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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型社會是各級政府奉創新創業服務與管理能力為核心能力，能夠持續激發各類組織與個人的創新創意創造創業精神，基于創新創意創造創業資源充分共享而大量孕育創新創意創造創業活動，規模化孵化產生創新創意創造創業群體，進而帶動形成創新創造事業蓬勃、勞動就業比較充分、經濟發展頗具張力與后勁的社會。

中國的發展范式轉變肩負著雙重使命，既為自身，也為世界。國家高新區已成引領中國發展范式轉變的主導性力量。

本文系筆者《創新創業型社會建構與經濟社會學演進》課題實證研究部分的階段性成果。經濟社會學是以社會學視角觀察和解釋經濟現象、經濟制度、經濟動力等內容的交叉學科，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其以社會學家介入經濟學研究領域為特點，并不是將經濟現象看成獨立于社會結構或社會網絡之外的領域。當代經濟社會學關注的重點是，在經濟社會變遷的學術創新與理論建構上，探究地球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規律、變遷所具備的心理與精神特質、科學發展的指標體系、可持續發展中的協調與失調等問題。包括高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內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其作為經濟社會變遷論的延伸，可以說是當代經濟社會學探究的一個重點。通過對本課題的深入研究與探討，將有助于更好地明晰國家高新區面臨的新使命、新挑戰和新機遇。

一、學術創新之“創新創業型社會”

概念源于實踐。“創新創業型社會”是筆者基于中國40余年改革開放和中國高新區30余年的發展實踐，為探討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動力和中國高新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頂層戰略而提煉的學術概念，是基于長期實證研究孵化產生的思維探索成果。一定意義上說，概念創新（conceptual novelty）是學術創新的精粹與靈魂。中國科學院院士唐本忠認為，在諸多決定研究質量的因素中，概念創新占據決定性地位。新的概念一般產生于對現象或經驗或對現有知識或已知觀點的推演與轉化。提出一個原創性概念需要基于理論與實踐，需要足夠的智慧、想象和推理，有時甚至需要強大的勇氣和魄力。歷史證明，新的概念可以改變人們的思維模式，引領新的發展潮流，乃至改變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云南大學民族政治研究院特聘教授周平曾撰文提出，要“增強概念創新的自覺與自信”。

“創新創業型社會”概念雖萌生于筆者參加2019年國家高新區發展戰略研討會回湘后的“頓悟”，但卻是筆者在“雙創”（創新創業）服務與管理領域長期漸修的結果。大約有以下因素促成了該概念的萌發：一是參加2019年國家高新區發展戰略研討會期間參觀考察成都高新區，對其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及產城融合一體印象較深，產生創新創業型社會萌芽態的“具身認知”；二是研覽相關信息和知識量很大的此次研討會論文集，對國家高新區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轉型升級形成思維興奮點；三是筆者曾在拙著《創業服務學》中對創新與創業之關系、創業服務業、國家創新體系、創業型社會作過較為深入系統的探討；四是對創新型國家、創新型省份建設做過深入研究；五是對現在已是湖南省級高新區的湘潭雨湖工業集中區等園區做過深入調研。正是上述思維因素綜合在一起，特別是歷來注重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雙重互動的思維“偏好”，方有“創新創業型社會”這一概念創新的“頓悟”。

“創新創業型社會”究竟是否為學術新概念，簡單驗證法即是網搜。搜覽的結果，可以看到一篇相關文章——《德國供給側改革：從“歐洲病夫”到創新創業型社會》，標題中有“創新創業型社會”之說。概而言之，該文是對《德國的七個秘密——全球動蕩時代德國的經濟韌性》一書的如許解讀：“德國為何一度落伍，又如何從工業時代的管理型經濟、‘歐洲病夫’轉變為適應全球化、知識驅動時代充滿活力的創新創業型社會？”遺憾的是，該文章并未將“創新創業型社會”升華至學術新概念的理論高度。

在社會學中，社會指的是由有一定聯系、相互依存的人們組成的超乎個人的有機的整體。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社會是人們通過交往形成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美國社會學家倫斯基（Gerhard Lenski），結合科技、信息交流和經濟等幾個方面考量把社會分類為：捕獵社會、低級農業社會、高級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工業社會之后是什么？有人概括為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根據筆者近20年相關實證研究，深覺可將倫斯基社會分類理論發展為：捕獵社會、低級農業社會、高級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創新創業型社會。后工業社會的提法偏于籠統、不精準，而信息社會的提法則不夠畫龍點睛，兩者皆沒有很好抓住新社會形態的本質特征。

筆者將創新創業型社會歸結為工業社會之后的社會類型，思維立足點如下：其一，在當今社會，創新日益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其二，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沒有創業就沒有就業，以創業促就業、實現就業倍增效應已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要國策。其三，廣義的創新包括科技創新、文化創意、發明創造，創新與創業的關系在于：創新是創業成功的基礎，缺乏創新的企業很難持續生存發展；創新的結果應能導致創業為佳，這樣的創新便能創造就業機會。如果大量的創新皆以消滅就業崗位為結果，這樣的社會很難做到可持續和諧發展。也正是基于創新創業對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極端重要性，方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適時提出并很快蔚然成為社會大潮。可以說，正是人類文明在工業社會階段創造出極為豐富的物質與精神財富，使其成為創新創業型社會誕生的溫床沃土。

