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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末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從目前疫情發展趨勢來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染規模、涉及區域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甚至已經超過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

　　疫情發生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疫情防控、居民生活保障、工農業生產恢復等工作進行統一部署，對后疫情時期我國經濟發展規劃了應對措施。這些舉措將大大減輕疫情的影響，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秩序逐步回歸。

　　一、新冠疫情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挑戰 

　　因此次疫情發生于傳統新春佳節時期，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從消費需求、向生產生活、產業鏈重構、投資穩定性等這一線條展開，從目前來說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產生的。 

　　1、消費需求下降的間接影響 

　　本次疫情爆發于有著超常市場需求的春節之前，對消費影響較大。受疫情影響，2020年春節消費大幅度減少。其中，餐飲、酒店、旅游、娛樂、百貨交通、教育等傳統生活服務業遭受到的沖擊最大，一方面是在疫情管制期間停業將會讓商家損失房租、員工工資、倉儲等沉淀成本，另一方面是在疫情管制結束后，民眾對公共場所消費的恐懼需要一定時期，對線下服務業造成了巨大損失。消費需求的被動下降，降低了市場的需求，反過來影響企業的生產與供給。 

　　從2003年“非典”影響類比可知，此次疫情對制造業需求側的沖擊可能會持續較長時間。因為，即使此次疫情能在第二季度完全消退，居民的消費信心可能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全恢復，居民消費品及其上游制造業都將面臨需求萎縮風險，特別是汽車、房地產、時尚產業等中高端消費品行業。另外，制造業中的出口部門可能會面臨境外客戶訂單轉移導致的需求萎縮問題，特別是技術含量較低且國際競爭激烈的輕紡、電子、家電等代表性加工貿易部門。最后，與生活類服務為互補品的制造業也會因為服務需求的萎縮而受到牽連，比如與餐飲業互補的飲料食品加工業，與商貿服務相關的服裝鞋帽、美妝飾品、家電家具制造業等等。

　　2、生產成本上升的直接影響

　　2003年“非典”疫情的經驗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對制造業的影響在供給側是短期的，只要制造業企業能夠有序開工，疫情對制造業產能的沖擊就會在短期內快速消失。但是，目前情況下由于對企業的復工復產有一系列的防疫要求，導致中小企業復工成本上升、原材料運輸成本上升等等。使得部分中小制造企業經營困難，嚴重的情況下，部分較脆弱的制造行業的產業生態很有可能會被破壞，從而導致較長期的負面影響。 

　　湖北省作為重點疫區，短期內仍不具備企業全面復工的可能性。部分觀點認為湖北省占全國GDP的比重尚不足5%，因此湖北的停工和封鎖不會給全國經濟帶來較大沖擊。然而，湖北企業的停工可能會引起產業鏈中斷，引起其他地區上下游合作伙伴生產受阻。以武漢的汽車產業為例，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全球汽車工廠最密集的區域之一，除了東風、神龍、吉利等整車企業外，還聚集著德爾福、法雷奧、萬向等汽車零部件企業500多家。如果武漢車企不能在短期內正常復工，恐將會給中國汽車產業帶來較嚴峻的供應鏈沖擊。 

　　3、產業鏈轉移的潛在影響 

　　中美貿易爭端以來，規避關稅的貿易轉移性境外產業轉移時有發生，在全球范圍內喚醒了低成本的生產能力，在境外形成了一個廉價產業鏈，如果我國的工業生產不能快速復工復產，新一輪的境外轉移也可能發生。所以在科學防疫情況下，盡快的創造條件復工復產，恢復產業全鏈條的供給與生產是當務之急

　　但嚴格的防疫措施、原材料短缺和物流緩慢等引發的產業供應鏈中斷，對產業體系和產業品牌造成的沖擊要高于其他因素。一旦發生產業轉移境外，形成境外低成本生產鏈對我國制造業的替代效應，會對工業體系造成不可逆轉的沖擊

　　4、疫情對農村養殖業的影響較為突出 

　　此次疫情爆發對農業的直接影響主要表現為春耕春種的農業生產資料的保障與供給，從目前來看，各地政府對此做了充分準備。但是疫情對農村養殖業的影響較為突出。一是市場需求萎縮。居民春節聚會取消和對動物傳播疫情的恐懼，使得保質期較短的生鮮禽肉、水產、蛋奶等產品面臨滯銷危機。二是農產品物流受阻。疫情期間各地封路導致了部分養殖戶飼料供給中斷，且禽肉等產品無法及時運出，一些抗風險能力差的中小型家庭養殖戶面臨倒閉危機。三是養殖原材料成本上升。疫情期間養殖產業飼料生產、物流運輸、生產管理等費用上漲，提高養殖產業成本。 

