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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沈陽市針對高技能人才不僅出臺了購房補貼和生活補貼政策，還專門開發了申領生活補貼的系統。那些擁有中高級職稱的技師們可以獲得與碩士博士直接比肩的房補，這則消息迅速火遍網絡。

聯想到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出臺的《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產業界的人才問題終于得到政策的強力支持。把這兩則信息聯合起來研讀，不難發現，中國人才政策開始下移的信號非常明顯，這對于未來中國全鏈條人才政策的構建意義深遠。

目前國內職業技能鑒定分為5個層級，分別是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與高級技師，而技師與高級技師就是產業界的高級職稱了。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21）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獲批技師人數為134474名，占本年度獲取職業證書人數的1.55%；獲批高級技師的人數為60048名，占本年度獲取職業證書人數的0.69%。從這組數據中可以清晰看到，在產業界要獲取技師和高級技師稱號，競爭還是很激烈的，這些人稱得上是產業界的精英。

從這個意義上說，沈陽等地的做法只不過真實反映了產業界人才的價值而已。之所以引發全社會熱議，是因為這一人才群體的價值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人們希望這次不是曇花一現，而是一種常態化做法。

就知識生產、研發與應用全鏈條分工而言，科技界負責知識生產、研發，設計界負責知識轉化，產業界負責知識的具體物化應用。理論上說，這套分工體系加速了知識生產與流通，其本質要求各個階段在結構上相互匹配銜接，一旦結構不合理，就會造成知識生產與流通出現堵塞，降低知識轉化效率，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進步。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側重于知識鏈條的前端，即知識生產環節，對這部分從業者的人才認定體系比較完善。相反，對于知識鏈條下游的產業界人才的關注則嚴重不足，知識流轉結構嚴重不合理，導致知識傳遞不通暢。

這方面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很多問題在科技界早已不是問題，但在產業界卻是極大的問題，而產業界的現實關切也得不到知識鏈條上游的重視，一旦產業界的真正問題暴露出來，科技界由于缺少相應積累也無力解決。畢竟基于分工的知識鏈條的各環節都有自己的考核標準，這就出現了科技-產業“兩張皮”現象。這也就是我國喊了很多年的產業升級轉型“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現象產生的背后原因。

長期以來，我們津津樂道于擁有世界上最全的工業門類，但客觀地說，絕大多數產業鏈處于大而全但不強的情況。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產業界人才的關注度不夠。中國現有產業界的人才儲備現狀可以證明這種情況。

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21）數據顯示，全國就業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為大專者占就業人口的比例為11.3%、大學占9.8%、研究生以上占1.1%，三者合計為22.2%；即便把高中畢業的（占17.5%）也算上，全國就業人口中高中以上占比也僅為39.7%。試問，就業人員中這樣的受教育結構能夠支撐起產業升級的要求嗎？

從地區看，就業人口中大專以上占比超過全國平均值（22.2%）的省份有15個。其中最高的是北京（63%），其次是上海（49.9%），第三為天津（42%），余下12個省份大專以上占比都沒有超過30%。低于全國平均值的16個省份中，最低的西藏占比僅為12.4%，中西部地區占比嚴重偏低。這也從一個側面間接證明了為何產業轉移效果不理想。

再從行業分布看，就業人口中大專以上占比高的行業大多集中在科研、教育、金融、信息與軟件、衛生與社會服務等部門，而我們一直念茲在茲的制造業，其占比僅為17.1%，遠低于房地產行業（37%），甚至低于采礦業（24.8%）。制造業就業人口中大專以上占比低于全國平均值5個百分點。

這表明情況已經很嚴重了，加強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產業界人才培養與激勵機制建設刻不容緩。否則，在波譎云詭的國際環境下，我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不會穩固。當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正在通過政策安排，讓制造業回流，重塑產業鏈。為此，我們必須加快產業界人才支撐建設，筑牢制造業大國地位。

美國技術史專家布萊恩·阿瑟指出，現代技術是一套復雜的技術組合系統，由此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各種模塊，在此基礎上，技術呈現出組合與遞歸的特征。通常而言，技術通過內部替換和結構深化來完成進化與迭代。根據常識，替換構件平均比其所取代的構件復雜，為了突破局限，技術系統會不斷加入次級系統，因此發展得越來越精致化。技術結構就是這樣不斷被加深，從而變得更為復雜，最后我們能見到的技術都變成了重重疊疊的復合體。

正是因為現代技術是沿著這條路徑演化的，就需要產業界從業者具備一定水準的科學知識，否則很難理解現代技術，更別說改進現代技術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產業界，初中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與工程師等構成了基礎性人才生態體系，而要使產業鏈具備高水平創新能力，其人才結構與規模的配置必須合理，否則期待制造業騰飛是不現實的。

以德國、日本等為代表的制造業強國，其產業鏈人才結構與規模基本上比較合理，由此形成了一個人才、產業與創新協調發展的良好生態系統。這些國家的產業界人才在社會上是受到充分尊重的高收入群體。而在我國，當下學生在高中分流以后并不愿意去職業技術學院。

產業界人才培養需要通過國家政策的明確引導，畢竟改變人們的認知需要一個緩慢塑造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為了塑造公眾的新偏好，短期內可以出臺一系列具有顯示度的相關激勵政策，如沈陽這次讓人們真切意識到產業界同樣大有可為，產業界人才不但能獲得社會尊重，社會收入也很可觀。這樣漸漸就有人才不斷涌入產業界，從而快速改善產業界人才結構并提高規模。

否則，再大力宣揚“工匠精神”“大國工匠”也效果有限，畢竟市場經濟社會中都是理性的人，通過職業選擇實現收益最大化是其做選擇的底層邏輯。“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才的探照燈是時候該關注產業界了。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