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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仍將在未來的醫療行業中發揮調節作用，但是政府的介入將保證這一特殊行業的公益性，“群眾對過去醫療改革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太商品化了”
在外界長久的猜測和揣摩之中，新醫改方案終于迎來了第一批“普通讀者”。4月中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工作座談會。分別由醫藥行業人士、其他群眾代表參加的兩場座談會，主要討論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中南海再次敞開大門，聽取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聲音。
據本刊記者了解，這一征求意見稿在宏觀層面對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提出了指導意見。根據目前確定的方針，今后醫療行業將以政府主導與發揮市場機制相結合。
在座談會上，多位代表提出，應盡快出臺配套措施，加速推進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征求意見稿講到新醫改的緊迫性時，說它關系民生和社會和諧。我覺得不僅如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院長曾益新在座談會上提出，老百姓都在拼命存錢害怕生病無錢可治，如果新的醫藥衛生體制能夠解決這種擔憂，顯然可以大大刺激消費，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
2008年1月，曾益新牽頭的中科院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課題組，向國務院提交了名為《我國現行醫療體制改革的建議》的中科院學部咨詢評議項目報告書。這也是我國最高科研機構中科院提出的唯一一份醫改方案。
上海市建平中學校長程紅兵來北京前，特意請學校工會搞了一項調查。調查的結果令人欣慰：由于近年國家大幅改善提高了教師待遇，加之上海完善的醫保體系，建平中學的教師們對看病并沒有太大“怨言”。
但他在座談會上還是提出，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應堅持平等原則，使全體國民享受同樣的醫療待遇。會后，幾名農民代表拉住他的手，一再感謝“程老師”也為他們說了話。
包括曾益新、程紅兵在內，22位代表對新醫改方案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議。
溫總理說，這樣的座談會還要繼續開，邊座談邊研究。經過這一輪的征求意見之后，進一步修改完善《意見》稿，適當時候公開征求全國人民的意見。
推進醫保體系建設被視作根本
啟動已有22個月、先后有10家單位公布其方案的醫改，在方向和措施上始終爭議不息。但無論如何，新醫改應集中針砭“看病貴”、“看病難”已成共識。
對于曾益新來講，解決“看病貴”的核心是建立完善的醫保體系。“如果說出來，可能又要挨罵。”兩個月前，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提出，“中國看病最不貴”，結果招至輿論炮轟。
曾益新向本刊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從絕對價值來看，我國的醫療收費標準是比較低的，大約是美國的1/10至1/20。”但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病人就醫時個人支付比例畸高，其中相當一部分病人完全由自己支付，疾病的風險主要由個人承擔。
經常有人賣掉房子到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看病，最后仍付不起治療費用，只好找曾益新請求減免。為此，醫院設立了救助基金，每年幾十個名額仍不敷需求。
政府投入是推進醫保體系建設的根本因素，這是這兩次座談會的關鍵點之一。近年來，中央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一直徘徊在GDP的4.7%至4.8%之間，遠低于美國的16%；2006年醫療衛生支出占政府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僅為3.27%。
程紅兵告訴記者，中央高層領導也在座談會上提出，將進一步增加新農合等項目的投入，一些項目的政府出資比例可能翻番。
本刊記者了解到的情況是，無論征求意見稿本身還是代表的發言，都將完善醫保體系作為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
從2007年起，以覆蓋全社會為目標的醫保體系建設開始逐次推進。獲批躋身全國首批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城市后，成都2008年3月各類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近1100萬，覆蓋了戶籍人數的98%。
