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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來源： 中國科技網 作者： 張晶
■ 核心觀點
●我國的“開發”是在技術研發到市場化鏈條的末端，“開發多”并不意味著完成了知識的轉換。
●目前，我國的市場環境并不完善。絕大部分企業并沒有把投入研發、提升創新能力當作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
●中國已經到了市場環境、制度框架要有一個整體提升的關鍵時刻。如果現在不做改變，未來中國創新能力要想獲得整體提升就會面臨嚴峻挑戰。
●我國目前的高校體系就像一臺抽水機，把全國優秀的學生抽到中心城市。導致很多大城市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中小城市的人才需求又得不到滿足。
●很多跨國企業技術領先，競爭力強，往往濫用其技術優勢阻礙該行業的創新進程，形成行業壟斷。對這種行為就應該進行制裁。
最新發布的《OECD中國創新政策研究報告》指出，雖然中國在過去十年中以巨額的資源投入促進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在創新績效上并未獲得相應比例的增長。作為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各類科技創新主體緊密聯系和有效互動的社會系統，效率無疑是國家創新體系追求的目標。我們該如何看待現階段我國創新績效問題，有哪些因素造成我國創新體系失效，又該從哪里入手提升我國創新體系的效率？日前，記者就上述問題采訪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薛瀾指出，提升我國創新體系效率關鍵在于完善制度框架條件，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
創新績效不是“一對一”的關系
科技日報：日前發布的《OECD中國創新政策研究報告》顯示，無論在研發的資金支持還是人力資源上，中國都已成為一個科技“大國”。然而，中國科技研發的產出卻仍低于同水平投入的OECD國家。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國創新績效沒有伴隨創新投入獲得相應增長？
薛瀾：首先必須明確一點，要想理清創新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系，并據此評價創新績效，是非常復雜的。
從投入來說，在中國的國家創新系統中，投入主體和執行主體并不完全保持一致，換句話說，企業對研發的投入不一定完全是由企業來執行的。在我國，政府研發投入主要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但也有投向企業的。對高校而言，研發資金既有來自于政府的，也有來自于企業的。
另一方面，客觀衡量研發活動產出本身也是一個難題。目前，評價體系多數采用科學論文和專利來衡量研發活動的產出。在評價中，論文數據往往只包含被SCI收錄的文章，很多以中文發表的高水平論文并不包含其中，因此難以反映出中國論文產出的全貌。我國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國外專利并不包括后兩種。因此，要把我國和同水平研發國家在論文和專利產出方面進行比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實上，這兩項指標遠不能反映研發活動產出的真實狀況。投入研發活動，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這些創新能力不見得是以專利的形式體現，它能夠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同時它又能很快地反映在產品設計上，這些都很難度量。
科技日報：也就是說，對于創新績效的深層次問題，目前還找不到一個方法來刻畫？
薛瀾：應當說，就績效而言，很難找到一個“一對一”的關系。單就目前大家關注的一些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近些年來我國發表論文數量有大幅攀升，但高水平論文的數量及論文引證率的指標相應來比還比較低；中國大部分企業發明專利數量與國外同行相比也較少。這使得在這些指標方面，我國總體呈現出科技研發產出仍低于同水平投入的OECD國家的狀況。
科技日報：近些年來，社會公眾對創新效率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到底是多少，應該怎樣理解？對于這些問題的爭論事實上反映出公眾心中的一種困惑：我國巨額研發投入值不值？對此，您怎么看？
薛瀾：中國研發投入逐年增加，去年已達到七千多億元。老百姓自然會問：這些投入有什么產出？這樣做值不值？
我國約有3/4的研發投入來自于企業。假設企業都是理性的，那么他們會在投入之初評估研發投入可能帶來的效益及風險。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企業的研發產出無論是專利還是創新能力的提高，它都是合理的，是值得的。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大中型企業約占到我國企業總數的3/4，其中國企占了相當大比例。受到公司治理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國企研發投入并不完全都是從效率出發。
