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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對于遏制疫情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與此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對民眾的心理行為產生影響。

“封城”之后，面對疫情的嚴峻挑戰，武漢市民承受著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脅，防疫措施中的自我隔離、減少外出等多項舉措也無疑打破了原有的生活安排和社交方式，而抗疫與春節假期的重合更增加了這種狀態的特殊性。

個體被迫調整自己的心理與行為，期間個體心理又極易受到外界環境波動的影響。只有及時掌握民眾的心理變化，才能開展針對性心理疏導，助力打贏抗擊疫情這場人民戰爭。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用戶行為的全時程跟蹤記錄為開展大范圍及時監測提供了新機遇，使開展回溯和追蹤研究成為可能，且快速、及時、低成本更是其優勢所在。研究表明，通過對社會媒體（如Twitter、微博等）上表達內容的分析，可以跟蹤和發現公眾情緒和態度。

本研究利用大規模微博用戶數據和相關心理語義詞典，通過對微博內容進行生態化識別操作，識別用戶心理行為相關的語言表達特征，考察和分析在“封城”背景下武漢民眾的情緒情感、行為模式等方面的變化，并提出對策建議。

本研究以116萬活躍微博用戶的數據集為基礎，從中篩選出2020年1月20日—2月16日平均每天至少發布過一條原創微博的用戶，且排除機構號、媒體號等。然后通過地域認證信息進一步篩選，最終得到?41?105?名微博用戶（23.4%男性，76.6%女性），其中地域認證為湖北省武漢市的用戶989名，地域認證為全國非湖北省的用戶40116名。

通過下載上述微博用戶在2020年1月20日—2月16日的原創公開微博數據，以1月23日為分界點，比較“封城”前后心理行為相關表達特征的差異；然后，我們針對有差異的特征，進一步分析“封城”之后直至2月16日期間民眾心理與行為的變化情況。

本研究采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計算網絡心理實驗室研發的“文心”中文心理分析系統（TextMind）進行心理行為相關語言表達特征的提取?，這些語言表達特征主要使用了《簡體中文LIWC詞典》《自殺詞典》《大連理工大學情感詞匯》和《微博客基本情緒詞庫》。這些詞典中的詞類，作為與心理行為相關的語言表達特征，能夠反映用戶在情緒情感、行為模式等方面的狀態。

為了探究“封城”對武漢市民的影響，并排除全國整體趨勢的作用以及武漢市的固有地域特點，我們通過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基于上述詞典中各詞類頻次比率，找到武漢與非湖北地區有區別且1月23日前后有區別的詞類，并以此考察1月23日后一段時間內武漢市民相應的心理行為變化情況。

經過檢驗，我們發現7個詞類在1月23日前后存在顯著交互作用，分別是“快樂”“負向情緒（如擔憂、猜疑、嫉妒等）”“恐懼”“心理疼痛（如孤單寂寥、痛苦哀傷等情感狀態）”“壓力”“休閑（如烹飪、聊天、電影等）”和“工作（如工作、專業、辦公室等）”；另外，還有一些詞類存在地域主效應或“封城”時間主效應，如“焦慮”“憤怒敵意”“健康（如醫院、醫生、失眠等）”等。我們分別將上述詞類納入心理和行為兩個方面。

心理方面的語言表達特征的結果：

1. 1月23日后全國非湖北地區“快樂”詞頻顯著上升，武漢則無明顯變化且顯著低于全國非湖北地區；

2. 全國非湖北地區的“負向情緒”詞頻在?1月23日后顯著下降，武漢則略有上升且顯著高于全國非湖北地區；

3. 1月23日后武漢“恐懼”詞頻顯著上升，全國非湖北地區無明顯變化且低于武漢地區；

4. 全國非湖北地區的“心理疼痛”在1月23日后顯著下降，武漢則沒有下降且顯著高于全國非湖北地區；

5. 1月23日后武漢“壓力”詞頻顯著升高，全國非湖北地區則顯著降低。

此外，數據分析還發現其他一些效應顯著的詞類，其中：

1. “焦慮”和“憤怒敵意”的地域主效應顯著，結合各自的平均值發現武漢的焦慮和憤怒敵意水平在1月23日前后均顯著高于全國非湖北地區；

2. “失望”存在地域主效應和“封城”時間主效應，結合其平均值發現武漢的“失望”水平在1月23日前后均顯著高于全國非湖北地區。

行為方面的語言表達特征存在的差異：

1. 1月23日后武漢“休閑”的詞頻顯著降低，全國非湖北地區略有降低但仍顯著高于武漢地區；

2. 1月23日后武漢“工作”詞頻顯著升高，全國非湖北地區無明顯變化且顯著低于武漢地區。

除此以外，結果還顯示“健康”詞頻的地域主效應和“封城”時間主效應均顯著，結合平均值發現武漢“健康”詞頻在1月23日前后均顯著高于全國非湖北地區。

自公開此次疫情以來，武漢市民一直處于疫情核心區的嚴峻環境下，疫情的威脅使得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如接觸到潛在傳染源的不確定性）增加，人們對原本熟悉的環境失去控制感，這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焦慮、恐懼等心理應激情緒。面對這種突發環境挑戰，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原本是人際關系中保護人們免受壓力負面影響的機制。然而，“封城”及隔離措施卻切斷了人們日常獲得社會支持的途徑——人際交往與休閑活動，這種不適應進一步加劇了武漢市民的心理挑戰。

