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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此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目標。這一重大命題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發展理念的升華，對發展與環境關系認識的飛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人類社會正在跨入嶄新的生態文明時代

　　什么是生態文明?人類發展史的實踐表明，生態文明是有別于任何一種文明的嶄新文明形態，其產生和發展具有必然的歷史演進軌跡，即人類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人們熟知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是伴隨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產生，惟有生態文明是現代工業高度發展階段的產物。眾所周知，工業革命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解放和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同時導致了嚴重的環境危機和生態惡化，使發展變為不可持續。生態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工業化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人們認識和探索到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理論、路徑及其實踐成果。可以說，生態文明是對農耕文明、工業文明的深刻變革，是人類文明質的提升和飛躍，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新的里程碑。生態文明不只是生態、環境領域一項重大研究課題，而是人與自然、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協調、發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環的理論與實踐，是人類社會跨入一個新的時代的標志。

　　回眸歷史，人類文明進化的輪廓清晰可辨。首先是原始文明，至少經歷了170~200萬年。考古資料佐證，中國的原始文明，始于距今約170多萬年前的元謀人。那個時期，極少的人口以狩獵采集為生，主要以石器為生產工具，對地球數千億噸計的凈植物生產力來說，人類的“消費”量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后來緣于原始農業的出現，雖已產生了生態問題，但地球生物圈一直保持著巨大的自我恢復生態平衡的能力。這種人類與生物、環境之間自然有序的協同進化關系，堪稱原始“綠色文明”。到了農耕文明時期，隨著生產工具和技術的進步，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大，相應的生態問題日漸顯現、突出。由于農業過度開發林地、草地、丘陵崗地與河湖灘地，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致使文明衰落的變故屢見不鮮。但總的看，這個時期人類的發展對自然生態的負面作用是漸進的，有一定的限度。進入工業文明時期，人類對大自然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征服運動，以掠奪的方式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據有關統計資料，整個20世紀，人類消耗了約1420億噸石油、2650億噸煤、380億噸鐵、7.6億噸鋁、4.8億噸銅。占世界人口15%的工業發達國家，消費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氣、50%以上的重要礦產資源，從而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其余的85%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口，面對剩下的不到50%的地球一次性資源，要實現工業化，如果沿襲傳統工業化的發展方式，還有多少余地和空間?!這讓人們看到了，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社會，第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與發展危機。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開始了生存與發展的深刻反思和艱難探索，生態文明順勢而生。1972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喚起了各國政府對環境問題的關注。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使可持續發展思想得到了最高級別的政治承諾，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保障。20世紀后半葉以來，加強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逐漸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從對大自然的掠奪型、征服型和污染型的工業文明走向環境友好型、協調型、恢復型的生態文明，是革命性的變化和進步。這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被迫之舉，也是由“自在”走向“自為”的明智之舉。

　　實踐一再告誡人們，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不可超越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閾值，超過了這個閾值就要遭受大自然的無情報復。在上下約萬年的人類文明長河中，一些古老文明國家和地區，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瑪雅文明等，之所以消亡、衰落，其共同的根源，就是過伐森林、過度放牧、過度墾荒和盲目灌溉等，使廣袤的森林、草原植被遭到毀壞，河道淤塞，水土流失加劇，土地沙化、鹽堿化，肥沃的表土遭到侵蝕、剝離，失去了作物生長所需的大量礦物質營養，于是隨著土地生產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就必然日漸衰落、消亡。我國黃河文明的興盛與衰落，根本原因亦在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繁茂與破壞。“順自然生態規律者興，逆自然生態規律者亡”。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條鐵的定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西方發達國家既是工業文明的先行者，又是最大的環境破壞者。工業革命對于人類財富的積累是一次巨大的進步，但對于人類的生存環境卻是一次災難。英國于19世紀60年代，美國、法國于20世紀初期，德國于20世紀30年代，前蘇聯和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先后完成了傳統工業化，又都經歷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過程。自上個世紀初期開始，工業化國家環境重污染的“公害事件”層出不窮。特別是轟動一時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時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國多諾拉污染事件、英國倫敦的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日本的水俁病事件以及富山、四日米糠油等有害氣體與毒物公害事件)，向全球敲響了危害千百萬公眾生命與健康的生存危機警鐘。

