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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是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動作為，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構成了“十四五”規劃的重要內容和突出特色，為展望2035年更長遠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性引領。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價值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努力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謀劃，具有重大的時代價值和戰略意義。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更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或經濟體的經濟循環都會受到國際國內雙重因素的影響。從歷史經驗和國際比較而言，我國作為大型經濟體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應以內循環為主并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利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實現經濟體系健康暢通。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更有效率發展的需要。我們有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要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補齊經濟循環過程中存在的弱項短板，暢通生產、流通、消費、分配等環節，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循環效率。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更加公平發展的需要。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打造完整的內需體系，其中既涉及許多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還涉及公平公正發展問題和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需要更大程度地縮小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國際經驗表明，這些工作做得好，有助于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更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新發展格局更強調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強調消費和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如此，我國經濟發展將更為均衡，也更具有可持續性。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更加安全發展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全球供應鏈出現了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趨勢，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也帶來不少挑戰。我們統籌發展與安全，就要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準備，創造有利于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優勢，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國際競爭力，筑牢國家產業和經濟安全防線，增強我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當前國內國際社會對經濟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擔憂，但越是這樣我們越是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構建新發展格局絕不是自娛自樂、閉關鎖國、閉門造車，也不是各自為政、“諸侯割據”，每個省區市都要單獨搞“雙循環”，要破除這種錯誤認識，全面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加強同世界經濟的聯系，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重塑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關系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加快構建完整內需體系。在這一過程中，要用好改革關鍵一招的作用，重點是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發揮“中國制造+中國消費”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推動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 

一是夯實國內循環體系的體制基礎，相應的制度建設和改革措施必須先行。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回應社會關切，不斷在關鍵性基礎性改革上實現突破。要堅持和完善“兩個毫不動搖”，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要積極探索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深入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要加快金融體制和資本市場改革，增強服務實體經濟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能力。總的來看，要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夯實國內循環體系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體系的血脈，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在生產環節，要通過科技創新和科技自立自強，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特別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在分配領域，重點是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建立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流通領域，重點是建設現代流通體系，降低整體物流運輸成本，建設交通強國。在消費環節，重點是擴大消費需求，完善消費政策，促進消費升級和釋放消費潛力，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全面促進消費。 

三是優化國內循環體系的空間布局，實現各類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打通“區塊”“省域”和“城市”“城鄉”等不同區域空間之間的經濟循環，加快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在具體實踐中，要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為重點，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在中西部地區打造新的增長極和增長點，優化區域空間格局，暢通區域之間生產要素配置循環，加強區域、城鄉等不同級次的產業鏈接融合，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保證國內大循環暢通。 

四是筑牢國內循環體系的產業根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平衡好制造業產業鏈外遷和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關系，科學部署重大生產力布局和產業項目。在鞏固傳統產業鏈優勢的基礎上，提前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推進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重大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提升產業系統化、智能化創新能力。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強化科技自立自強，注重數字經濟產業化的疊加效應、乘數效應，加快數字化發展。發揮企業在筑牢產業根基中的主體作用，加大對重要鏈條和關鍵環節的研發力度，補齊關鍵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短板，努力實現一些顛覆性創新。著力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企業，構建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新型產業合作體系，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 

提升國際循環的穩定性和競爭力 

我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們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努力重塑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提升國際循環的控制力和穩定性。 

一方面，要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加快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吸引國際資源來華投資發展。可考慮把深圳、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有利于改善營商環境的改革做法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并逐漸以制度形式把改革成果確定下來。 

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要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依托開發區、自貿區、自貿港等，促進商品、資金、技術、人員更大范圍流通流動，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推動建立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完善涉外經貿法律和規制體系，防范化解國際金融風險、產業風險和法律風險。同時，注重研判防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風險。 

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新發展格局是在大力度改革、高水平開放下形成的，不是國內國際各自獨轉，而是相互配合、融合發展。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所在。 

一是強化國內外產業鏈的關聯和互動。近幾年，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疫情可能加劇逆全球化趨勢，各國內顧傾向明顯上升。我們要主動適應全球化新形勢，積極調整國內外產業鏈布局，形成以國內產業鏈為基礎、努力向國外中高端產業鏈延伸、內外兼顧的國內國外產業鏈新布局。建議利用我國和東亞等國在技術鏈和產業鏈方面較強的關聯度，打造以我國為中心的亞洲垂直供應產業鏈。 

二是防止兩個循環生態體系的脫鉤。要堅持進口與出口并重、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增強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黏合度。在當前的復工復產過程中，需注重恢復國際供應鏈。同時，也要幫助一些外貿企業克服困難，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積極拉動國內消費回升、擴大有效投資，促進國內外市場有效貫通。 

三是推動關鍵領域的進口替代。應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創新能力和保障能力，逐步實現在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的進口替代。一方面，要拉長長板，鞏固提升優勢產業的國際領先地位。另一方面，要突圍產業鏈供應鏈中存在的“卡脖子”問題，全面加大科技創新和進口替代力度，在關系國家安全的領域和節點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體系，重塑新的產業鏈。 

四是打通國內國外循環的痛點和堵點。暢通國內國際循環，不只是暢通人流、物流、要素流，更要促進國內國外市場規則和標準的有機融合。要堅持擴大高水平開放和深化市場化改革互促共進，增強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韌性和柔性，從制度上、技術上、規則上打通痛點和堵點，推動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融合、相互促進。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