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不端”行為屢見不鮮。大到科研項目,小到一篇論文,剽竊和打假之類的詞一時間飛滿了網絡。
早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的各科研領域就在為學術不端行為的政策定義而爭論的不可開交。1988年,美國政府在《聯邦登記手冊》(Federal Register)中把學術不端行為正式定義為:“偽造、篡改、剽竊或其它在申請課題、實施研究、報告結果中違背了科學共同體慣例的行為。”1989年,公共衛生署(PHS)給出的定義:“計劃、完成或報告科研項目時偽造、篡改、剽竊或其他嚴重背離科學及常規的做法。它不包括誠實的錯誤或者在資料解釋或判斷上的誠實的分歧。”1993年,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將其定義為:“偽造、篡改、剽竊和其他嚴重背離公認準則的行為。”復雜紛亂的定義和引發的多方爭議也表明了,學術不端的話題盡管已經被關注,但卻很難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去制止。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學術不端行為是反學術規范、學術道德的行為,包括捏造數據、竄改數據、剽竊、一稿多投、侵占學術成果和偽造學術履歷等行為。學術不端在世界各國、各個歷史時期都曾經發生過,以至于不少社會學家認為,學術不端行為是人類社會本身所固有的意識形態,并不可能將其根本消除或抑制其發展。
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學術不端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問題,但我國所存在類似這樣的行為不在少數,甚至有泛濫的趨勢。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術造假逐漸在我國引起重視。1999年,方舟子設立新語絲網站,通過發表自己的文章以及刊登網友文章,揭發中國科學界和教育界的學術腐敗現象,批判新聞界的不真實報道,批判基督教、偽科學、偽氣功、偽環保,批評中醫等。方舟子“十年如一日”的批判精神也獲得了不小的成效,許多擁有巨大光環,甚至眾人景仰的科研人員也拜他所賜而名譽掃地。
中國學術界的不正之風為何愈演愈烈?筆者則認為歸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中國人口眾多,出類拔萃太難。人口多競爭壓力大是我們一直在擔心并在不斷解決的問題,但很多年過去了,解決未果卻又衍生出更多更惡劣的新問題。學術上的造假就是其中之一。出人頭地的方法有很多,為了走所謂的捷徑就不擇手段達到目的,這就是現代中國人的想法。其二,沒有專門的部門去嚴格執法。不被揭發也就相安無事了,多少人抱著這樣的心態依然在“造學術”。單靠像方舟子一樣的人去打假必然是不夠的。2008年12月9日,教育部透露其學風建設委員會已經完成《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不端行為處理的意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手冊》和《學術博客自律倡議書(征求意見稿)》等文件和規范的制定工作,并將隨后下發。兩年多的時間過去了,這幾項規范的實施情況我們卻不得而知。其三,管理層對其并不重視。中國學術界的抄襲與剽竊似乎是習以為常的事了,造假行為的批判之后,無非是免職,獎項作廢等,其他人的僥幸心理并沒有改變。原因在于管理層并不會在事情發展到不可挽回之前就采取行動,多以放任自流的態度變相鼓勵著學術界不正之風的橫行。
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在中國人的心中生根發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孩子們從小就在學習的道理。如今的我們仿佛是站在時間軸上,當我們一步步邁向“平天下”時,我們也隨之離“修身”越來越遠。應對學術不端,就更應該從自身做起,學會“修身”。在新中國成立不久時,內憂外患的夾擊使人們對務虛一詞產生了抵觸,真才實干才是那時候所需要的。隨著時代的變遷,更多的人選擇了務實,金錢的誘惑遠遠高于了各種榮譽和自身的能力。世界觀的改變也使社會上對個人價值的評定標準起了很大的變化。面對學術造假后的升官加獎,我們也需要放棄一些務實的念頭,端正自己的各種行為,在學術領域體現自己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