由于創新創業型社會的發展尚處于萌芽狀態，在其實踐尚未充分展開之前，要給其下一個科學精準的定義是很難的。概而言之，創新創業型社會是各級政府奉創新創業服務與管理能力為核心能力，能夠持續激發各類組織與個人的創新創意創造創業精神，基于創新創意創造創業資源充分共享而大量孕育創新創意創造創業活動，規模化孵化產生創新創意創造創業群體，進而帶動形成創新創造事業蓬勃、勞動就業比較充分、經濟發展頗具張力與后勁的社會。

二、有關國家高新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頂層戰略

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提高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新、創新創業創造服務等要素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創新的方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在新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國家高新區肩負引領和支撐發展的新使命，這是新時代對國家高新區下一階段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近年來，國家高新區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既做強做大優勢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加快改造傳統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另一方面，主動淘汰落后產能，騰出更多資源用于發展新產業，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上獲得更大主動。諸上措施加法、減法一起做，為國家高新區高質量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為高屋建瓴落實《關于促進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國家高新區有待進一步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頂層戰略設計。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簡要而論，即應以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為總抓手，以此戰略發展定位統攬高新區工作全局，以期在最高能級上尋求高新區可持續發展之道。

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與價值。40余年的改革開放過程，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背景下致力于中國創新創業型社會建構的過程。特別是2015年迄今，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中國蓬蓬勃勃且日漸深入的發展，可以說中國社會已具創新創業型社會之萌芽態。研判全球文明演變發展的歷史，不難斷言，21世紀及以后相當長時期內，地球村國家民族之間的競爭，在相當程度上乃是創新創業型社會建構與運營能力的競爭。不斷提升創新創業型社會建構與運營能力，也可以說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關鍵。中國如何著實推進由創新創業型社會萌芽態向初級水平、繼而向中高級水平的創新創業型社會發展，由國家高新區率先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具有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回溯國家高新區發展歷程，其建設與實踐堪稱一項偉大創舉，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30余年來，中央和地方上下互動的國家高新區建設，無疑具有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的歷史意義，甚至具有后發國家謀求經濟發展道路的世界意義。

通過政策績效評價，30余年的國家高新區建設不但圓滿完成了“示范、引領、輻射、帶動”的政策目標，而且產生了超出預期的政策溢出效應，今天的國家高新區已然成為推動國家創新發展的主力軍和主陣地。在全國各地，國家高新區多數已經成為新型城市區的有機構成。國家高新區的創新驅動發展實踐正在成為引領創新型城市建設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先行和參照。

三、從管委會向靈巧型政府轉型升級

回顧國家高新區30余年發展歷史，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0年以前，基于國家工業基礎薄弱和高技術產業基本處于空白的現實國情，此階段國家高新區建設主要著眼于聚焦生產要素，打造園區開展生產的硬條件（如道路通、給水通、電通、排水通、熱力通、電信通、燃氣通及土地平整的“七通一平”）和招商引資，旨在快速形成產業基礎和經濟規模，其內涵及形態呈現工業園的特征。

第二個階段是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鑒于第一階段國家高新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大多處于加工制造和價值鏈低端，有“軀體”無“頭腦”的園區形態是當時多數國家高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此階段核心強調的是要注入科技要素，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創新是國家高新區發展不能偏離的根本；通過引進研發機構和科教資源，營造濃厚的知識氛圍和搭建創新平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建設孵化器等，國家高新區普遍由工業園向科技工業園升級。

21世紀第二個10年是第三個階段，此時，國際國內大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家高新區隊伍數量、空間范圍、經濟體量都急劇擴大。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成為國家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國家高新區進入“全面創新”的新階段，主流國家高新區正越來越呈現局域“創新經濟體”的特征和形態。隨著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8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圍繞高質量發展提出深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9個方面的部署，國家高新區針對如何謀求自身高質量發展以引領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既志存高遠又腳踏實地的戰略路徑選擇呼之欲出：即以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新時代中國為新歷史起點，應對風云激蕩、保持戰略定力，全力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襄助中國穩步向全球最具活與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創業型社會邁進。

對凡具備條件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的國家高新區而言，高新區管委會無疑是引領策建的主導機構。在我國政府行政機構序列中，并沒有高新區或開發區管委會這樣的機構。但只要網搜瀏覽《全國高新區機構設置情況一覽表》即可看出：高新區管委會是名副其實的黨政機關，其作為政府派出機構，行使著政府機構才能行使的權力。以株洲高新區機構設置為例，其設有黨群部門2個（工委辦、紀工委）、職能部門19個（信訪局、教育局、發改局、審計局、財政局、建設局、民政局、水利局、文體局、招商局、農村工作局、產業局、城管局、司法局、勞動人事局、安監局等）、直屬事業單位1個（創業服務中心），其他國家高新區機構設置大同小異，屬于職能比較完整的政府機構。