　　最早享受工業文明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嘗到了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惡化苦果之后，率先反思過去、轉換發展方式，步入生態文明時代。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多數發達國家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治理生存環境，建設生態文明，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經濟結構的主體已由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業，轉變為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為主要特征的三產、現代服務業。據《國際統計年鑒》資料，以英、美、法、德、日為例，2004年其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26%、73%;1%、22%、77%;2.5%、21.7%、75.8%;1%、26%、73%;1.4%;27.9%、70.7%。其結果，不但經濟增長質量高，效益高，就業率高，民生狀況改善，而且生態、環境也大為改觀。盡管這些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成效，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其經濟技術乃至政治、軍事優勢，攫取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轉嫁“污染公害”完成的，但是它說明了一條真理：由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建設生態文明，其所獲得的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民生效益，是傳統工業化所根本無法比擬、企及的。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革命遲了一大步，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初期或中期，亦面臨嚴重的生態、環境挑戰。當務之急是如何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跳出“怪圈”，加緊由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深刻認識、準確把握生態文明的本質及其特征

　　認識和把握生態文明的本質及其特征，對于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與環境雙贏，至關重要。為什么生態文明能夠破解人類社會發展不可持續的困局，產生良好的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效益?這是由生態文明的本質及其特征決定的。

　　就本質與含義而論，生態文明是當代知識經濟、生態經濟和人力資本經濟相互融通構成的整體性文明。生態文明不僅是遵循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行事的文明，還是一種遵循特殊規律的文明，即遵循科學技術由“單一到整合、一維到多維”綜合應用的文明。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生態文明正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文明，即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與環境雙贏、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人人共享、公眾幸福指數升高的文明。

　　就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認識與實踐而論，生態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審視的整體性、調控的綜合性、物質的循環性和發展的知識性。

　　審視的整體性。傳統的工業文明所關注的重點，是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從創造物質財富的角度審視，這無疑是正確的、必要的，但其致命的弱點是，不顧地球生態圈大循環的整體、全局，忽視了環境容量和自然生態的承載力，以致帶來了環境惡化和發展不可持續的困境。而現代生態文明，則既保持了工業文明的優點、長處，又克服了它的弱點、短處。生態文明理念所強調的是，堅持以大自然生態圈整體運行規律的宏觀視角，全面審視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放在自然界的大格局中考量，按自然生態規律行事。經濟社會發展，既要考慮人類生存與繁衍的需要，又必須顧及生態、資源、環境的承載力，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與環境同步、雙贏。生態文明理念的實質，就是認定生態、環境是人類發展的基礎，一切經濟社會發展都要依托這個基礎，從這個基礎承載力的實際出發，任何超出這個基礎承載力的發展，都將帶來不良以至得不償失的后果。強調發展必須堅持“自然生態優先原則”，即“量體裁衣”、“量入為出”、“索取適度、回報相當”，而不可“急功近利”、“竭澤而漁”，肆意妄行，與自然規律、生態法則撞車。這也正是為什么惟有生態文明能夠根治工業文明導致的環境惡化、發展不可持續的痼疾，使發展與環境變為良性循環、可持續的奧妙要訣所在。

　　調控的綜合性。傳統工業文明時代形成的經濟學、社會學、人文和自然科學，盡管都蓬勃發展，碩果累累，為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其最大的弱點在于，相互獨立分割，切斷了相互間固有的內在有機聯系，呈現了各展其長、各行其是的格局。其結果，一是導致整個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經濟運行的大循環，難以統籌謀劃、正常有序實現，帶來種種顧此失彼的失衡現象，造成資源巨大浪費和其潛在生產力發掘的束縛;二是孤立的不同學科研究的局限性，又很容易陷入某種片面性、表面性、盲目性、主觀性，導致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民生之間不協調、不平衡，甚至互相矛盾、抵消，形成惡性循環，不可持續。而現代生態文明科學的顯著特點，就是集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其它自然、人文學科之大成，成為一門多學科相互聯結的大跨度、復合型、融為一體的邊緣學科。這種聯結和組合，不是多個學科的簡單相加，而是追求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發展內在規律的有機統一，綜合研究、分析、解決傳統工業文明向現代生態文明轉變中的重大問題。這種立足于大自然與人類發展全局的綜合性研究，能夠準確觀察、判斷整個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民生等的總體結構及其運行狀況，找出諸多運行鏈條中究竟哪些是長的、強的，哪些是短的、弱的，從而提出恰當的調整優化對策，達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預想目標。

　　比如，長期以來，“先污染，后治理”似乎已經成為工業化不可逾越的定律。我國不少的公職人員也都這樣認為。那么，推進工業化是不是就一定跳不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實踐證明，既要工業化，又不陷入環境惡化困境，是可以做到的。芬蘭等北歐一些國家，愛爾蘭、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就走了一條以生態文明為主導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其經濟實現了高度現代化，生態、人居環境又一直良好。關鍵在于這些國家把優化生態、保護環境納入了治國方略，從發展規劃、政策設計到法律、法制，都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與環境同步的生態理念，從而避免了“先污染、后治理”。在我國，此等范例也是有的。威海、珠海、廈門、廊坊、三亞等一批城市，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發展速度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生態環境質量也一直良好。訣竅在于其發展理念、方針和政策，把保護和優化環境放到了應有的位置，做到了“生態立市、環境優先、發展與環境雙贏”。

