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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式公布了“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相比較一流大學建設的名單早前已吐露風聲，一流學科建設的名單在公布之前可謂“懸念迭起”，公布之后更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其中，作為學科點數眾多的教育學，僅有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兩所高校的兩個學科點入圍，更是讓人覺得“出乎意料”。而“出乎意料”的背后，實際上反映的是教育學尷尬的境遇和地位。

注定在評價指標上沒優勢

用“爹不疼，娘不愛”來形容我國教育學的整體現狀，也許正是時候。

“當前學科發展中存在追求功利化，過于看重量化指標的現象，其中科研成果、國際化是兩個常用的衡量學科發展的重要指標。然而，教育學科本身的特點又注定了在這兩方面沒有優勢。”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曉宇說。

他解釋，全世界范圍內教育學科本土化的特點非常鮮明。以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為例，這是一所極強調國際化的德語區大學，它要求研究生課程均采用英語教學，而唯一例外的就是教師教育課程，規定必須使用德語教學，因為設立課程的初衷就是給本地培養師資。“過度強調國際化，對教育學并無好處。”

同樣，強調科研成果引用率的當下，對教育學發展也是不利的。教育學科的首要價值是培養教育工作者，全世界范圍內教育學的科研成果數量、影響范圍不占優勢，不僅中國如此，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也都在探討該如何改善教育學不利的局面。

比起上世紀80年代，在行政命令要求下，各校教育學院“拔地而起”的風光，如今的教育學可謂“江河日下”。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指出，師范院校多年“去師范化”，走向綜合化的趨勢，使得師范院校的傳統優勢有所弱化，教育學在滑坡，部分非教育學科的優勢凸顯出來。

在這次一流學科入選名單中，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中國語言文字，西南大學的生物學，首都師范大學的數學，南京師范大學的地理學等都有不俗的表現。

尤其是在去年，不少高校的教育學院、高教所遭到不同程度的裁撤、重組與分流，教育學更顯“黯然”。撤并的對象多是以高教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院所單位，比較典型的有蘭州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的教育學院或高教所。

除了正常的撤并原因之外，在“雙一流”的角逐中，我國高校扶強削弱的心態也暴露無遺。“一些學校想要沖擊一流學科，但教育學給學校增加一流學科的希望不大，因而被裁撤。一些學科基礎、發展勢頭好，甚至已經形成品牌活動的教育學院就這樣被撤下來。從長遠來看，一下子把教育院系單位都撤掉，對高校發展而言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行為。”陳曉宇說。

超越“雙一流”考慮教育學科的發展

對于此次僅有兩所高校的教育學入選“雙一流”學科，很多人表示遺憾，而對于局內人而言，不能以入選“雙一流”為建設依據，不能就此放棄重視教育學科的建設，否則可能誤國誤民。

別敦榮表示，沒有一批一流的教育學科，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教育，更不可能造就一流的人才。如果只認可入選“雙一流”的兩所學校的教育學，國內的教育學是不可能真正建設成為“雙一流”的。“要超越‘雙一流’考慮教育學科的發展。需要政府、有教育學科的高校，尤其是重點師范大學有戰略眼光，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需要重視教育學科，把沒有入選‘雙一流’名單化作更大的建設動力。”

陳曉宇也表示贊同。他認為，教育學大可不必去計較功利化的指標得失，學著物理、化學、生物搞國際發表，“起碼不能把它當作唯一渠道”。而首先必須確定的價值目標是為國家教育事業作貢獻，“教育學應該把教育工作者，特別是教師的培養放在核心位置上，以更加長遠的社會價值作為發展導向，擺脫被評估、評價誤導，按評估指標建設學科的不利局面”。

然而，教育學不以入選“雙一流”為建設依據并不能與教育學對“雙一流”建設貢獻不足畫等號。事實上，教育學對于高校“雙一流”建設的指導作用不容小覷。

陳曉宇舉例，在我國大學的改革發展過程中，教育學科可以根據院校改革的需要作相應的理論與應用研究。比如，“雙一流”建設中面對的一個傳統問題——如何處理教學與科研的關系，用什么方式去激勵教師既重視教學，又能通過科研來提升學術水平，最終達到提高教學質量水平的目的。“這對矛盾是高校學科發展最基礎的問題，同時被誤解也最多，需要教育學科為大學的領導和管理者提供指導與幫助。”

