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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得益于抓住了全球產業大轉移契機，利用外商投資和跨國貿易帶來的技術外溢，加快在國內形成了大量產能。然而，過去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在多數情況下換來的是外企即將淘汰或者不夠先進的技術與產品，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中低端地位；在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國內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大背景下，即便利用國際技術溢出的外部帶動效應也已無以為繼。

從外部環境看，發達國家對我國的遏制和打壓主要集中在先進制造業領域，其試圖通過產品斷供、技術封鎖將我國鎖定在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我國技術引進面臨代價高昂、受制于人、安全風險突出等問題，以往獲取國際技術推動產業升級的渠道已經不通。從國內發展看，只有通過自主創新而非技術引進，才能不斷突破前沿、空白領域，實現更多產業從“跟跑”到“并跑”甚至“領跑”的戰略性轉變。

從創新規律看，未來多領域技術交叉融合趨勢將更加突出，技術產品迭代將更加快速，企業需要同高校院所、新型研發機構及其他主體組成協同創新網絡才能實現技術突破。我國制造業要實現由大變強的歷史性跨越，就必須加快推動以往依賴技術引進和“跟隨式”創新向立足于國內的自主創新模式轉變，提高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自持力。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改造甚至顛覆原有的傳統生產模式和業態。如果不順應發展大勢加快生產模式轉變，我國制造業生產能力和規模優勢未來就有被嚴重削弱的風險。

人工智能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技術，從本質上極大提高了制造系統的性能，也在改變著制造業競爭力版圖。比如，機器換人的推進，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變為資本甚至技術密集型產業；又如，疫情促使網絡化協同模式加快應用，正在重構產業鏈上各類主體間的聯系和分工。資源與環境問題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清潔、高效、低碳、循環等綠色理念深入人心，推動綠色增長、實現綠色生產已成為實現制造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以往高耗能、高污染的生產方式將逐步被限制和淘汰。制造業企業可通過優化生產組織形式、運營管理方式和商業發展模式，提供“有形產品+增值服務”來滿足用戶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僅聚焦生產環節、提供有形產品的傳統企業勢必將失去競爭力。只有把握住制造業生產方式加速變革的大趨勢，推動我國制造業加速向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方向升級，才能在未來競爭中具備發展新優勢。

過去，我國制造業的規模擴張主要依靠廉價土地以及勞動力、資源能源等初級要素的大量投入來支撐，但這一情況近年來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一方面，這些初級要素的成本上升迅速且具有一定的剛性，導致我國制造業原有的比較優勢快速弱化，不少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已逼近極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遭遇瓶頸。另一方面，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業發展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其更加倚重知識、技術、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等高級生產要素，更加依賴產業生態系統實現各類要素的集聚和融通。

在以人工智能作為生產工具的時代，信息已成為類似石油和電力的戰略性資源。為海量數據的獲取和處理、傳輸提供基礎性支撐的5G、工業互聯網等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將在產業轉型升級和完善產業治理體系等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前，各國在先進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產業生態競爭和對數據資源的爭奪，能夠率先集聚各類高端生產要素、建立完整產業生態和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的國家必將占據先機。

當前的產業組織形式，在生產上表現為不同企業以供應鏈為紐帶形成的上下游配套關系，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企業以產業園區為載體形成的地域集聚。

然而，這兩類組織關系都無法滿足未來產業發展的需要。首先，未來產業分工越來越細、產品迭代速度越來越快，要求企業必須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產業鏈上多個合作伙伴的整合。目前通過人際網絡、固有合作關系等建立起來的供應鏈，不僅抗打擊能力弱，對市場需求也無法做出快速反應。

其次，網絡平臺的迅速崛起，促進了不同地域間企業的資源共享和信息交流，使企業不再僅僅依靠面對面交流拓展業務，而是大幅擴展了企業尋找新合作伙伴的范圍。

再次，在我國相當一部分產業園區，企業雖然在地理空間上集中，但相互間關聯度較小，技術和信息等資源無法實現共享，“集而不群”現象比較突出。

最后，產業領域的交叉融合趨勢明顯。企業不僅要深化與固有伙伴的關系，更要開展與其他領域企業、高校院所、咨詢機構等的合作，目前我國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等第三方機構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

可見，未來必須遵循產業發展規律，加快推動產業組織模式變革，積極發展新型產業組織，通過產業集群實現線上平臺與線下集聚的有機結合，形成創新協同、技術共生、利益共享的組織形態，實現效率價值的提升和資源配置的優化。

展望“十四五”及2035愿景，我國要走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之路、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就必須加速推動制造業四大范式變革。制造業發展規劃的制定，既要順應長期規律，也要遵循產業發展新邏輯，找準政策切入點，多方協同合力推進。