　　物質的循環性。能量轉化、物質循環、信息傳遞，是全球所有生態系統最基本的功能和構成要素。實踐證明，發展循環型生態經濟和清潔生產，使經濟活動變成為“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無廢棄物”的反饋或循環過程，是生態文明理念的重要體現，也是有效消除傳統工業化“資源——產品——廢棄物”這種簡單直線生產方式弊病的有效舉措。實踐證明，循環型生態經濟既可以大幅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效益，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又能從根本上節能降耗減排，做到“資源消耗最小化、環境損害最低化、經濟效益最大化”。這種生產方式，工業可行，農業可行，環保、商貿、服務業等也都是可行的。近些年來，我國已經涌現出一批發展循環經濟的企業、行業、工業園區和城市，效果之顯著，令人矚目。

　　發展的知識性。傳統工業化的完成，主要靠高投入(資金、資源、環境、民生)，在創造巨額財富的同時，付出了過大的資源環境代價，難以為繼。而生態文明時代的經濟發展，則主要靠智力開發、科學知識和技術進步。人類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各種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模式雨后春筍般地迅猛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的突破，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學技術真正變為“第一生產力”，人才資源成為“第一資源”，并轉化為人力資本。這種大趨勢把智力開發、技術進步推上了主導發展的“帥位”。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人才、智力在生產力構成中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其重要性在不斷升級：在農業經濟時代是“加數效應”，在工業經濟時代是“倍數效應”，在生態與知識經濟時代是“指數效應”。科學研究表明：隨著科學技術向生產力的轉化，體能、技能、智能對社會財富的貢獻分別為1∶10∶100,即一個僅具有體能而無技能、智能者，與一個既有體能又有技能者對社會的貢獻率的差距為10倍;與一個體能、技能、智能兼備者相比，對社會的貢獻率則是100倍的差距。據世界銀行測算，投資于物質資本，其回報率為110%;投資于金融資本，其回報率為120%;投資于人才開發，其回報率為1500%。正因為如此，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搶占人才、科技與知識的制高點，大幅度增加人力資本、人才培育、高新技術研發和應用的投資。統計資料表明，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間，中國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由2.3%上升至3%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由5.2%上升至7%;發達國家則由5.5%上升至9%。世界發達國家的知識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50%。可見，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不僅是理念轉換和更新，更是經濟發展投入要素的轉型，即現代知識、技術和智力資本唱了主角，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生態文明與傳統工業文明的又一顯著區別。

　　上述四大特征說明，生態文明是源于工業文明又高于工業文明的文明，其優勢和優越性遠非工業文明所能比擬。走生態文明之路，已是當今世界的大勢所趨。

　　那么，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又是什么關系呢?這要作科學辨證分析。就其領域屬性而論，四大文明都有各自特定的含義、特征和功能，四者又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現代文明的總體。就時代而論，生態文明既是建立在物質、政治、精神文明的基礎上，而又處于這一基礎的主導位置，即這個時代要求把生態文明理念與道德準則貫穿于經濟、社會、人文、民生和資源、環境等各個領域，發揮導向、驅動作用，使所有的發展都體現生態文明的要求——新的文明時代特點。如果不懂得這一點，思想、理念、道德、行為仍然停留在傳統工業文明階段，那么，這種人就是時代的落伍者。可惜，目前我國這種人還占了一個相當的數量。這是需要著力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在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建設生態文明是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共同的事業。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則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和深遠戰略意義。

　　中國是人口、幅員大國，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既能造福于13億人口，又將對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做出重大貢獻。人所共知，西方發達國家經過了百年的工業革命，借助其經濟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研究與實踐先走了一步，生態文明已具雛形，其成果惠及約10億人口。但全球尚有50多億人口處在工業文明初期或中期，生態文明剛剛萌芽。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我國率先跨入生態文明社會，不但會使全國的經濟、社會、生態、環境、人文、民生面貌為之一新，而且必將大大加快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進程。屆時，全球“綠色版圖”將明顯擴大，有1/3以上的人口走上生態文明之路。同時，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工業化進程中轉化為生態文明社會，中國能夠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對破解我國前進中的種種難題有決定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舉世罕見的奇跡，成就輝煌。但發展中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突出;城鄉差別、地區差別、收益分配差別擴大;生態退化、環境污染加重;民生問題凸顯以及道德文化領域里的消極現象等，嚴重制約了現代化宏偉目標的順利實現。如何破解難題，走出困境，實現良性循環，事關改革、發展大局。須知，這些矛盾和問題都是傳統工業化帶來的，若靠工業文明理念和思路應對，不但于事無補，還會使困境日益深化。惟有以生態文明超越傳統工業文明，堅持生態文明的理念和思路，對發展中的矛盾、問題，作統籌評估，理性調控，綜合治理，化逆為順，方能舉一反三，突破瓶頸制約，在新的起點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可持續發展。