國家的研發投入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基礎研究（我國研發投入不到5%）、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的戰略性研究。由于這兩方面屬于市場失靈，需要政府投入。社會關注可能也更加集中在如何提高這部分投入的創新效率。
完善市場環境須堵死市場漏洞
科技日報：《OECD中國創新政策研究報告》中提出，我國研發投入“開發多、研究少”。“開發多”是不是意味著我國加強了從研究到商業化的中轉環節，促進了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
薛瀾：事實上，我國抓的恰恰不是中轉環節。
在一些產業發展過程中，會面臨前沿技術問題。領先企業在前沿問題獲得突破后需要將這些成果轉化為行業技術和產品。目前，我國企業能真正站在行業前沿進行研發的還很少，更多的是適應客戶需要而對產品進行的調整。這也需要系列的研發和技術改進，但其中的知識含量很有限。我國的“開發”實際上是在技術研發到市場化鏈條的末端，“開發多”并不意味著完成了知識的轉換。
科技日報：納米領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國納米領域雖然表現出較優的創新績效，但它集中于研究環節，并沒有完成成果轉化及商業化。
薛瀾：對。近些年，對于納米這一新興領域，國家給予了重點支持。納米領域的科技論文產出居世界前列。相比較而言，美國和日本雖然論文產出沒有我國多，但他們在納米領域所申請的專利卻遠多于我國。問題在哪里？
國外大型企業研發能力很強，會緊密跟蹤同基礎研究的最新成果。相關領域基礎研究獲得的突破能夠很大地促進企業的研發活動。我國企業研發能力較弱，則無法對納米的最新成果進行后續的開發。因此，我們的原創性研究、成果轉化、商業化，嚴重脫節。
科技日報：哪些外部因素能夠促進我國從原創性研究—成果轉化—商業化整個鏈條更加流暢？
薛瀾：說到底，就是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企業要在市場上盈利，就要在市場競爭中創造自己的獨特競爭優勢。目前，我國的市場環境并不完善。絕大部分企業并沒有把投入研發、提升創新能力當作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因為，他們可以通過模仿、山寨，減少前期研發投入，降低成本；可以借地方保護主義的傘，在當地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可以通過壟斷，將其他有競爭力的企業排除在行業之外……
前些年，華為投入巨資進行研發。現在，長期的知識資本的積累讓華為發展后勁十足。但是，并不是所有企業能夠如華為一般先知先覺，也不是所有企業能夠自覺地把創新作為增強競爭力的動力所在。所以，在引導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場環境，堵死市場漏洞。只有這樣，企業就只能下大力氣用創新來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科技日報：這個市場漏洞該怎么堵？
薛瀾：我常說，要讓企業回到競爭力的源泉—創新之路，就要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堵市場漏洞需要用嚴格監管這根“大棒”。
這么多年，我國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扶持、推動企業創新。這些政策都是給企業“胡蘿卜”，但是這些“胡蘿卜”的吸引力無法抵擋市場漏洞帶給企業的更大收益。現在，“大棒”就要跟上。要改善創新的制度框架，包括知識產權保護、金融創新、專業人力資源的供給和公司管理結構完善等，并通過嚴格規范的監管體現對所有違反公平競爭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大棒”政策能驅使企業從創新的正道來提升市場競爭力，關注于怎樣做好研發，怎樣開拓市場，怎樣提升營銷能力等。
創新體系存在“孤島”效應
科技日報：《OECD中國創新政策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參與者與子體系之間是一個擁有眾多“創新島嶼”的群島，但其內部的協調與整合并不完善，由此限制了“島嶼”之間的溢出。事實上，子系統之間、區域之間、知識創造者和使用者之間都表現出一種“分割”的特點。這種“分割”是怎樣形成的？
薛瀾：我國創新系統建立之初，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前蘇聯的，功能分得很清楚。科學院是做基礎研究的，高校是培養人才的，企業是生產產品的。久而久之，形成了我國獨特的文化體制。與我國不同，法國有很多國家實驗室是融在大學里的。美國有些研究機構是獨立的，但還有很多研究機構就“托管”在大學里。如美國的推進器實驗室就在加州理工學院，勞倫斯實驗室就在加州伯克利大學。他們有比較靈活的體系使得研究機構和高校比較好的結合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現在我國很多科研院所和高校都需要通過競爭性項目來獲得國家經費的支持。科研院所之間以及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間從功能到經費都存在競爭，怎樣把他們很好的融合起來就成為一個很大的難題。
科技日報：對于企業而言，他們的“分割”又體現在什么地方？