數據結果表明，在嚴重的疫情威脅下，1月23日后武漢市民情緒上并未體驗到春節期間應有的放松和歡樂。從公開疫情開始，武漢市民就表現出超出全國水平的焦慮、失望、憤怒、敵意等多種負面情緒。而?1?月23日之后，武漢市民的恐懼和心理疼痛被進一步推高，并且未能像全國非湖北地區一樣，在春節期間表現出“快樂增多、負面情緒減少”的正常趨勢。

春節期間的常規行為模式是休閑增多而工作減少，而1月23日后網絡表達所反映出的武漢市民的行為模式，則明顯偏離了春節的常態：休閑相關表達減少，工作相關表達增多。這反映出武漢自1月23日后很可能進入強烈的社會動員狀態，而休閑興致和休閑行為受到明顯抑制。同時，與求醫問藥相關的“健康”詞頻表達持續處于高位，這直接反映武漢市民高強度的求醫問藥行為早已開啟。

不管從情緒狀態上，還是行為模式上，都反映出武漢市民在1月23日后經受的高度應激，這也真實反映在我們數據中壓力詞的詞頻變動上。但由于詞頻本身具有絕對值很小而波動較大的特點，盡管我們在多類詞頻上發現顯著的主效應或交互作用，詞頻的效應量卻不是很大；和未能完全排除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如春節活動的影響）一樣，這些都是我們研究的局限所在。

針對1月23日前后差異分析中交互作用顯著的7類詞——“快樂”“負向情緒”“恐懼”“心理疼痛”“壓力”“休閑”和“工作”，1月23日—2月16日對它們的詞頻進行追蹤觀察，繪制出武漢民眾心理和行為變化情況的趨勢圖。由于疫情防控形勢不斷變化，若干重大事件陸續發生，都可能對上述指標造成明顯影響。通過趨勢圖能夠更好地發現自?1?月?23日后一段時期內武漢市民的心理行為變化情況。

“負向情緒”和“心理疼痛”詞頻的變化趨勢均包含?2?個明顯的高峰，分別出現在1月31日—2月2日附近和2月6—7日附近。除此之外，“負向情緒”在?2?月?9?日起似乎進入一個相對的“高原期”，連續數日維持較高水平，到2月14日才出現向下波動。

恐懼情緒從1月23日開始直到1月25日均處于相對較高水平，而后呈現出波動下降趨勢并穩定在較低的水平，但在2月12日之后出現一輪明顯升高。

“封城”后的壓力表達一直處于相對較高水平，最高峰值出現在1月30日和2月7日，2月8日后呈現持續的波動上升趨勢。

武漢地區樣本在2類行為語言表達特征詞頻上的變化情況，在1月23日之后：

詞頻一直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并有若干低谷，其中最低點出現在2月7日。

詞頻持續波動上升，相對于“封城”初期，逐漸維持在了更高的水平。

綜合?1月23?日之后的心理變化趨勢，正、負向心理表達特征均?1月31日附近和2月7日附近處于極值點。綜合當前疫情發展可以看到，心理語言表達特征詞頻出現極值的時間與一些重大輿情事件發生的時間高度重疊。這些事件給武漢市民帶來了快樂情緒的低谷和負向情緒、心理疼痛與壓力的高峰，從而反映出抗疫相關的重大負面事件給民眾心理帶來的巨大沖擊。

在抗疫斗爭進入關鍵階段后，隨著對疾病和疫情認知的增加，一些反映疾病兇險特點和疫情嚴峻狀態的信息陸續被揭示和披露，如2月8日發現氣溶膠可能傳播病毒、2月10日發現可能存在超長潛伏期、2月12日調整診斷標準帶來了確診人數暴增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突發事件的嚴重性，使得民眾風險認知提高，從而逐步推高了武漢市民的負面情緒和壓力。尤其是確診人數暴增后，恐懼情緒再次出現了明顯增長。

武漢市民心理行為的改變預示著特定的社會心理風險和心理健康風險。民眾的焦慮、恐懼等情緒會提高非理性行為（如哄搶、盲目扎堆就醫等）的可能性，而憤怒、失望等情緒則會導致對管理者的不滿和對治理措施的抵觸。