　　以能源、效益、效率為例。我國的資源產出效率極低，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只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國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16、德國的1/12和韓國的1/7。差距就是潛力，后進蘊藏著發展機遇。如若以生態文明理念和思路引領發展，不要說能耗、效益、效率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就是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國面臨的種種難題都可以大為緩解，并獲得非常可觀的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效益。以產出單位GDP所耗能源相比，若以日本為1個單位，那么，德國為1.5個，美國為2.67,而我國為11.5。這意味著1單位(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在我國僅能創造不到0.7美元的GDP，而世界平均為3.2美元，日本則達到10.5美元，德國達到7美元，美國約為5美元。這也就是說，若以1美元比7.4867元人民幣的匯率計算，我國單位能耗創造GDP若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僅以目前的能耗總量，就可產出超過14.35萬億美元的GDP，人均GDP將超過1.1萬美元!同樣的能耗水平，2007年我國GDP僅為3.14萬億美元。二者差距之大，可謂天上地下!我國能耗如此之高，恰好說明了按照生態文明理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技術進步，有效降低能耗，推進經濟集約化、生態化、知識化，是多么迫切、緊要!其潛力又是多么巨大!如果各級政府各行各業在行動上切切實實這么做了，那么，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生態優化、環境保護，豈不可以創造出新的人間奇跡!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需要。黨的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從五個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建設生態文明”既是目標任務之一，也是實現“更高要求”的保障。總的看，我國物質文明建設成就卓著，城鄉人民對經濟發展、生活改善是滿意的，給予好評，但對環境惡化，則反映相當強烈。國家環境保護部有關資料顯示，“十五”期間，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8%。淮河、海河、遼河、太湖、巢湖、滇池(三河三湖)等重點流域和區域治理污染任務只完成計劃目標的6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遠遠超過環境容量，環境污染嚴重。全國26%的地表水國家重點監控斷面劣于水環境V類標準，62%的斷面達不到III類標準;流經城市9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75%的湖泊出現富營養化;30%的重點城市飲用水源地水質達不到III類標準;近岸海域環境質量不容樂觀;46%的設區城市空氣質量達不到二級標準，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數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沒有減輕。在一些地方，人們呼吸新鮮空氣、飲潔凈的水、食無公害食品，成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以致影響了身體健康，甚至致病早亡。有人說，30年前，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天的生活會這樣富足;同樣，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天的環境會如此惡化。環境問題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公害。生態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與其他目標任務同步。然而，同物質文明相比，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明顯滯后，是薄弱環節，亟需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否則，勢必會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后腿。這是應當防止和避免的。

　　生態文明建設必將促進全民族生態道德文化素質的提高。我國環境惡化遲遲不能根本好轉，這與人們的生態道德文化缺失有直接的關系。近些年來，我國城鄉人民的生態意識、環保觀念日益增強，參與生態治理、環境保護的積極性明顯提高。但是，生態道德文化尚未普遍植根于人民大眾。相當多的人生態道德文化水平低下，處于“文盲、半文盲”狀態。有些公務人員的生態道德、環境意識差得驚人。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11月13日)報道：某省環保局日前公布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眾認為，環境保護應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然而卻有高達91.95%的市長(廳局長)認為加大環保力度會影響經濟增長。生態道德文化缺失還表現在消費領域追求奢華、過度消費、甚至揮霍浪費等方面。事實說明，在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在公職人員中間，強化生態道德文化教育，“補生態道德文化課”，亟為迫切、重要。

　　我國是具有悠久生態道德文化與倫理的國家，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而樸素的生態道德文化，其中“天人合一”理念就代表了中華民族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精神境界。“導之以德，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建設生態文明，不僅需要法律的約束，更需要道德的感悟。應當通過生態道德文明建設，提高全社會的生態道德文化水準。為此，必須在廣大城鄉居民中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生態道德文化宣傳教育，普及生態道德文化知識;特別要重視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生態道德文化水準;大力推進生態文明企業建設;加強生態道德立法，規范人們的生態道德行為;轉變消費觀念，倡導適合國情的合理適度消費;還要實行村居民生態自治，充分發揮民間環保組織的作用，并把生態道德文化教育與生態文明建設密切結合起來，以收相互促進、事半功倍之效。

