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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平穩，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同時，經濟運行中也出現了一些熱點、難點問題。比如，新舊發展動力處于轉換階段，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生產成本偏高，實體經濟面臨困難；化解產能過剩已達成社會共識，但去產能還面臨諸多問題；一些城市房價漲幅較快，引發對房地產泡沫的擔憂；等等。這些問題看似復雜無序，實際上都屬于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因此，可以從“供與求”“實與虛”“新與舊”這三對主要矛盾入手，對這些熱點問題進行深入剖析，進而科學認識和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運行的特點和規律。

供與求：五項重點任務聯動才能破解產能過剩等難題

一些地方之所以感到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十分艱難，工作千頭萬緒卻無處著力，是因為沒有認識到“三去一降一補”這五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具有內在聯系。只有五項重點任務聯動，才能破解產能過剩等難題，實現更高水平的市場供求平衡。

運用競爭政策化解過剩產能。短缺經濟條件下，擴張產能需要運用產業政策。過剩經濟條件下，去產能的政策工具應轉換為競爭政策。競爭政策保護競爭，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具體說，既可以通過鼓勵收購兼并來消化僵尸企業，也可以在競爭中讓僵尸企業被自然淘汰，實現市場出清。尤為重要的是，應把對產能過剩行業僵尸企業的補貼轉變為對兼并重組方優勢企業的補貼；對某些重點產業的扶持，應由對產能的補貼轉變為對消費者和用戶的補貼，以培育市場需求，讓市場選擇競爭優勝者。通過建立健全標準來淘汰落后產能，是在去產能中減少行政干預的好辦法。落后產能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技術和工藝設備落后的生產能力；二是喪失了市場競爭力的生產能力；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質量不達標、有安全隱患的生產能力。對前兩類落后產能，應該交給企業和市場調節；對第三類落后產能，應通過提高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方面的標準去產能。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拓寬房地產去庫存渠道。當前的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一些一二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面臨房價上漲過快過猛的問題，為平穩房價，必須動用限購、限貸等行政手段。眾多三四線城市和縣城則面臨去庫存的巨大壓力。由于這些城市就業機會較少，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同特大型、大型城市差距較大，年輕人口凈流出的傾向十分明顯，導致住宅需求相對不足。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一方面，堅持把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同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緊密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基層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鼓勵各地因城施策，制定去庫存的靈活政策。另一方面，充分考慮到我國人口多地域廣、不可能把所有農業轉移人口都納入到特大型和大型城市的現實，著力縮小各類城市之間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建設功能互補、產業協同的城市群。只有如此，才能既避免少數大城市人口不合理急劇膨脹，又避免眾多中小城市陷入凋敝境地。

圍繞去產能堅定地去杠桿，圍繞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降低企業負債水平。絕大多數僵尸企業是靠高信貸杠桿維持的，因此去產能就是去杠桿，去杠桿就是加速去產能，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對于要淘汰的落后產能尤其是僵尸企業，要像權威人士講的那樣，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堅決拔掉“輸液管”和“呼吸機”。同時也應看到，我國實體企業的杠桿率普遍較高，融資難、融資貴是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實際問題。按照國際經驗，系統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的最佳途徑是加速發展以公司債和股票為主的直接融資。其中，債券融資是比較適合我國國情、有待開發的巨大“藍海”。而要更好發揮股票市場的融資功能，必須把對投資者權益的充分保護放到首要位置。

通過改革創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降成本可以雙向調節供求，包括降要素成本和降制度性成本兩方面。前者最重要的途徑是提高生產率，由此降低單位產出的成本，這是必須堅持的方向，但見效較慢；后者是通過改革創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抑制因房價上漲過快而導致的許多行業要素成本上升過猛的趨勢，根本辦法是從制度上破除土地財政的副作用。又如，稅收和各種收費是制度性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目前全面大幅度降稅的空間并不大，但階段性地降低“五險一金”費率存在較大空間。此外，讓各種可面向市場的事業單位和中介機構與政府徹底脫鉤、參與市場競爭，也是重要降費手段。

積極實施“揚長補短”戰略。補短板能夠有效擴展經濟增長空間。在生產力不發達的階段，采取“揚長避短”戰略，著重發展某些重點部門和領域具有合理性與必要性。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較高發展階段，有些短板是避不開的，需要實施“揚長補短”戰略。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難點在于農村貧困人口，因而補短板就要注重脫貧攻堅的精準度；提高發展水平的瓶頸在于科技進步和生態環境，因而補短板就要扎實推進科技創新和生態文明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在于投融資體制機制，因而廣泛動員社會資本投入就是關鍵。總的來看，造成短板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創新不足，因而“揚長補短”的關鍵是要補制度創新這一短板，釋放制度性紅利。政府是制度供給的主體，要把創新制度供給作為重要抓手，著力營造良好市場環境。如果能夠通過制度創新將過剩產能、僵尸企業占據的物質資源、市場資源和信貸資源轉移到短板部門，就能更快補齊短板。

實與虛：讓實體經濟能夠獲得社會平均投資回報率

當前經濟運行中一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是：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的生存發展空間受到了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的擠壓，部分企業難以獲得社會平均投資回報率。尤其是房地產業吸納大量社會資源，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擠壓了民眾消費能力，拉高了市場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業成本，影響了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有一定關系。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我國從資本短缺和商品短缺的“雙短缺”經濟全面進入資本過剩和商品過剩的“雙過剩”經濟。在“雙過剩”經濟發展階段會出現“資產荒”，大量資金因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品而推動資產價格膨脹。這在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時期會表現得更為明顯。因此，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已經不是擴大投資規模和生產能力，而是化解資本和商品過剩，同時著力平抑“資產荒”帶來的資產價格膨脹。