　　二、疫情下的產業發展新機遇 

　　1、生活服務業迎來線上發展新機遇 

　　隨著5G的普及，疫情加速了線下消費向線上轉移的步伐，如零售行業，線上購物從日用品向生鮮拓展，近期蘇寧菜場、盒馬鮮生、易果生鮮、京東生鮮業務量急劇增加。文娛行業，線上電影首發試水，電影《囧媽》和字節跳動簽約，實施線上免費投放，這很可能是線下院線向線上轉型的開始。文旅企業推出全景虛擬旅游文化項目，通過新媒體和虛擬現實等途徑，將線下旅游轉化為線上旅游。多家新媒體平臺對武漢雷神山和火神山兩家醫院建設工地的全程直播更是催生了“云監工”這一網絡熱詞。各大學通過愛課程和中國大學慕課平臺開放優質在線課程，教育培訓機構則開放了正價課程、畢業沖刺、名師答疑、科普視頻、學習資料等多種教育資源，在線課程免費將成為學習時尚。

2、生產服務業線上經營模式不斷創新 

　　疫情加快了網絡電商創新進程。如叮咚買菜平臺率先推出了“無接觸收貨”服務，顧客可以選擇無接觸收貨，UU跑腿、餓了么也隨之跟進。在疫情沖擊下，無人零售、無人餐飲、無人機配送等新型業態將加快發展，蘇寧、美團等零售企業已著手布局無人配送這一領域。 

　　3、線上云辦公將迎來跳躍式發展

　　疫情沖擊下，很多服務企業調整生產模式，大力推廣在家辦公，《2020年春節企業復工情況調研報告》數據顯示，17.8%公司傾向于在家辦公。騰訊、阿里、字節跳動等多家互聯網公司都宣布2月3日-7日在家辦公。“線上復工”模式初具規模。由于用戶需求激增，2月3日上午辦公第一天，企業微信、阿里釘釘等辦公軟件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擁堵問題。2月3日，華為軟件宣布為江蘇企業免費提供6個月遠程辦公平臺使用權限，包括遠程視頻會議系統、遠程辦公系統和員工健康狀況報告系統等。可以預見，線上云辦公市場將迎來快速增長期。 

　　4、云平臺將成為合作研發的準公共載體 

　　為與疫情賽跑，許多互聯網企業和研發機構通過在線平臺進行科研合作，如騰訊設立2億元資金池，發起“戰疫開發者公益聯盟”，面向全國招募開發機構，聯合更多服務商抗擊疫情。新藥研發機構“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GHDDI）”向全社會科研人員免費開放一系列先進的內部資源，包括人工智能藥物研發平臺和大數據分享平臺、高通量篩選平臺、多個化合物分子庫等

　　5、禽肉牲畜類生產消費模式迎來新變革 

　　此次疫情可能會給養殖業在生產消費模式上帶來新變革。為防止動物傳人疫情的再次爆發，我國主要城市可能均會全面啟動禁止家禽等活動物菜市場現殺的新規定，養殖業將會形成從單純養殖養育向屠宰加工、分類包裝、冷鏈運輸、配送到戶等一體化發展趨勢，為現代養殖業發展帶來新機遇，養殖業可能會迎來新的一波生產標準化革新浪潮，中小型養殖散戶會被逐漸淘汰。 

　　三、后疫情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調控對策 

　　1、短期政策：“穩”字當先，有序恢復經濟秩序 

　　面對此次疫情帶來的沖擊，政府應以“穩”為主，有序恢復經濟秩序。 

　　第一，要有計劃地逐步輸送勞動力返城就業，避免出現無序返程高峰。一方面，要堅持非主要疫區、青壯年勞動力優先返城，大學生、非急需行業、中老年或有基礎疾病的高危勞動力延后返城的基本原則，引導民眾合理安排返城計劃。另一方面，鐵路、民航和長途客運巴士在售票時應嚴格把控客座率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增派監管人員安排乘客分散就坐，確保所有乘客體溫正常并全程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因春運返程而進一步擴散。 

