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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轉型階段，產業轉移則成為現階段的必由之路。”區域經濟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魏后凱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這樣表示。
產業轉移并非新鮮名詞，但在今年世界經濟減速、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其重要性愈發凸顯。
從企業自發到政府行為
外商投資和東部沿海企業的“北上西移”多年前就已經出現。“北上的路徑是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再到環渤海地區，西進在2004年之前并不十分明顯，2005年起步伐開始加快。”魏后凱說，遷移起初只是企業行為，2006年開始成為政府引導行為。“國家發改委等6部門制定了一個加強東西互動合作的文件，商務部對鼓勵外商和沿海企業西進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這一切使得現在“西進的勢頭很好”。
談及近年來沿海地區企業西進規模不斷加大的原因，他分析說，“沿海企業過去大多檔次不高，珠三角的企業原來很多都是三來一補，加工貿易占廣東省的60%，尤其是不少港澳企業資本量小、科技含量少，這些企業比較看重勞動力、土地成本優勢以及地方的優惠政策。然而，隨著產業集聚帶來各種生產要素成本增大，比如勞動力、土地成本高漲以及能源缺乏，由此引發‘民工荒’、‘地荒’、‘電荒’等一系列問題。再加上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加快導致產業進入的門檻不斷提高，而有些企業在環保等方面難以達標，于是只能選擇遷移。”
而今年以來國內外多種因素的作用令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中小企業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目前珠三角一些企業面臨的困境可能比長三角更嚴重。”他認為，珠三角外資企業以港澳資本為主，檔次偏低，而且加工貿易比重大，所面臨的遷移壓力更大。“珠三角企業還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科技創新能力不如長三角，并且工人的勞動技能因流動性大而缺乏積累難以提高。”
但大規模的整體遷移顯然并不現實，因為其潛藏著產業空心化的危機，魏后凱認為應該將“就地升級和產業轉移相結合”。“企業遷移分為絕對遷移和相對遷移，前者是指整個企業全部遷走了，這樣的企業很少，后者包括的范圍很廣，主要指新增的投資投到別的地方去了，或者像浙江很多民營企業那樣把總部搬到上海去了。”他說，“遷移一直存在，與企業發展階段相關，是企業的進入和退出的問題。”
相對而言，中西部地區不僅有土地、勞動力等要素資源方面的優勢，其廣闊的市場也是吸引企業遷移的一大原因。不過，阻礙西進的制約因素也存在，最大的兩個問題存在于產業配套能力和軟環境上。“比如東莞臺式電腦的組裝在當地95%都能配套，蘇州的筆記本電腦也一樣，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的配套能力還存在較大差距，不少地方還不能完全適應大規模制造業發展的需要，而這種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整個當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得到提升。”在軟環境方面，他認為中西部地區跟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在辦事效率和觀念上還有一定差異。此外，西部工業企業稅費負擔很重，遠高于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
他特別指出，承接產業轉移的地區應該吸取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經驗和教訓。“上個世紀80年代蘇南地區提倡‘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后來發現這個模式有問題，就把原來的就地建廠改變為建園造城。所以工業化要走集中化、園區化、城市化的道路，依托工業園區集中布局，不能遍地開花。”他還表示，“要變招商引資為招商選資，不能饑不擇食來者不拒，不能讓沿海的那些污染環境技術落后的東西轉移到中西部。”
從雙極拉動到多頭并進
據魏后凱和王業強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制造業的地理集中度并沒有明顯的變化，但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加快，資金和人才的流動性大大提高，加劇了中國制造業的地理集中趨勢，導致目前中國大約3/4的制造業集中在東部少數地區。
“從一些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看，如果各種要素和產業高度集中在少數發達地區，將容易產生經濟‘過密’和‘過疏’的問題。”魏后凱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快速推進所帶來的好處將被少數處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地區所占有，而一些落后地區則有可能出現“邊緣化”的危險。
不過，“隨著沿海企業和外商投資的北上西進，以及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內在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將進入‘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區域競爭時代。”魏后凱說，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少數地區支撐的，這些地區繼上海、遼寧等老工業基地之后成為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二代主導地區。從未來的發展格局看，京津冀都市圈、山東半島城市群、東北哈大產業帶、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長株潭城市群、成渝都市圈、關中城市群等，都有可能成為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的主導地區和增長極。
“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現在可能進入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由過去的往沿海地區集中轉向中西部地區擴散。假如這個趨勢能夠很好地保持的話，中西部地區至少能夠在今后15到20年內支撐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魏后凱說。
從“就資本轉移勞動力”到“就勞動力轉移資本”
在魏后凱的區域經濟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發現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和制造業活動在不斷向東部地區集中，而人口分布幾乎沒有出現大的變化。“這種人口與經濟活動分布的高度不協調，是造成加工能力與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產地嚴重脫節、全國范圍資源大調動(包括北煤南運、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和勞動力大流動以及地區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別是，作為中國重要的經濟核心區，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在大規模集聚產業的同時，并沒有同時大規模地集聚人口，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以‘流動人口’、‘農民工’的形式存在。這些外來務工人員雖然為沿海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卻不能在當地安家落戶，融入當地社會，成為當地居民，不能充分享受自己親手創造的工業化成果。”魏后凱說，“今年春節期間因南方連續大雪引起交通中斷，導致大量旅客滯留在廣州等地火車站，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如何改變這一現狀，他的一個建議是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使外來務工人員盡可能地在當地安家落戶，另一個則是變“就資本轉移勞動力”為“就勞動力轉移資本”，即就勞動力的分布來吸引資本創造就業崗位。魏后凱說，“目前，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勞動力供應緊張甚至短缺，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就業崗位十分缺乏，所以我們要鼓勵沿海企業西進，鼓勵承接產業轉移的地區以重點開發區為載體大規模集聚產業和人口，從而促進河南、湖南、四川這樣的勞務輸出大省實現大范圍的本地就業，推動人口分布與就業協調。”
他指出，對中央政府而言，引導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產業轉移擴散，應采取“胡蘿卜+大棒”的辦法。所謂“大棒”，就是要設置更高的市場準入標準，包括技術含量、自主創新能力、單位產出能耗和“三廢”排放量、單位土地產出率等指標，鼓勵沿海經濟核心區加快產業升級;所謂“胡蘿卜”，就是要對到中西部和東北投資的外資和沿海企業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如土地、財政貼息和稅收刺激等。
值得期待的是資本隨勞動力轉移可能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多年來的民工潮和近年出現的民工荒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都有可能就此得以緩解。更重要的是，讓所有勞動者平等分享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應該是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追求。
本文編輯： 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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