平抑“資產荒”帶來的資產價格膨脹，比較好的辦法是“疏”，其核心是增加優質金融資產供給。這由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在虛擬經濟領域鼓勵金融改革創新，滿足廣大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不斷增長的投資理財需求；另一方面，以供給側結構調整引導企業技術創新，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為虛擬經濟領域提供更多可供選擇的資產配置組合和優質金融資產。應當看到，讓實體經濟獲得社會平均投資回報率，讓創新能力強的優秀企業獲得超額經濟回報，是社會能夠擁有更多優質金融資產的基礎。在金融學上，這種實體企業的“底層資產回報率”直接決定了在此基礎上打包創設的金融資產的安全性和流動性。簡單來說，如果實體經濟企業不行，怎么會有可交易、安全性高的金融資產呢？如果通過所謂的“金融創新”人為地制造可交易的金融資產，就會埋下金融危機的種子。因此，解決“資產荒”問題的關鍵，不是去憑空進行金融創新，而是要努力發展實體經濟。

這就提出了虛擬經濟發展必須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問題。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核心和基礎，是國家競爭力的來源。如果虛擬經濟發展過度了，就必須使它回歸原有的功能，股市、匯市、樓市均不能簡單作為保增長的手段。尤其是樓市，房子是給人住的，這個定位不能偏離。現在一些城市房地產價格迅速膨脹的現象必須得到有效抑制，恢復房子原本的居住功能，抑制投機炒作。需要指出的是，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發展，并不是說不要發展虛擬經濟或虛擬經濟不重要，而是要促進虛擬經濟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協調。實踐證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能夠激發強大的經濟動力。比如，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體系對于經濟轉軌和技術創新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利用資本市場引導和激勵企業的創新活動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策略。

新與舊：在加速經濟分化中培育新動能

當前，我國經濟新舊交替現象十分突出，其內在動因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分化的趨勢不斷增強、程度不斷加深、效果不斷顯現。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表象是增長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本質特征則是有增有減、有上有下：有效益、有質量、環境友好的速度提上去，無效益、低質量、高污染的速度降下來。這是貫穿經濟發展新常態始終的新舊分化邏輯。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例。2016年1—7月，盡管全國投資增速回落，只增長了8.1%，但投資結構持續優化：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18.6%，科教文衛領域投資增長17.3%，工業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11.7%，工業技改投資增長13.8%，信息傳輸業投資增長35.4%；補短板領域的農業投資增長32%，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增長32.4%，公共設施管理業投資增長24.8%。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六大高耗能行業投資只增長4.6%。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結構變化的表象是比重和數量的變化，本質特征則是結構優化下的提質增效。一是服務業增速持續快于工業，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正在形成。2016年前三季度，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增長7.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5%。由于服務業發展具有抗經濟周期的效應，因而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意味著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也在提高。二是工業內部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產業的比重持續上升，技術含量不斷提升。前三季度，雖然第二產業增加值只增長6.1%，但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比增長10.8%，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4.8個百分點。同時，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也保持快速增長。三是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帶動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持續提高。四是區域均衡發展水平提高。這些變化體現了新發展理念的要求，構成了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標志。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發展動力變化的表象是投入要素的轉換，本質特征則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研究表明，依靠增加物質要素投入實現的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目前，我國經濟新動能不斷涌現，正是這些領域全要素生產率快速提高的結果。進一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既要靠優化資源配置，推動資源從低效率企業、部門向高效率企業、部門轉移；也要靠密集的研發投入和高強度的技術創新。

可見，經濟加速分化推動著發展新動能形成。現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經濟分化形成新的經濟結構，實現新的高水平的市場均衡。只有加快分化進程，才能增強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在經濟加速分化的新形勢下，對于各地區、各行業、各企業來說，與其抱怨、不如行動，與其苦熬、不如苦干，與其消極等待、不如積極創新，努力在經濟分化中占據有利位置。為此，必須認清經濟形勢，提高思想認識，明確政策取向。

站在發展全局的高度理解經濟分化。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促進經濟分化是現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手段。應通過推進經濟加速分化和妥善安置轉崗分流職工，最大限度地降低發展的社會成本，以短痛避免長期折磨。鼓勵各地區、各行業、各企業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采取切實行動推進創新，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把破除預算軟約束作為促進經濟分化的根本。預算軟約束是妨礙經濟分化和市場出清的主要障礙。如果預算約束不能硬化，資源就無法按照市場競爭規律流動，就無法淘汰落后產能和低效企業。如果市場主體在投資決策時不用擔心失敗的后果，不用擔心被追究責任，那么，就無法驅動資源進入創新領域，就會導致經濟風險不斷積累。因此，必須切斷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預算軟約束紐帶，實現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競爭。

以精準的產業政策引導經濟分化和資源流動。產業政策在現階段的功能應主要定位于彌補市場失靈，重點是以精準的政策指向引導經濟分化和資源流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產業向中高端邁進。應圍繞“中國制造2025”確定的十大重點領域，加大中高端共性技術研發力度，培育適應產業結構調整需要的人才隊伍，促進關鍵共性技術廣泛應用，加快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打造新亮點、增創新優勢。

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