們必備的能力和素質。

二是要打造與示范區定位相適應的風險控制系統和黨風廉政建設機制。

——在風險控制系統建設方面，引入專業力量，組建政府風險官團隊和法務官團隊，給予政府在重大項目與重要決策中風險預警和法律支持，使之成為政府決策的一種豐富和制衡的因素，促使政府決策更清醒和冷靜，這本身也是政府追求自我管理變革的嘗試。繼續探索開展第三方監督評估的渠道，將由企業監督員監督、第三方服務機構監督和社會代表監督組成的高新區政風行風社會監督常態化，通過明察暗訪等手段對園區企業服務情況實施動態監督，對發現的突出問題通過集中反饋、個別約談形式督促整改落實，持續保持天津高新區服務滿意率近１００％的良好態勢。

——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機制方面，著力四項工作。一是建立常態化廉政教育體系。充分運用移動互聯技術，設立“廉政教育”微信公眾號，著力搭建“手機廉政課堂”，隨時將一些廉政案例、政策法規、哲理廉文等內容向黨員干部進行推送。充分利用辦公空間及設施，運用文字、圖片等多種藝術表現形式，精心打造廉政文化園地，讓廉政之弦在輕松活潑的文化氛圍中入腦、入心。二是建立權力運行、決策形成監控體系。依托權力清單建設，編制權力運行流程圖，梳理查找廉政風險點，并以此建章立制，實現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著力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堅持在重大創新決策上實現公民、企業的雙向互動，月例會、辦公會等重要會議逐步向企業開放，邀請企業家參加。同時，加大企業對干部評估的力度，讓企業對干部工作能力、服務水平充分發表意見。三是建立責任執行鏈條機制。進一步深化天津高新區工委已制定的落實主體責任實施意見的內容，將具體任務、目標要求和主要措施等進行細化和程序化，理順職責關系，清晰責任邊界，形成責任清單，向干部群眾公開，主動接受監督。固化工作制度，建立落實黨組織主體責任報告制度，明確報告形式、細化報告內容，使報告成為“新常態”。建立健全約談制度，工委與紀檢組主要負責人要定期或不定期對主要負責人進行約談，聽取“一崗雙責”落實情況，進一步增強各級主官管黨治黨的責任意識。作為天津高新區工委，要自覺把“四種形態”納入主體責任內容。針對最難運用的第一種形態，天津高新區正在按照天津市紀委有關工作指南，制定具體實施辦法，從落實落細落小抓起，確實做到抓早抓小，動輒則咎，以嚴肅、認真、碰硬的態度使紀律維護落在日常，縱深推進廉政建設，營造天津高新區良好的政治生態。四是建立容錯糾錯與問責機制。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容錯—糾錯—防錯的正向激勵機制，保護黨員干部的敢闖敢試、先行先試的干事熱情，為干事創業者解除后顧之憂；另一方面，針對“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等情況加大整頓力度。力避因為要求嚴格程度上去了，項目數量、運行質量下來了的情況發生。積極探索對“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等現象處理和問責辦法，以問責、追查倒逼黨員干部履職盡責，促進作風建設邁上新臺階。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