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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沸沸揚揚的唐駿“學歷門”事件，再次將民眾的價值觀撕裂成兩半。“挺唐派”們和“批唐派”們的激烈分歧，揭示了一種隱性的基于鄉愿主義的商業價值觀依舊大有市場：既然英雄莫問出處，學歷抑如當年風行的豐胸硅膠，就當它是個裝飾罷了，言下意，這是個無關緊要的私人問題，何必計較當真？
　　
    問題是，學歷真假只是冰山一角。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和商界俊秀，唐駿的學歷問題顯然不只是個“個人問題”，關涉到商業中最基本的誠信原則和做人原則，如果說事情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唐駿矜持自負的不道歉還是一個“自我造神”運動中的某主角作為個體的不能自省，那么，大眾對于這一真假問題采取“和稀泥”的鄉愿做法和漠視，則反映了當下中國社會一種深入膏肓的病態現象，它和前一段時間被揭露出的“張悟本事件”呈現了同樣的社會病灶肌理——為了達到目的，手段不妨瘋狂。
　　
    一種膚淺的充滿自我夸耀風格的所謂“成功學”的流行，離不開培育它的一個日益功利、短淺和浮躁的社會土壤。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曾指出，“今天這個世界混亂不堪的原因”，窮根究底，是因為缺乏具有優秀資質的領袖人物。企業本身就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集合而成的社會組織，具有天然的人格化特征，對于任何一家企業而言，企業領導人的資質、風貌和氣質往往決定了這家企業的興衰、樣態和特點。企業價值觀的混亂、分裂和扭曲，反映在企業的日常經營行為上，會表現出同樣的負面特征：內部人心渙散，公司政治橫行，客戶受到欺蒙，這樣的例子在商業史上比比皆是，小到企業高管文憑弄虛作假，大到安然這樣的大公司做假賬，更有三鹿集團制造有毒奶粉產品，至今屢屢不絕，這些企業要么缺乏最基本的正確的經營哲學，要么建立了一套根本在企業內部無法貫徹執行的虛假或錯誤的哲學，正所謂，道不存，所行不遠。
　　
    經營哲學的三個層次
　　
    凱恩斯曾經說過，那些厭惡理論或者聲稱沒有理論更好的經濟學家，不過是處在較為陳舊的理論的掌握之下。對于企業經營者來說，這樣的道理同樣適用。唐駿認為文憑真偽只是一個不足掛齒的“私人問題”時，大抵反映出他的另外一套哲學，既然英雄可以不問出處，學歷真假又當如何？更何況在商業界，我們的確有悠久的混亂價值觀歷史，假作真時真亦假，無商不奸，偶爾作假和偶爾作秀一樣，都是無傷大雅的“戰術運用”，君不見，滿大街的假文憑、假證件、假貨，你方舟子為何揪住我一個人不放手？
　　
    商業界缺乏道德一致性的惡行，正在侵蝕這一大廈的基石。在針對中國企業家的一次演講中，稻盛和夫把企業經營的哲學首先界定為“作為人，何謂正確？”的基本問題。誠實，不欺騙，不撒謊，這是三歲黃口小兒就開始學習的做人原則，有人質疑這樣簡單樸素的道理，還需要作為企業經營的哲學加以強調嗎？可事實是，許多大企業的丑聞，恰恰都源于忽略或者故意背棄了這些“理所當然”的做人原則，從小的作偽開始，到不斷破壞一些更大的原則邊界，直至東窗事發時，又害怕被披露之于公眾而引發企業更大損失，故采取沉默應對、隱匿不報的做法，最后紙終包不住火，或因內部告發，或被外界揭露，最后企業只能在“掩飾—說謊—再掩飾—再說謊”的惡性循環邏輯中走向崩潰。
　　
    企業經營哲學，卑之無甚高論，由低到高，它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的含義。首先，企業經營的哲學是指導企業日常經營的一整套規范和原則；其次，這一哲學也是企業的目標指引所在；最后，企業經營的哲學往往與企業品牌緊密相連，會給企業帶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非常高的美譽度和品牌溢價，在這一點上，企業的品性，就像一個人的人格和風范，其維護成本巨大，堅守之不易，收益也不菲(盡管反映在個體身上，未必是經濟收益)。
　　
    從中外成功企業的經驗來看，這三點缺一不可。聯想創始人柳傳志為確立公司成立之初嚴格管理的哲學，認為“制度就是對一把手的制約”，率先垂范，有一次開會遲到，自己主動罰站；在聯想，有不拿紅包的天條，歷史上柳傳志也曾將一位觸犯這一原則的手下愛將送進了牢房。在為企業樹立遠大目標上，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帶領員工刻苦磨礪，短短十幾年中將華為從一個中國公司發展壯大為一家跨國公司，從而超越了單純的企業利潤目標，為中國企業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在張揚企業正確的價值觀方面，Google的“不作惡”原則和其創新的技術產品一樣，為用戶提供了同樣卓越的、不流于平庸的服務體驗。
　　
    經營哲學的“登山論”
　　
    企業需要什么樣的經營哲學？這如同千人千面、但具有同樣“同理心”一樣，成功的企業往往也有非常相似的經營哲學。這樣一系列被普遍使用的企業信條，或像著名的“惠普之道”，影響了一大批創業企業，或像更具中國特色的“華為基本法”，為更多的成長型企業所借鑒學習。
　　
    值得警醒的是，由于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許多次歷史斷裂，迄今為止，當代商業界并沒有建立起穩固、堅實和一致的經營哲學來。表現在許多企業經營者身上，社會急劇轉型的失范帶來了商業價值觀中更多的混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萬科創始人王石關于“不行賄”的企業經營哲學，卻意外引發了普通民眾的種種猜疑和不信任。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在一些最基本價值觀上缺乏共識，不僅僅反映出不同階層之間的巨大裂痕，也揭示了一種社會危機：當人群被簡單地分裂成窮人和富人，當一些企業可以不擇手段地獲得公共資源、追逐利潤，當企業高管的作假行為被視為“見多不怪”時，商業界就已經患上了一種病癥：短視、瘋狂、且不被信任，最后演化成為像三鹿集團和黃光裕這樣的巨大企業丑聞，如果這樣的商業丑聞一而再、再而三地爆發，將演變為危害社會正常發展的隱患所在。
