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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整體上看，我國區域創新能力在不斷提升，創新活動不斷豐富，創新產出不斷增加。但也應當看到，我國區域發展差距仍然較大，東部創新能力保持最強水平，中西部地區相對偏弱。各地要持續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實現更多的突破性創新，更好地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
“天眼”探空、神舟飛天、墨子“傳信”、超算“發威”……創新正成為激蕩在神州大地上的時代旋律。縱觀全國，區域創新呈現怎樣的發展態勢，粵、蘇、京何以名列前茅？展望未來，從投資驅動邁向創新驅動，還有哪些短板亟待補齊，如何喚醒“沉睡”的創新潛能？《2017中國區域創新專題分析報告》日前發布，對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狀況進行了深入分析，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專家。
區域創新模式各具特色
2017年全國各地區創新能力穩步提升，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模式正在形成，廣東、江蘇、北京位居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前三位
區域創新哪家強？《報告》負責人、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創新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介紹，我國區域發展差距仍然較大，東部創新能力保持最強水平，中西部地區相對偏弱，但整體上看，2017年全國各地區創新能力穩步提升，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模式正在形成，廣東、江蘇、北京位居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前三位。
諸省市中廣東緣何拔得頭籌？過去廣東承載了大量的產業轉型任務，制造業大都是訂單生產和來料加工，原有的制造業基礎差使其產業轉型成本低，外向型經濟的模式使其更重視開放創新。現在，致力于打造自主品牌、研發自主核心技術、發展國際化的本土企業，廣東出現了如華為、OPPO等眾多知名企業。與此同時，由于重視市場導向和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注重設計和品牌建設，創業精神和開放文化的價值在廣東創新驅動發展中發揮的作用遠高于資源稟賦。
與廣東不同，江蘇是制造業大省，優勢產業如裝備制造業、船舶制造業、海洋工程裝備業等均屬于工程技術范疇。在江蘇的創新驅動中，民營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江蘇是我國鄉鎮企業的發源地，民營經濟占到江蘇GDP的50%以上。“江蘇的優勢集中體現在企業創新方面，如有研發機構的企業數、企業研發人員總量、企業技術改造經費投入等指標均排名全國第一。”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研究員高太山分析說。
北京的優勢則在于豐富的科技資源與人力資源所帶來的強大的知識創造能力，以及以中關村企業為代表的大量科技型中小企業和良好的創業環境等。
“不過，北京的創新效率并不高，科學研究的創新有鏈條長、外溢性強的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北京的創新，但北京仍是創新活力極強的地區之一。”柳卸林說。
企業研發能力有待提升
我國企業的整體實力增強，但研究與開發投入普遍較少，大企業對研發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小企業的創新意識和能力亟待提高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地區的創新驅動發展會受到歷史積淀的影響，而當地的企業是否足夠重視科技發展和創新，對該地區創新能力建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深圳即是一個例證。底子薄、基礎弱，但因為擁有一批活躍的創新型企業，昔日的小漁村如今崛起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
“有些遺憾的是，目前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尚不穩固。”柳卸林說，我國企業的研發經費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仍然較低。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統計，截至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一直未超過1%。
類似的情形在其他領域同樣存在。在研究中，柳卸林發現我國機器人相關專利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日本主要集中在企業；從我國每年的博士生就業情況看，大量的高端人才聚集在高校、研究所和政府，而不是企業，這也與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
“近些年我國企業的整體實力確實在增強，但研究與開發投入普遍較少，大企業對研發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小企業的創新意識和能力亟待提高，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還需進一步激發。”柳卸林表示，雖然我國院所的基礎研究投入已達到美國水平，大學基礎研究投入與美國大學相比在縮小，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與美國的差距卻在擴大，基礎研究正成為我國企業長遠發展的短板。
基礎研究投入需要加大
各地要繼續加強對科學技術的重視，尤其要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保持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均衡，從而更好地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
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只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個重要方面。經濟新常態下，如何喚醒“沉睡”的創新潛能，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步伐？
目前，我國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還比較少，基礎研究所占比例低會對產業技術變革等產生阻礙作用，因此，各地要繼續加強對科學技術的重視，尤其要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在提升研發效率的同時，注重保持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均衡，從而更好地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
“各地大企業和中小型科技企業也應當向基礎研究要創新力量，通過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實現更多的突破性創新、破壞性創新，生產出更有創造性的產品，推動企業邁向更高水平。”柳卸林表示。
“科學技術發展也有不確定性的風險存在，盲目引進、消化、再創新這種循環，不容易產生顛覆性創新，也不利于提升產業的持續競爭力。隨著與歐美發達國家（地區）技術差距的縮小，我國更需要一套適應產業發展趨勢的創新工具。”高太山說。
在柳卸林看來，我國是世界上發表SCI論文排名第二的國家，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過于強調頂級期刊論文的發表，熱衷于參與政府的科研項目且作為科研水平的衡量標準，這有誤區。此外，國內一些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往往忽略與產業進行合作，而國外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等著名學府都強調與產業的合作，如果不改變這一現狀，難以出現占領全球產業制高點的新興產業。
如何扭轉這一局面？柳卸林認為，現在我國需要建立一批在科學研究與產業需求之間能夠搭建起橋梁的機構。同時，未來創新驅動發展需要一些制度變革，比如允許大學的差異化，有些大學專注教書育人，有些大學專注基礎研究，有些大學則專注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等。
“未來我們要繼續重視創新創業，重視人才激勵，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強調公平競爭，制定更多的普適性政策而不是選擇性政策，建立允許試錯的體制機制。”柳卸林表示。
摘自《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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