國家高新區從工業園到科技工業園繼而再到創新經濟體，其內涵和形態日趨復雜和豐富，客觀上要求管委會組織架構及職能定位作相應調整與完善。武漢東湖高新區政策研究與宣傳中心的王保雙在《國家高新區體制改革應該走向何方——基于武漢東湖高新區的探索實踐》一文中提出：高新區體制機制改革不能向傳統體制回歸，應堅持“統一領導、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招商、統一管理”的完全封閉型管理模式，不斷完善“新興產業+科技新城”新體制。

這些資訊、成果為筆者提出從高新區管委會向靈巧型政府轉型升級命題提供了思維基礎。

高新區管委會既然是政府機構，那就意味著其是可以也應該提供公共產品的機構。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國家高新區所能提供的公共產品是什么？可以說，這是國家高新區學術研究上的一個空白。如果說高新區管委會孵化產出的工業園、科技工業園、創新經濟體等算不上或者最多算準公共產品，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則是國家民族可持續生存發展所需的高能級、稀缺性公共產品。引領策建這樣的公共產品，客觀上要求高新區管委會全力將自身策創為靈巧型政府機構。

靈巧型政府（SMART Government）是當代政治學的一個新概念。21世紀以來，社會政治經濟的復雜變遷，一是使研究者和實踐者均認識到政府問題不是“越小越好”或“越大越好”的表面規模變化，二是尋求在“投入產出比”最大化過程中對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質量的績效檢驗。一些學者提出，當代社會科學不但需要發現公共行政部門內在問題的現實表現，更需要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靈巧型政府改革方向的理論建構。

新時代，國家高新區建設與發展面臨更新更大挑戰，其主要表現在：一是國家高新區與新常態下的國民經濟同樣面臨著傳統需求空間飽和、資源環境約束加大、新增長動力不足等問題。

二是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多，中央從持久戰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從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再到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新發展格局；國家高新區發展戰略必須權變創新以引領新發展格局的加速形成。

三是全球技術經濟范式正處在新舊交替之際，需要在更高層次尋求新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為此，《意見》明確提出：“深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支持國家高新區探索新型治理模式。”借用靈巧型政府這一學術概念，以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為戰略目標，結合新時代中國國情及國家高新區當今現狀，從高新區管委會向靈巧型政府轉型升級，需要把握以下要點。

首先，要始終基于精干高效原則，不斷加強干部隊伍的創新創業服務與管理能力建設，讓其真正成為核心能力。

其次，推動布局建設國家火炬創業學院，持續激發與呵護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內各類組織與個人的創新創意創造創業精神，大力培育先導區創新創意創造創業文化。

其三，建立健全先導區創新創業資源共享服務平臺，致力于持續提升先導區內外創新創業資源共享水平。

其四，著力提升先導區自主創新能力、持續激發企業創新發展活力、推進產業向中高端演化邁進、加大先導區開放創新力度、不遺余力營造先導區高質量發展環境。

其五，將先導區打造為以創新創意創造創業為特色的活力社區、魅力社區，穩定壯大創新創意創造創業群體。

其六，將國家高新區建設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示范區、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創新創業創造事業蓬勃、勞動就業比較充分、經濟發展頗具張力與后勁的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

四、省級高新區“以升促建”戰略路徑選擇

目前，國家高新區總數達到169家，集聚了近2萬家各類創新載體，全國一半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眾創空間；2019年共實現生產總值12.14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3%；上繳稅費1.9萬億元，占稅收收入的11.8%。這些數據一方面表明國家高新區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具有良好基礎，另一方面則表明國家高新區體量仍不夠大，有待將國家高新區隊伍進一步充實，國家高新區生產總值應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4（即25%）左右。

如何擴大國家高新區體量？對此，《意見》明確提出：“加強分類指導，堅持高質量發展標準，根據不同地區、不同階段、不同發展基礎和創新資源等情況，對符合條件、有優勢、有特色的省級高新區加快‘以升促建’。”例如，對處于長株潭核心區域、湘潭向北對接長沙的橋頭堡——雨湖高新區，即可以打造本區域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作為優勢與特色，成為其“以升促建”、向國家高新區升級的一個突破口。

將高新區打造為本區域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將是創新驅動發展示范區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可以說，這是一個既高屋建瓴總攬全局又較接地氣便于實操的戰略路徑選擇。且最為緊要的是，加快建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格局進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首要任務是擴大內需，而國家高新區著實擴大體量、引領策建創新創業型社會先導區，將有望成為精準化、高效化、創新化擴大內需的重要戰略舉措，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進一步提升經濟韌性與擴展戰略縱深的上乘獨特利器。

 來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