　　
    另一方面，不同的企業經營哲學背后，往往有著從目標到路徑的巨大差異。稻盛和夫把企業經營哲學差異性地比喻為登山對象的不同。企業的目標大小遠近不同，從價值觀到方法工具自然有很大的差距，反之亦然。這就像一位遠足愛好者郊游去爬一座小山與一位專業登山家去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差別，前者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無需什么準備，只要怡情盡興就好，后者則在到達目的地之前進行大量細致而周到的準備，從體能訓練到裝備武裝到牙齒，以及需要一個不可或缺的團隊支持等等。由此可見，一位企業經營者的想象力、遠見和堅韌性是何等重要，它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企業的不同結果。即便是同樣爬一座喜馬拉雅山，業界也有所謂“聯想爬南坡、華為爬北坡”的說法，聯想的“貿工技”模式相對穩妥安全，而華為的技術創新模式更容易被視為畏途，“登山”的結果和高度自然也大相徑庭。
　　
    萬科作為國內房地產行業的佼佼者，除了王石的“不行賄”哲學備受爭議外，其“超過25%的超額利潤就不做”的信條在業界也是別樹一幟的做法。這樣的經營哲學體現了萬科追求保守的財務原則和穩健的公司成長模式，這在暴利成風的房地產行業并不多見，而近年來萬科對于綠色建筑的努力也讓人們看到了企業經營者的遠見和膽識，這樣的一種對企業經營普遍價值的確認，我們在招商銀行、華為等國內一些相當優秀的企業公民身上都能發現其“共通性”。
　　
    “問君欲識前程事
　　
    開門即是閉門人”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觀，商業界亦然。在英國，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1850年到1880年的“黃金30年”中，卡耐基、吉百利、利華等一批有信仰的資本家的出現，奠定了近現代開明企業家追求商業成功和社會責任雙重使命的精神內核；在日本，20世紀該國被稱為四大“經營之圣”的企業家——松下的松下幸之助、索尼的盛田昭夫、本田的本田宗一郎和京瓷的稻盛和夫，以其“致良知”和不斷“精進”的東亞管理思想開啟了日本企業的世界化征程；在中國，20世紀初以張謇、榮氏兄弟和范旭東為代表的中國近現代工商業先驅，把自己的成功視為拯救國家命運的希望之舉，蓽路藍縷，開創了中國近現代工商業的先河，其功績卓著，都與一個時代獨特的經營哲學密不可分。
　　
    對于大歷史進程而言，自有其發展的內在邏輯；對于每一個個體而言，日本企業家矢崎勝彥也發現，許多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在其人格形成過程都表現出“38歲現象”。人到中年，對于生命最本真意義的尋找，常常會使得這一年齡段的人在危機中實現“意義轉向”，進而成為個體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甘地的不合作運動，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福澤諭吉推動日本近代化的《勸學篇》，“心學”創始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等等，幾乎都是集中在這一年齡階段完成的。
　　
    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的市場化進程比喻成一個個體的成長歷程的話，那么，中國企業在經歷了30年的跌宕起伏之后，也將迎來其步入中年后的思想成熟期。對于他們的成長而言，如果不能形成一套完整、堅實、穩固和充滿一致性的經營哲學，則會在更多的困頓起伏中延宕時機，進而無法作為一個最重要的社會群體壯大成熟。可以比照的一個例子是王陽明的“心學”對于日本商業文化的影響。王陽明思想在明末被傳播到日本后，陽明學直接成為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傳統思想抵制全盤西化的基礎，深刻影響了日本幾代政治家、軍事家和企業家。尤為卓著的是，王陽明在其思想體系中第一次把傳統農業社會中一直被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聲稱“古者四民(指士、農、工、商)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進而肯定了商人“雖經日作買賣，不害其為圣為賢”。在王陽明的心目中，商人也可以成為“滿街皆圣賢”的重要一分子，這樣的哲學雖然不為當時的統治者喜歡，在日本卻連同他的禪宗思想影響深遠。
　　
    傳說王陽明晚年在福建南安坐禪悟道時，曾受到幾句偈語的啟發，其中有一句稱：“問君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王聞之頓如醍醐灌頂，幡然醒悟。唐駿“學歷門”被披露后，一網友責問“好事者”如方舟子：“為何如此殘酷無情地粉碎了千萬打工者的偶像？”其實，這樣的偶像被打碎無關緊要，最緊要的是這一偶像為何如此輕易就綁架了大眾、媒體和輿論，完成了新一輪造神運動。看來，這一句偈語當是及時棒喝，無論是對當事人唐駿這一創富神話的自我塑造者，還是對那些參與造神者、追星者和圍觀者來說，現在最好的做法是趕緊關掉這一扇歪門，重啟誠信、務實、求是的智慧之門，就像百歲老人周有光所勸誡的那樣，只有深信這個世界上“沒有奇跡，只有常規”，只有回歸本原和常識，只有以“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商業哲學來身體力行，我們才能發現中國企業的遠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