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病榻上的“中國航天之父”、中國自動化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錢學森生前曾多次問來看望他的溫家寶總理。
可以肯定的是,這話絕不是錢老的心血來潮,而是多年來盤繞在他心頭的憂思,也是他最后一次系統談話的唯一話題。他曾對工作人員反復說:“今天,黨和國家都很重視科技創新問題,投了不少錢搞什么‘創新工程’、‘創新計劃’等等,這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創新思想的人才。問題在于,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我看,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前不久,一代科學大師走了,把憂思留給了用心思考中國未來的人。
同在今年11月,中國又發生了的一件大事,準確地說,是中國傳媒、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被譽為“中國財經第一人”的《財經》主編胡舒立離開苦心經營十一年的《財經》雜志,黯然出走,在中國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
我們對這位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的胡主編的出走內幕固然關注,但筆者最想問的是:胡舒立出走之后,中國還會不會出現新的《財經》?
眾所周知,1998年4月,胡舒立創辦《財經》雜志,擔任主編。《誰控制了馮明昌?》、《成敗陳久霖》、《瓊民源》、《君安震蕩》、《銀廣夏內幕》,都是中國財經界轟動的報道。這些文章調查縝密、敘述簡潔,猶撥云見日,讓人刮目相看。2000年10月,《財經》發表《基金黑幕》,矛頭直指中國幾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許多腐敗的現象。捅了馬蜂窩之后,面對壓力,胡舒立表現了特有的韌性和無畏的勇氣,她沒有退卻,又發表了《批評權、知情權和新基金使命》一文予以反駁。她說:媒體的批評權、公眾的知情權,遠遠大于利益集體自賦的或他賦的歷史使命。
近些年,我們一再追問:為什么中國沒有出現世界級的媒體?為什么中國的聲音沒有世界性的影響力?
除了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原因外,筆者認為,敢于說真話的勇氣,有無創新的思想,以及調查真相的行動和洞察事實的眼光都是非常需要的。
極具創新思想而不人云亦云,于是在各自的軌道上創造了石破天驚的聲音。錢學森和胡舒立,在2009年的歲末竟意想不到地交叉在這個特定的時空。
這又讓筆者想起了幾天前在國家重大技術裝備網看到的讓人警醒的一則短小新聞“科技部完成調查報告 質疑新能源產業過 剩說”(這則新聞在本期新聞欄目“聲音”有詳細介紹)。
這則新聞的起源來自一份《2009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夏季報告》,據悉,這個報告是由社科院下屬研究所編制,數據來源大多為公開信息的集納。以光伏產業基礎原材料多晶硅為例,一些媒體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國內已立項的多晶硅項目超過50個,投資規模將超過1300億元,總產能超過23萬噸。一些專家認為,這些產能已經“超出了全球總需求的兩倍”。對此,科技部相關官員和專家經過近一個月的調研,將報告提交到了科技部高層領導面前。知情人士透露,科技部報告得出結論認為“產能過剩”的判斷有失公允。科技部專家們發現,支持“產能過剩論”的主要是一些大的企業。這些企業進入行業較早,大都習慣了高利潤的生存模式。大量的后來者試圖涌入這個行業,勢必危及他們既定的利益格局。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產業過剩的聲音不絕于耳,不知道第一個聲音起源于誰,反正接下來,專家這樣說,官員這樣說,媒體也這樣說,到底如何,沒看到有人做相應的扎實調查。但過剩似乎成了不爭的事實。
憑心而論,近年的中國輿論界相比早年已大有進步,質疑和創新常常沖擊人們的思考,問題出在行業媒體。縱觀整個行業媒體,歌功頌德多,批評一邊倒,而扎實到位的事實調查很難看到,背離事實的所謂新聞卻以訛傳訛。缺少理想,納于創新,惰于思考,沒有高度,是行業輿論的通病,而這些通病則會誤導企業對行業的趨勢作出正確判斷,而媒體引領行業成長的功能則會大打折扣。
錢老把中國大學沒能培養杰出人才部分歸因于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仔細考慮,這話是對的。“搶打出頭鳥”文化貫穿了中國幾千年,再加上“左”的思想統轄中國幾十年,導致大家人云亦云,不敢與眾不同,你抄我抄他抄,大家一團和氣,誰也不丟面子,最后一潭死水。
沒有創新,沒有勇氣,沒有理想,沒有韌性和執著,就不會出現新的《財經》,更不能再造就一個真正的錢學森。
僅以此文紀念備受愛戴和敬仰的錢老以及不妥協的胡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