同時，高等教育的發展也給教育學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對象和空間，其實也是對教育學自身提出了更緊迫的要求。

“教育學科是教育事業的工作‘母雞’，沒有教育事業的發達，‘雙一流’建設的基礎就不牢固。”別敦榮解釋，抓“雙一流”建設要抓基礎、重視源頭，才有可能產生更多人才、更先進的教育理念來支持高校辦學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雙一流”建設也是必須重視教育學發展的。

然而，當下“雙一流”建設更多考慮的是與經濟、民生相關的領域，尤其是理工科、部分應用型文科。入選“雙一流”的文科學科尚不足總數的1/4，而教育學從總體上看也屬于文科范疇。

學科范式與學科交流

除了外在原因，教育學自身的問題也同樣不可回避。

在別敦榮看來，教育學自身的不足體現在基本范式過于傳統。在信息化時代，教育研究應更多關注信息時代對于教育的需求，如在教學過程中如何更好地適應信息化時代，以滿足師生需求。“教育學科本身的基本范式需要完善和升華，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一個不同于其他學科的特點是，教育學是包含幾乎所有學科范式的大領域，它包括了人文學科，如教育哲學、教育歷史；包括了社會科學，如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管理學；也包括了理科，如教育技術。

陳曉宇表示，不同學術范式應該相互尊重，按照各自范式去規劃發展。要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如產出、引用、政策影響）評價教育科學研究，以人文學科的標準（同行聲譽、長期影響、權威觀點）評價教育人文研究。“避免以科學標準要求人文學者，也避免以人文標準要求社科學者。”

實際上，教育學本應在學科交流上體現大領域的特點。然而，“如今，國內教育學科常處于封閉狀態，與其他學科，甚至是不同教育學科單位之間的交流合作十分有限。”陳曉宇說。

而在西方高等教育領域，學科之間的交叉與合作已經成為主流，其他學科的學者紛紛涉足教育領域，如神經醫學、腦科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與教育學交叉，產生了豐富的跨領域創新成果。如頗具前景的學習科學，就是心理學、認知科學、信息技術科學與教育技術學的交叉，解決了許多用傳統教育學范式難解的問題。

陳曉宇告訴記者，學術本無界限。然而，上世紀50年代我國按崗位培養形成的專業設置、院系劃分，無形中使得學術產生了分割。在改革開放后，利益分配單位又被下放到院系層級，成為利益主體后，其排他性更是加深了學科劃分的鴻溝。

國際化與本土化

在國際舞臺上，話語權的缺失是我國教育學發展中一個鮮明的問題。

人們印象中，體現我國高等教育國際話語權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 一個較小的學科點作出有世界影響力的成果是一例。但總體上似乎過于“寂靜”。

在“雙一流”建設的文件中，是這樣表述的：積極參與國際教育規定規則的制定，國際教育教學評估和認證，切實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樹立中國大學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可事實上，能在國際上發表見解或能用外文在國際期刊發表文章的中國教育學者數量并不多。“中國教育學者存在‘先天不足’，還是只能在國內發聲，國際影響力有限。”別敦榮說。

“如果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高校多介紹國外教育理論，這種情況尚可理解。但是，到了4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教育學著作、文章，教育學人物、觀點言必談歐美。”在別敦榮看來，這一現象很反常。“也說明了我國的教育學尚未形成中國學派，缺少自身的理論、思想以及權威學者、權威學派。”

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謝維和在題為《“雙一流”建設與教育學的責任》的文章中闡述，躋身一流追求的是一種世界一流的共性和一些普遍的標準和要求，這是第一步。在這個基礎上，要追求中國特色。

他舉陶希圣先生在中國學校之教育歷史的考察中的例子，“要考察中國教育制度及制度影響要看歐美、日本，因為大部分是從它們那里傳過來的。而要了解中國教育的特色，深察其實際，就要了解和認識中國教育的歷史，研究這些歷史文化在學校中的積淀。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啟示。”

對此，陳曉宇表示，教育本身作為一項本地化的事業，中國與西方存在巨大的差異。如西方社會因普遍有主流的宗教信仰傳統，并沒有將價值觀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而在我國則情況不同，高校強調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國教育的特色，需要教育學者的研究、論證與宣傳。“多一些中國特色研究，或許才是中國高教打開世界之門的啟示之一。”

摘自《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