　　第二，要合理調配緊缺的防疫資源，盡快推進企業分批、有序復工。當前口罩、消毒劑等防疫物資短缺是制約企業全面復工的主要障礙，各地方政府在復工問題上不能“一刀切”，不能讓復工誘發大規模群聚感染。首先，應在保障醫院等一線單位的防疫物資供應基礎上，重點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業運行必需、群眾生活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國計民生重點領域的企業全面復工復產。其次，鼓勵有基本防疫條件且有緊急業務需求的企業盡快復工。最后，對于防疫條件較差且沒有迫切營業需求的企業，鼓勵其延后復工。 

　　第三，要盡快啟動應急企業救助計劃，幫助企業降成本、渡難關。在國家已經推出的寬松貨幣和財政政策基礎上，各地方政府也要根據自身財政情況，盡可能推出適合本地企業現實需求的救助計劃。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適當減免或延后企業繳納地方性稅費，補貼企業營業場所租賃成本，增加財政擔保中小企業貸款的力度，與水、電、交通、電信等公共事業企業合作降費或延緩收費，在稅收優惠等政策方面積極獎勵上半年大規模吸納就業的企業，引導現金流困難企業與員工達成臨時性薪資調整協議等。 

　　第四，可根據各地財政能力發放電子消費券，以消費刺激經濟快速復蘇。消費是我國當前拉動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在疫情進入消退期后，各地政府可考慮與支付寶、微信、美團等互聯網企業合作發放限時、限量、定向的“電子消費券”，鼓勵民眾在指定時間內增加消費，幫助企業度過生存難關。此外，在發放消費券時，應優先向低收入、失業或就業困難居民傾斜，并將消費品類主要限定于購買民眾基本生活所需的服務或消費品。各地政府部門充分利用互聯網企業平臺，實時監控消費券使用的大數據信息，做好過程把控，即使調整消費券發放策略，確保“好鋼用在刀刃上”。 

　　2、長期政策：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建設，防范類似事件的爆發 

　　在“非典”疫情之后，時隔十七年我國就再次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疫情，嚴重擾亂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發展秩序，這提醒我們必須要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防止類似疫情的再度爆發。 

　　第一，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全面禁止野生動物交易。受傳統飲食文化和中醫藥文化的影響，我國民間捕食野生動物甚至是保護動物的行為屢禁不止，爆發下一輪動物傳人疫情也不再是聳人聽聞。因此，我國有必要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將國家所有的野生動物資源統一管理，全面禁止野生動物的私人捕獵、交易和食用，由國務院國資委聯合國家林業、草原和漁業管理部門，組建專門企業，全面壟斷國內野生動物的保護性開發。對于中醫藥所需的野生動物資源，由專門企業統一開發、加工、銷售。此外，我國還應考慮將野生動物私人捕獵、交易、食用等行為入刑，從源頭上切斷野生動物疾病傳人的風險。 

　　第二，建設適合我國國情的疫情防控體系，增強各地方的防疫能力。我國當前的醫療和公共衛生資源分布失衡，這導致落后地區可能無法及早發現疫情，或者疫情發生之后也根本無力管控，最后擴散到全國。因此，我國未來應一方面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將傳染病預警發布權下放至縣市級基層疾控中心，確保潛在疫情的早發現、早預防。另一方面，應建設以“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為區域核心的全國防疫體系，確保各地常備充足的防疫場所、設備、物資、人員，確保潛在疫情在本省能發現、能處理，避免異地診斷和救治延誤疫情管控的黃金窗口期。 

　　第三，依法拓展政府常態化信息公開的廣度和力度，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此次疫情的爆發揭露了武漢市和湖北省在疫情防控體制上的諸多體制漏洞，而政府信息的不透明是導致這些潛在漏洞多年以來沒被發現和填補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國各級政府部門未來應在信息公開方面不斷進步，建設透明型政府：在廣度上，各級政府應逐漸采取信息公開的“負面清單式”管理體制，對于非法律禁止公開的政府信息全面公開，在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和智慧支持下提前填補體制缺陷和漏洞，以避免釀成更大的危機；在力度上，各級政府應探索信息公開質量的人民評議制度，定期組織媒體、企業、居民、學者等民眾代表，對政府信息公開內容的真實性、全面性、及時性進行評議，并建立評議追責制度。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