　　建設生態文明需要注重解決好的幾個關鍵性問題

　　思想觀念問題。思想是行動先導，“觀念決定成敗”。盡管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有了可喜的進展，但是相當多的人，包括某些領導者和公職人員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傳統工業文明時代。“重經濟輕環境、重速度輕效益、重局部輕整體、重當前輕長遠、重利益輕民生”等非理性的發展觀、政績觀、價值觀，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仍然占主導地位，還在不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追求GDP的高速增長。顯然，若不破除種種陳舊的傳統思想觀念，代之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思路，并見諸于行動，那么，生態文明建設就很難邁出大的步伐。看來有必要在各級干部和人民群眾中，結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聯系實際，就如何轉變思想觀念的問題進行一次解放思想大討論。是繼續因循傳統工業文明的舊觀念、老路子，還是堅持科學發展觀，以生態文明理念和思路指導發展?這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破解了，認識飛躍了，生態文明建設才能真正變成各級各行各業和全民族的自覺行動，大步跨入生態文明新時代。

　　經濟發展方式問題。黨的十七大強調指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當說，我國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沿用了傳統工業文明的方式，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二十幾年間，西方工業化初期出現的環境污染、生態退化，以及種種社會、民生問題便集中顯現出來。實踐證明，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關鍵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我國現實情況出發，當前最緊要的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做到強化第一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適當調控第二產業(重化工)，改變“二產比重高、三產比例低、一產發展滯后”的不協調現狀;實現由主要靠物質(資金、資源、環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識、智力開發和技術進步加快發展的轉變;調整優化經濟區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態功能區確立發展方向、重點;堅持經濟、社會、環境、資源、民生統籌兼顧，全面協調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建設生態文明，兩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應當作為重中之重，下大力氣抓好。

　　償還生態欠債問題。長期以來，環境保護投入不足，欠債過多，留下了巨額生態赤字。中國生態赤字知多少?據世界自然基金會《2006年地球生態報告》稱：2006年中國人均生態足跡量(自然資源消耗量)為1.6地球公頃，生態赤字為0.8地球公頃，比世界平均指數高近一倍。專家測算顯示：僅“十五”期間我國生態赤字就達到5萬億元之多。生態赤字帶來的后果，就是環境惡化、災害加重、發展不可持續。要根本扭轉環境惡化趨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建設生態文明，就必須償還生態欠債，做到“多還舊債，不欠新債”。嚴峻的環境情勢、巨額生態赤字，對國人而言既是嚴肅的警示，發聵的震撼，又是無情的挑戰。償還生態欠債，是全國上下、社會各界和全體公民共同的責任。雖然政府、企業、社會、個人所承擔的責任、義務大小各有不同，但是為償還生態欠債做出貢獻，則責無旁貸。

　　改革、完善政績考評標準。實行以GDP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考核標準和辦法，對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種不顧及資源、環境成本的政績考評標準和制度，也助長了種種非理性的發展理念和行為。如“以GDP論英雄”，盲目追求、互相攀比經濟增長速度，“拼資源、拼環境，追求高速發展”。這同科學發展觀和生態文明的要求是相悖的。解決發展理念和指導思想問題，關鍵在于改革、完善經濟核算和政績評價制度體系。近些年來，國家有關部門設計、試行的“綠色GDP”為主要內容的新的核算評價體系，把資源、環境、民生等納入了核算考核內容，有效彌補了原有單純以GDP作為考評主要標準的缺陷。目前全國已有若干省(區、市)試行，效果非常好，使各級干部由原來主要關心經濟增長速度變為全面關心經濟、資源、環境、社會、民生的協調持續發展。若將這項改革在全國推開，普遍實行，那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生態文明，破解改革與發展中的難題，就有了強有力的保障。

　　加強領導問題。建設生態文明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也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牽動改革、發展全局。要把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開，卓見成效，必須加強黨和政府的領導。應當作為一項戰略性任務，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由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抓，定期檢查，總結經驗，具體指導。這是有決定意義的環節，也是有待突破的環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不少人中間有認識誤區，認為生態文明只是一項具體任務，還沒有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到時代的高度，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次偉大的革命性轉折來看待。這說明，很有必要加強對生態文明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應當站在時代的高度，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一步搞清楚生態文明的內涵、本質、特征及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現實和深遠意義，并結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失時機地推行、實施好生態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