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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一個勞動力大國，在別國的艷羨中，低勞動力成本的“中國制造”走向全球，成為一張世界級的中國名片。然而，近來的一些數據和事實卻表明，我們的人力資源優勢開始出現隱憂。

　　亞洲開發銀行日前發布了一份《2008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警示，中國在勞動力方面面臨三大挑戰：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紅利”消失，熟練和半熟練工人短缺制約了企業制造水平，以及結構調整等問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早在去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就指出，近年來，青壯年勞動力短缺現象正由沿海向內地蔓延，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正逐步向供不應求轉變。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到59歲)供給增長率在2004年首次出現下降，預測到2011年左右，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不再上升，2021年開始絕對減少。該課題負責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窻呼吁決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可能轉變成“人口負債”。

　　這些說法是否危言聳聽?

　　珠江三角洲是我國制造業密集地區，被視為反映中國農民工總體供需狀況的風向標。作為每年節后的必需課題，廣東省勞動保障部門對廣州、深圳、惠州等地人力資源市場供求狀況進行了專題調研，并于今年3月公布最新調查數據。調查結果顯示，廣東在崗員工總數39.62萬人，其中普工、技工、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目前的缺口數分別是1.64萬、0.17萬和0.08萬人。根據抽樣調查數據顯示，缺工

　　企業的普工、技工、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的年度離職人數與在職人數的比值，依次是32.68%、18.52%和17.20%，普工的流失率達到了技工的兩倍。而一般企業年度流失率通常都在10%以內。此外，監測顯示，2007年第四季度，珠三角地區的用人需求同比增長71%，而求職人數增速是32%。

　　珠三角地區在2004年初現“民工荒”時，更多人相信，這僅僅是局部和暫時的結構性勞動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長三角地區也出現了“民工荒”。

　　據浙江省就業管理服務局的數據顯示，2005年第三季度，全省52個市、縣(區)勞動力缺口為29萬多人。到了2007年，浙江省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分析顯示，第二季度全省勞動力缺口約86萬人，勞動力資源仍供不應求，尤其缺乏技能人才，出現了有崗位而無合適人選的尷尬。

　　實際上，“用工荒”已經從沿海波及到了內地，呈加速蔓延趨勢。隨著我國經濟戰略調整，中西部地區開始迎頭趕上，隨著企業紛紛向中部地區搬遷，原來作為輸出地的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的“民工荒”現象也陸續出現。據湖北省勞動保障廳調查測算，全省企業常年缺工約40萬人，全省經濟開發區缺工率約為38%。

　　中國社科院2007年的《企業春季用工需求調查表》顯示，2007年我國能夠全部招滿工的企業只有不足32%，至少有1/3的企業缺工在25%以上。

　　與此同時，作為“民工源頭”的中西部地區，也開始通過提高工資、完善社會保障等多種方式，與東部爭奪勞動力資源。勞動力的供給不足已經演變為普通勞動力的短缺，勞動力供求逆轉苗頭已經出現。

　　這讓人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盡管從2004年開始“民工荒”問題日益突出，但是每年1200萬至1500萬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向城鎮轉移，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帶來的就業壓力依然嚴峻。一直“人滿為患”的中國真的在走向人力短缺?

　　樂觀者認為這是杞人憂天，畢竟我們還有農村數億閑散勞動力這個“蓄水池”。“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勞動力還是供大于求。”勞動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游鈞這樣認為。

　　雖說是供過于求，但供求對比已不那么懸殊，特定勞動力價格水平下，更不再是供過于求。事實上，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多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國2749個行政村完成的一項調查顯示，74.3%的村莊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只有1/4的村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這個比例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71.6%、76%和76.4%。此外，在城里打工的年輕民工也呈現越來越少的趨勢。

　　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抽樣調查，2004年26歲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453萬，比2003年381萬的增加量還要高出72萬。而25歲以下民工比上年減少20萬，與2003年530萬的增長量相比，相差550萬。2004年,25歲以下民工數量出現首次下跌。

　　據人口學家統計，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當前和未來2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維持在65%以上的較高水平。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享受了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前10年內人口大幅增長帶來的“紅利”。從1978年到1998年，在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資本的貢獻率為28%，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貢獻率為3%，其余全部是勞動力的貢獻。

　　而這樣的“紅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個10年乃至20年繼續出現。1990年至2002年，鄉村人口減少了2658萬人，并且這一數字還在持續擴大之中，這意味著農民工的來源已經出現了萎縮。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的勞動力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中國的勞動力供求形勢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面對這一轉折，靠廉價勞動力構成經濟起飛的“世界工廠”，需要轉換思維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終結，意味著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已走到盡頭，發掘一條持續發展的替代途徑至關重要，而這需要社會增長方式從生產要素投入推動型過渡到生產率推動型。

　　長期以來，受勞動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響，許多在出口加工業工作的工人，特別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農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資和非常差的工作條件。眼下，善待勞動者成為應有之義，不僅要加強各種勞動保障和杜絕拖欠農民工工資，各級政府還需在戶籍制度、公平就業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減緩日益逼近的勞動力短缺。

　　也許有人會說，勞動力成本上升會減弱國際競爭力。然而據一項測算顯示，在制造業，我國大陸的勞動力成本約為香港的1/10、美國的1/20，因此即使我國大陸將農民工工資再漲一倍，也遠遠不及這些發達地區或國家的投入。這也正給我們大幅度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提供了可能。

　　人口紅利

　　什么是人口紅利?按照人口經濟學家的解釋，“人口紅利”期是指隨著一國生育率的下降和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的上升，會在一個特定時段內形成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比較低，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中間大，兩頭小”，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換句話說，人口紅利就是將人口轉變過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變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并由此獲得超出穩態經濟增長之外的額外經濟成果的過程。

　　“人口紅利”說是西方近年來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時提出的新學說。1997年以后，西方學者在陸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紅利期可能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勞動力供給充分，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比較年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能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夠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加速經濟增長步伐;三是由于人口

　　老齡化高峰沒有到來，所以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較輕，財富積累速度快。

　　按照人口學家的劃分，小于15歲和大于64歲的人口被視為需要撫養的“依賴人口”，而15歲和64歲之間的人口則被視為勞動力人口。依賴人口和勞動人口之比如果小于50%，意味著社會進入人口紅利期，而如果這一比率超過60%，則意味著社會步入人口負債期。人口紅利對于漫長的人口轉變歷程而言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在人口再生產持續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轉變的過程中，當前的人口紅利會逐漸轉變為未來的人口負債。

　　縱觀各國工業化歷程，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世界各國的工業革命都是倚賴人口資源、倚賴年輕的人口結構起家的。

　　國際經驗表明，1970年~1995年期間，在東亞超出常規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這一有利因素的貢獻比率高達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人口紅利學說從人口結構的角度為二戰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的經濟崛起提供了解釋。而西方經濟史也表明，新大陸的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

　　的部分，大約90%~100%可以歸結為新大陸在人口結構方面的優勢。

　　而我們的鄰國日本，也正是由于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利用人口負擔系數比較低的機會不斷加速經濟發展，才最終躋身世界經濟強國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