既往研究表明，高心理壓力的消極作用大于積極作用，具體包括心理的（如情緒不穩定、不安、易激怒等）、生理的（如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和行為的（如消極怠工、酗酒等）等諸多方面，還可能進一步誘發抑郁障礙、焦慮障礙等心理疾患。

此外，社會心理應激的人極易產生偏激和抵觸情緒，無法做出正確判斷。如果不對疫情環境下武漢市民的心理變化及時采取應對措施，不良心理狀態將給防疫工作開展和管理措施落實帶來直接干擾，并在當前和疫情結束后帶來持續的心理健康損害。因此，針對突發疫情以及“封城”對民眾的心理行為影響，我們提出?5?點對策建議。

“負向情緒”和“心理疼痛”兩個詞類都反映了情緒總體上的負面水平，1月23日后武漢市民在“負向情緒”和“心理疼痛”詞類的表達上均高于全國水平，提示民眾的情緒存在較多負面成分有待紓解。

分析結果顯示，武漢市民較為突出的負面情緒首先是恐懼和焦慮。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恐懼和焦慮通常源自疫情本身的威脅，是人在安全需求得不到滿足時的應激性情緒反應，而控制感缺失是此類情緒產生的直接原因。

應力爭將便捷、有效的求助渠道宣傳落實到每個家庭，讓民眾充分了解和相信一旦染病都能及時獲得救助；同時，結合社區封閉管理的實際，爭取在生活物資、基本服務上為市民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持并宣傳到位。通過讓民眾意識到自己在醫療和生活等方面都有切實保障，能有效提升市民的主動控制感，緩解恐懼和焦慮情緒。

      2將應對措施的改進不斷落實和宣傳到位，疏導憤怒和失望情緒

在分析結果中，武漢市民負面情緒中另一類重要成分是憤怒和失望——自疫情公開時起，這兩種詞類的表達就明顯高于全國水平。

與源自疫情本身威脅的焦慮和恐懼不同，憤怒和失望情緒則更多源自疫情應對工作中的失誤和不足。失望是個體對決策結果未達到先前期望的心理反應，而一旦發現決策和措施違背了道德和價值規范，則會引發憤怒這種更強烈的心理排斥反應。

在保證落實“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基礎上，及時、公開糾正疫情應對工作中的失誤和不足，并通過坦率、真誠的溝通，讓公眾隨時了解到應對工作在不斷進步、決策措施在不斷優化，可有效疏導憤怒和失望情緒、維護社會心態穩定。

數據分析顯示，1月23日之后短期內武漢市民的壓力水平顯著升高，且之后又陸續出現若干峰值，總體維持在較高水平。“工作”和“休閑”兩個詞類的相對變化也從行為層面揭示了武漢市民自?1月?23?日延續至今的高應激狀態。從“封城”算起，武漢市民的壓力反應已進入適應中期階段，身心耗竭狀態和心理創傷體驗開始增多，且生活質量降低、復工復學延遲等疫情之外的現實問題逐步凸顯，給當事人帶來更多心理挑戰。

面對持續的抗疫攻堅，應提前考慮民眾壓力反應帶來的負面后果并科學應對：當前，應首先關注高壓力下身心耗竭給社會各方面正常運轉所依賴的工作能力可能造成的損害，在各個工作部門盡可能優化人力調配、加強身心疏導；未來，隨著疫情的緩解，持續應激帶來的心理健康問題在一定時期內可能越來越多地涌現出來，需要對后續長期心理援助與服務工作有所預案、逐步開展。

疫情期間網絡內容表達所反映的民眾心理狀態波動，與重大措施和重大輿情高度關聯，這提醒我們應密切關注此類事件產生的心理影響，以及由此給各項工作帶來的挑戰。疫情期間的重大事件通過信息傳播影響民眾的風險認知，進而誘發出不同的群體情緒和行為表現。

要緩解重大事件的心理影響，最有效的辦法是迅速向公眾提供全面精準的信息支持，以防止公眾對事件的理解持續向著于單一方面，造成主觀風險認知超越客觀現實、引發過度反應。例如，數據顯示在因調整診斷標準導致確診人數暴漲后，恐懼情緒明顯升高，如能更加全面、有效地進行解釋，使公眾迅速理解“揭出存量”是戰勝疫情的一大步，很可能有助于更快地消解恐慌。

網絡行為數據是民眾心理的直接反映。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應急管理中，傳統的心理調查方法由于依賴一線人員和受測者的配合，在時效性和操作性上均難以滿足需求。

而利用網絡大數據卻能夠快速、有效地洞察民眾心理的發展變化，且不會給一線人員和當地民眾造成額外負擔。對民眾心理的及時感知，能直接服務于應急管理中的科學決策，而在此基礎上針對性地開展社會心理疏導，則能為各項舉措落實提供有力支撐。

建議將基于網絡大數據的心理分析技術作為國家應急管理的重要技術儲備，在技術研發、平臺支持、數據共享、隱私保護等方面建立起長效機制，助力應急管理工作更加全面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