同樣參加了座談會的成都市醫保局副局長徐洪高告訴記者，2008年，成都將出臺新的醫保辦法，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所有人群。但從成都的實踐來看，醫療服務機構和醫療保險機構相互監督制約的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曾益新說，目前保險機構對醫院單據的檢查還很籠統，而在國外，這些工作都是保險機構聘請專業人士對所有單據逐一核查的。
基層醫療機構或成重點
根據曾益新團隊的調查，“看病難”具體表現在各大城市的三甲醫院，有些病人因此視看病為畏途，干脆選擇放棄治療。另一方面，二級醫院病床使用率僅三四成，設備匱乏，基本上不能吸引正規醫科畢業生去工作，醫療水平江河日下。
征求意見稿中以相當大的篇幅闡述了對建設基層醫療機構的設想。但曾益新覺得，其中一些內容還需斟酌。
“比如說要培養大量專科生到基層醫療機構，但現在問題不是醫療人才不足，而是下不去。”曾益新說，現在每年都有二三十萬醫科本科畢業生，其中有40%的人轉行，在這種情況下，再培養大量專科生并不理智。
曾益新在座談會上提出，是否可以參照免費師范生的模式，培養一批畢業后到基層服務的醫務人員，并逐漸使他們的收入接近或超過供職于大醫院的同行。
“十一五”期間，廣東省政府每年安排1億元用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鄉鎮衛生院業務用房的建設和設備購買，并規定由省財政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按每萬名戶籍人口配置10名醫務人員，每人每年1.2萬元標準給予補助，對這些地區的村醫每人每年補貼1萬元。
26年終將建立國家基本藥品制度
對于社會關注已久的醫藥分開問題，可能將依靠“折中”的國家基本藥品制度解決。
曾益新認為，藥品問題并不是導致看病貴的主要原因，在政府投資不足的情況下，藥品是醫院解決運行、發展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目前的問題是，藥品流通環節太多，“有回扣這些情況，幾元錢的藥很容易就賣到七八十元。”
國家基本藥品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國家基本藥品目錄》，目錄內的藥物由政府組織招標，定點生產、集中采購和統一配送。在必需、適宜、安全、廉價的原則下，政府確定基本藥物的品種和價格，各類醫療機構使用這些基本藥物的比重也將通過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
記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就開始起草基本藥品目錄，從1982年到2004年已頒布了四版，但相應制度并未建立，很難指導實際工作。
比如現行的基本藥品目錄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制定，而在患者用藥報銷中，一般根據勞動保障部門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和工傷保險藥品目錄》。兩者的性質和作用雖然基本一致，但內容差異較大，如果不能一致，就無法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報銷制度。
此外，《國家基本藥品目錄》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藥物目錄》、《鄉村醫生用藥目錄》、《社區醫療機構用藥目錄》等，也都需要統一。
另一方面，《國家基本藥品目錄》本身也存在很大問題。如一直倡導基本藥物概念的WHO建立的基本藥物目錄有312種，世界上多數國家是二三百種，一般不超過400種。而目前我國列出2000多種，其中化學藥773種，另有中成藥1200多種。
對于國家基本藥品制度，程紅兵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我國地區差異很大，東部沿海地區的居民購買20元一盒的藥品可能并不嫌貴，但在西部地區就很難讓人接受。如果不能達到平衡，就可能讓群眾對新醫改產生疑問。
公益公平眾望所歸
公益性、以人為本成為征求意見稿貫穿始終的基本原則。而此前外界關于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補供方還是補需方、保大還是保小、醫療機構性質等問題的爭論，都隨著這份方案的亮相而初見分曉。據本刊記者了解，力爭實現兩者兼顧，以其中一方為主導，成為基本解決思路。
“政府主導并不是重計劃體制。”曾益新說，市場仍將在未來的醫療行業中發揮調節作用，但是政府的介入將保證這一特殊行業的公益性，“群眾對過去醫療改革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太商品化了。”
在這種原則指導下，民營醫院可能將承擔高端醫療服務，政府將保證大多數公立醫院的公共性質。
溫家寶總理說，通過這兩次座談，“覺得心里有點兒數，就是大家都贊同、或者原則贊同這個改革方案。”而第二點就是認識到醫藥衛生改革所面臨的問題的復雜和艱巨。(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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