只有加快補齊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缺乏積累以及共性技術供給缺失、創新環境不健全等短板，創新才能真正成為制造業發展的根本動力。

一是加大對戰略必爭領域基礎研究的長期、穩定支持。完善國家基礎創新公共服務體系，利用已有的高校院所和重點企業創新載體，長期穩定地開展工業基礎技術研究。在重點領域建設若干國家級質量標準實驗室，在重點城市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學裝置。梳理產業鏈的短板和弱項，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支持力度，突破基礎技術和產品薄弱環節，強化原始創新和顛覆式創新，引領產業發展方向，實現“換道超越”。

二是創新共性技術研究的方式方法。加強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建設，組建國家產業技術研究院，統籌協調承擔關鍵技術突破的各類主體，針對發展重點和企業共性需求制定技術研發方案和路線圖，組織優勢力量加快攻關，同時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咨詢服務。鼓勵行業協會組織業內企業開展共性技術研究，總結新技術、新方法、新模式應用的先進案例，并向全行業推廣應用，收集并響應企業的各項需求，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接政府部門以及創新機構、金融資本。

三是釋放場景優勢加速應用創新。推進新場景革命，為應用創新創造需求，為商業模式試驗創造環境，為產品迭代打開市場。鼓勵組合創新和跨界融合，支持企業依托產業集群、創新中心等，與其他企業和各類主體建立深度協作的研發體系，促進新技術與新興產業交叉滲透，推動從技術融合到產品融合再到業態融合，為不斷孕育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創造條件。

將智能制造作為主攻方向、將綠色低碳作為根本要求、將服務型制造作為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的重要路徑，推進產業鏈現代化。

一是大力發展智能制造。持續實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廣智能制造國家標準體系，力求應用于智能制造裝備的關鍵核心技術和重點產品有所突破，打造新一代智能車間和智能制造工廠，加大智能制造試點示范推廣力度，大力支持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的智能化改造，壯大智能制造解決方案供應商隊伍，推動單一制造環節的智能化發展向全產業鏈智能化升級轉變，完善智能制造生態體系。

二是完善綠色制造體系。持續實施綠色制造工程，加快推進先進綠色制造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提高技術集成能力和推廣應用效率，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引導企業應用綠色制造工藝和節能環保設備，推進傳統產業綠色化改造，提升綠色制造公共服務能力。

三是加快推進服務型制造。促進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強化工業設計服務能力，提升產品和服務層次，推動企業從以產品生產為主向基于用戶的導向式服務轉型，大力發展個性化定制、遠程運維、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務模式，創新發展協同生產、共享工廠等新模式。

支撐要素的能級決定了產業層次，只有集聚起更多高級生產要素，構建良好的產業生態，才能助力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又好又快地發展。

一是加快提高傳統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要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消除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促進水、電、土地、勞動力、資金等各類生產要素在最大范圍內自由流動。以市場為主導，建立靈敏的價格信號機制，深入推進節能量和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改革，引導資源從經濟效益低的產業流入經濟效益高的產業。

二是增強數據、信息、知識等新型生產要素的支撐能力。加快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及推廣應用，積極研究開展信息基礎設施和傳統基礎設施的融合部署，實現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信息化轉型。同時要加強對信息、數據等新生產要素的獲取、處理和利用，提升數據信息的價值創造能力。通過對數據的挖掘、分析、應用和疊加應用，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

組織關系決定著產業發展的活力和高度。面對分層化、小眾化、個性化的市場需求，由與之相適應的網絡架構和產業集群來促進企業間、企業與其他主體間形成高效協作關系，實現生產高效組織和產品快速迭代。

一是充分發揮大企業的產業組織作用，圍繞打通產業鏈、構建產業生態體系，促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形成更緊密的新型產業合作關系。支持龍頭企業強化產業鏈上下游資源整合和供應配套，構建分享制造平臺、協同創新平臺等，帶動一批中小配套企業協同發展。

二是培育壯大新型產業組織。加快推動產業聯盟和虛擬平臺等新型產業組織發展，推動行業協會、社會服務機構的社會化和市場化轉型，發揮第三方中介組織的“潤滑劑”作用，提高其資源整合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

三是在戰略性、基礎性領域，推動地理位置相鄰的大中小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機構圍繞先進技術領域融合共生，形成產業高度集聚和分工協作合理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探索建立服務集群發展的第三方促進機構，促進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間的知識、信息和經驗交流，引導集群內不同類型主體迅速參與到研發、設計、生產、物流和服務等環節之中。

來源：賽迪智庫產業政策法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