薛瀾：總體來看，我國企業的問題在于自己的研發能力和高校對接不起來。如果能夠對接起來，企業把基礎性研究或應用基礎性研究委托給高校，甚至可以同高校合作。一旦有了成果，企業馬上跟進，就能形成很好的互補協作關系。
現在的校企合作中，企業希望能夠從學校馬上拿到直接可用的技術。事實上，高校往往是從科學技術問題出發的，而不是從市場出發的，其研發成果與市場肯定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企業從高校拿到的成果不一定直接能用；即使看起來能用，用這個技術直接開發出的產品也未必就能成功。
科技日報：企業之間是否也存在競爭？我們可以看到，為了促進產業的穩定發展，國外通常會建立一些研發平臺進行共性技術研究，在此基礎上，企業再做個性化的研發。我國在企業合作方面又存在哪些問題？
薛瀾：共性技術研發可以有多種形式。一種是企業戰略聯盟。例如：多年前，西門子、東芝和IBM合作開發動態芯片存儲技術，這樣對每個企業都可以節約成本。但這種合作需要企業重誠信，守規矩。但我國市場環境中不守誠信的成本太低了，所以同一行業競爭對手之間合作很罕見。還有一種就有點像產學研合作。如臺灣的工研院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出一部分資金，資助工研院研究一些重要的產業共性技術，甚至產品開發。到了接近市場化的階段，就可以從研究院跳出，成立公司“下海”，也可以把技術轉讓給企業。這個方面我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學習借鑒的。
科技日報：也就是說，一些軟環境的制約使得我國部分創新系統失效，如誠信問題、市場競爭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政策環境問題、融資問題等等。
薛瀾：對。困難的是，這些東西都是軟的，無形的，要改善其中任何一個條件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中國已經到了市場環境、制度框架要有一個整體提升的關鍵時刻。如果現在不做這些改變，未來中國創新能力要想獲得整體提升就會面臨嚴峻挑戰。需要指出的是，改善中國創新的框架條件不是科技部一家就能解決的。比如，融資問題涉及財政、銀行等部門；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涉及知識產權局，而且還關系到地方法院能否公平審理相關案件。
科技日報：當年小崗村包產到戶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讓我國農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創新政策的試驗田，高新區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高地。他們的模式和制度環境為什么沒能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薛瀾：要推廣，首先要做深入分析。現在的高新區中，哪些良好的績效是良好的政策環境所產生的，哪些則是由獨特的區位條件所決定的，哪些是優惠政策所帶來的。如果一個地方有長期、持續的發展，其中必定有制度的因素。關鍵是我們要能夠區分出來。
我國高校分布過度集中在大城市
科技日報：《OECD科學技術產業記分牌2011》中提到，在中國教育體系中，博士生所占比例低于OECD發達國家水平，但是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的博士生占博士生總數的比例卻超過55%，接近OECD國家的最高水平。OECD科技產業司司長Andrew WYCKOFF認為，中國未來經濟要實現持續增長，需要軟科學，需要軟創新。
《OECD中國創新政策研究報告》中卻提出，我國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理工科學生的比例從2000年開始下降，這種人才匱乏的情況很令人擔憂。
推動中國創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
薛瀾：我認為，我國理工科學生比例有所下降不是壞事。2000年前后，我國理科加工科的學生約占我國高校本科招生或畢業生中的50%。近些年，這一比例約為42%。從這點上看，我國理科加工科學生比例確實有所下降。但在全世界主要國家中，中國理科加工科學生所占比例是最高的，美國不到20%，當時比例較高的臺灣和新加坡也只有30%多。
事實上，我國很多理科和工科的學生畢業后并不從事所學技術領域的工作。我們社會上有一種錯覺：認為學了理工科，干什么都行，其實并不是這樣。一些人文社會領域的工作素養需要系統的訓練和熏陶，理工科學生在短期內很難轉得過去。另外，理工科領域的人才培養需要做實驗等，成本更高。花費高成本培養的科技人才卻不從事科技工作，這是一種浪費。
科技日報：您認為我國創新人才培養中的最大問題又是什么？
薛瀾：很多問題大家都談到了，如我們的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方法內容等等。但是有一個問題大家談的還不多，就是中國高校資源的地理分布問題。
科技日報：也就是說，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存在問題？
薛瀾：是的。2001年前后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社會上一種看法就是說要對西部的高等教育進行投入，解決東西部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我們對此研究后發現：如果把人口作為權重的話，中國的人口重心和高校的資源重心位置非常接近，不存在東西部的不平衡。西部的高校比較少，但人口也比較稀少。所以平均起來，沒有什么差別。
