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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2008年中國有什么“中心工作”的話，那就是汶川大地震和奧運會這兩件事。這里所說的中心工作，不僅僅是指中央政府在一段時間內所從事的主要工作，而且是指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和資源(包括人、財、物)共同來完成的工作，在這段時間，其他工作都必須以此作為中心，凡是與之沖突的就必須停止或暫緩。

　　新的“中心工作”

　　奧運會自申辦成功之后，就逐漸成為中央政府的一項工作，對于廣大民眾來說，仍然停留在舉國歡騰的一剎那，奧運會之后的準備工作就淡出公眾視野了，只是間或舉行的“奧運倒計時××日”紀念活動讓社會知道有這么個活動。直到今年，奧運才逐漸成為舉世矚目的大事，全民參與的盛事，同時各種干擾事件也“你方唱罷我登場”，真正成為了全社會的中心工作。而汶川大地震一突發，就迅速成為全國的中心工作，不僅中央政府全力以赴開展救災工作，整個社會也迅速動員，共同參與。

　　以上兩件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整個事件都是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從兩組數據就可以看出來。據財政部報告，截至7月21日12時，各級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災資金615.07億元。中央財政投入550.74億元，其中：應急搶險救災資金250.74億元，災后恢復重建資金300億元，地方財政投入64.33億元。同時，據民政部報告，截至21日12時，全國共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582.11億元，實際到賬款物579.19億元，已向災區撥付捐贈款物合計221.66億元，可見，民間的捐助與政府的撥款已經相差無幾。

　　另一組數據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志愿者的人數，據北京奧組委志愿者部統計，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共有10萬賽會志愿者大軍，報名人數超過了112萬，創歷屆奧運會之最。他們當中年齡最大的為87歲。除了10萬賽會志愿者外，從7月1日到10月8日，40萬城市志愿者和100萬社會志愿者也同時服務于北京奧運會。而18年前，在北京舉行的第11屆亞運會上，“志愿者”這個最早起源于19世紀西方國家宗教性慈善服務的概念，對國人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字眼。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一支新崛起的民間力量，今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志愿者集體登上歷史舞臺，在抗震救災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中有農民、學生、經理、律師、醫生、教師、自由職業者等等，他們在余震不斷的災區參與物資運送、衛生防疫、心理治療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成為官方救災工作的有力補充。據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初步統計，迄今已有至少491萬名志愿者參與了四川的抗震救災，這一數字幾乎是北京奧運會志愿者總數的5倍。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正為北京奧運會提供志愿服務。

　　路徑依賴與制度創新之間的賽跑

　　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政府掌握了社會的主要資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長期以來習慣于也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并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一項優越性。此時的“中心工作”模式就是由政府包攬了中心工作的一切內容，社會的一切成員都在政府的統一調配下開展工作。

　　然而，中國目前正處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也正在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但由于傳統的慣性作用，政府的這種轉變往往是一步三回頭，要告別過去，總是有些依依不舍，而一些重要事件，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事件，例如舉辦奧運會，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政府本應弱化的職能。因為我們長期所習慣的一些做法，例如通過“舉國體制”保證奧運會的成功，但這樣做的結果可能使政府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速度大為減緩，最終不利于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成熟。因為政府職能轉變是否徹底，是評價市場經濟體制是否成熟的重要內容。因此，處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同樣是“中心工作”模式，卻要有不同的內涵。也就是說，新“中心工作”模式其實是路徑依賴與制度創新之間的賽跑，既照顧到傳統的“舉國體制”和動員機制，又要適應新形勢下的社會資源的分化與重新整合。

　　所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中心工作”模式，就是指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政府作為有限的政府，在處理事關全社會的中心工作時，并非包攬一切，而是有選擇地從事事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正的工作，對于可以由社會和第三部門以及公民個人從事的工作，則放手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有所為又有所不為，從而成為只承擔相應責任的政府，而不是如同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是全能政府，是統管一切的政府。

　　要想真正建立新“中心工作”模式，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加強信息公開。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媒體立刻跟進，全方位報道災區的各方面情況和救災的進展，各級政府也基本上在第一時間發布最新消息，甚至公布災區的最新需求，方便各界有針對性地捐款和捐物，網絡作為第四媒體，更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發布尋親啟事，極大地方便了災區內外的信息交流。

　　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在救災過程中，各種非政府組織像紅十字會、志愿者組織和國外的救援隊都起到了政府組織難以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構建新“中心工作”模式時，更要發揮他們的作用，以動員和組織廣大市民的參與和社會力量的介入。

　　政府作用的邊界

　　對于中國能否順利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國內外學者對此認識幾乎是一致的，即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政府一定能夠順利舉辦2008年奧運會。但在怎樣的前提下順利舉辦，對此認識卻有很大不同。像奧運會這樣的中心工作，當然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乃至主要作用。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較為成熟的國家，舉辦奧運會這類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參與和支持，也難以想象能夠順利舉辦。

　　對1984洛杉磯奧運會以來的六屆奧運會政府的作用做一個簡要回顧可以發現，1988年漢城奧運會、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2000年悉尼奧運會，政府在其中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包括在希臘召開的雅典奧運會更是如此。即使商業色彩較為深厚的1984洛杉磯奧運會、1996的亞特蘭大奧運會，政府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對中國這樣一個正處在轉型期的政府而言，由于大量的社會資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的甚至是主要角色是無可厚非的，通過“舉國體制”，舉全市甚至全國之力辦一屆奧運會，使17天的奧運會開得風光體面，可以說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問題是，如果政府動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沿用的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做法，即使風光體面地順利舉辦了2008年奧運會，但耗費的成本很高，效率較低，還能認為是一次成功的奧運會嗎?

　　2008年奧運會成功舉辦的一條重要標準，就是政府在發揮自身作用的條件下，盡可能運用市場經濟手段，推動市場化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要達到這一標準，必須厘清政府作用的邊界。

　　確保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公正，這兩項工作只能由政府來做，因為除政府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組織和個人能承擔起這些職責。社會公正包括司法公正和市場公正。維護社會公正，一項重要任務是維護市場公正。而要維護市場公正，政府除了制定相關法律外，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加強對市場的監管。計劃經濟時期不存在對市場的監管，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市場的監管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對于2008年奧運會，政府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加強對奧運建設的監管，對于地震救災與災后重建，則要把對于特別是救災款的發放和工程建設的預算資金的使用的監督列為政府監管的重中之重。

　　政府的作用既然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這就意味著，在市場難以發揮作用的地方才需要政府起作用，如果市場可以起作用的地方，政府就應盡可能淡出。即使在傳統領域政府發揮作用同樣有著自己的邊界。凡是市場機制能夠起作用的傳統領域，也需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例如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奧運場館建設、災后重建等等，在政府主導情況下，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競標等形式選擇企業，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推動中國市場化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

　　“中心工作”模式無論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在市場經濟時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新的“中心工作”模式中，社會力量對于政府工作的參與極大地提高了他們對政府行為的制約和監督，這在當下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十分有限、力度很小的情況下更有著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