科技日報：這說明，我國不同區域間的人均大學生數量是差不多的。
薛瀾：對。但是，高等教育資源分布的問題在哪里呢？實際上在各省自治區的行政區內，高校分布極不均勻。按照經濟地理的一個概念首位比（該行政區內首位城市占全部教育資源的比例）來分析，有很多行政區的首位比在0.6以上，有兩個甚至達到1。首位度越高，意味著高校分布越集中。首位度為1，也就表明在這個行政區高校全部都集中在一個城市。
科技日報：從歷史上看，我國經濟發展采用的是點軸模式。在經濟發展初期，受生產力水平、資源條件所限，因此將資源集中配置于區位最優的地方，追求效率。到了現階段，要確保創新體系的發展后勁，就要甩開這種集約模式，達到資源的區域優化配置。
薛瀾：是的。現在，重點院校、綜合性大學高度集中于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弊病越來越突出。我國目前的高校體系就相當于一臺抽水機，把全國優秀的學生都從農村，從中小城市抽到中心城市里來。在本科階段，學生不僅接受到了普適性的知識，而且形成了與老師和同學的社會網絡，積累了相應的社會資本，所以他們很多人畢業后不愿意離開上學所在的省會和中心城市。形成了我國很多大城市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中小城市的人才需求又得不到滿足。
對于我國廣大的中小城市而言，師范、醫科、農科類院校相對分布還比較合理。但城市發展創新產業所需要的真正的技術人才，當地院校無法提供，綜合性大學、重點院校的學生又不愿去，從而使得我們的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
相對而言，美國高校分布比較均勻。很多著名大學就在中小城市中。此外，州立大學或州立大學的分校等也分布在很多中小城市。這些學校設置的專業、開設的課程，很多都和當地社會經濟結合比較好，使得學生畢業后能很快地在當地就業。這些地方的高校已經嵌入到當地的社會經濟體系當中。例如，美國俄亥俄州有一個阿克倫大學，這所大學并不是特別有名，但它的高分子專業非常棒，其原因就在于著名輪胎公司Goodyear在當地。企業與高校的合作交流推動了雙方的發展。
創新政策要有針對性
科技日報：《OECD中國創新政策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研發投資中，獲取人力資源成為促進研發的重要動力。中國最早的創新型企業也通過并購及在國外設立研發中心的方法來接近國外的知識資源。國內外研發資源相互滲透，這給我國創新活動將帶來怎樣的影響？
薛瀾：根據我們的研究，1999年世界跨國公司1000強在中國設立獨立研發機構的不到40家。現在，大量的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到中國來。有資料顯示，上海企業研發投入中外資超過70%。2006年，我們調研時問他們為什么到中國來。他們說，中國有優質低價的人才；中國研發投入巨大，是一個知識高地；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且不說給中國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他們本身也帶來了很大的技術溢出效應，當然這一點很難衡量。比如，我國企業能從中學習到他們的研發管理的理念和想法。這些跨國公司往往是行業的領導者，他們關注行業的前沿問題。高校在與他們交流時能夠從他們的研究動向中獲得啟示。這些正向的溢出對于中國的創新體系建設非常重要。
科技日報：跨國公司是有技術溢出效應，還是擠出效應，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爭論的焦點。
薛瀾：的確，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體，跨國公司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它到中國來一定要追求利潤。所以，既不要把跨國公司天使化，也不要把它妖魔化。
科技日報：如果在沒有跨國公司時，我國企業按照原來的節奏從事研發活動。一旦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企業便會傾向于拿來直接用國外成熟的技術，原來研發活動的節奏會被打亂。如果說跨國公司具有擠出效應，那么我國是否應該關注創新體系的適應能力建設？
薛瀾：創新政策，我國要有針對性，關鍵是要保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同時要有針對性地解決市場失靈，促進競爭。所以，一方面，要鼓勵跨國公司和中國本地企業形成戰略聯盟，使得中國企業在學習中提升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針對某些跨國公司的壟斷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很多跨國企業技術領先，有很強的競爭力，往往濫用其技術優勢阻礙該行業的創新進程，形成行業壟斷。對這樣的行為，就應該進行相應的制裁。我們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也要加強反壟斷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其根本在于創造一個公平的政策環境。（記者 張晶）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