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假設,全球性衰退正在不以美歐強權意志為轉移地到來。幾周來,無論是G7還是20國集團,乃至歐美操控下的IMF和世界銀行,開會也罷,協調也罷,如何遏制瘟疫般的次貸危機,各方依然沒有找到特效藥。也許,在西方看來,“金磚四國”和石油美元豐厚的中東是世界經濟的最后希望,但是,這些國家并非天外來客,無法游離于經濟全球化的框架之外,指望他們拯救搖搖欲墜的世界經濟,可能是奢望,更可能是陰謀。
倘若已經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實體經濟跟著跳水,全球經濟周期步入“失落十年”的可能性將會迅速增大。
不幸的是,次貸危機病毒正在侵入以制造業和礦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心臟。貨幣基金幾乎停止向企業放貸,礦業和能源公司股價跌幅甚至超過了基礎大宗商品價格。敏感的美國經濟學家已用實證方法證明,金融危機將對整體經濟帶來顯著的下行風險。他們警告說,金融危機不僅限制了企業的借貸活動,也會嚴重影響美國以及海外普通民眾的信心,美國的消費支出將進一步縮減,商業投資減弱,出口增速也將放緩。而統計數據表明,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實體經濟正在惡化。美國制造業活動指數9月只有43.5,創下2001年10月以來最低紀錄,汽車銷量也以兩位數的比例下滑。尤其令經濟界人士惶恐的是,一直被視為美國經濟晴雨表的通用電氣的股價今年以來竟也下挫了三分之一,第三財政季度凈利潤劇減22%。憂心忡忡的通用電氣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不得不向巴菲特求援。至于實體經濟一向穩健的歐洲,部分行業也開始備受煎熬。例如,占據全球汽車產量27%的歐洲汽車業,從雷諾、標致、雪鐵龍到戴姆勒、大眾乃至寶馬,無一例外都在減少輪班工作,閑置產能并開始裁員。無論是布朗還是薩科齊,抑或默克爾、貝盧斯科尼,都沒有辦法阻止歐洲經濟的衰退。救世主在哪里?藍籌股管理者把眼光投向巴菲特,但全世界只有一個巴菲特,他向高盛和通用電氣大容量輸血,除了通過給現有金融體系投下信任票以提振市場信心之外,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倘若這兩個極具指標意義的公司不幸陣亡,美國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都將迎來多米諾骨牌般的效應,屆時不僅巴菲特的巨額投資血本無歸,美元信心也將被徹底摧毀。美國對世界經濟的統治將成歷史記憶。
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在于美國無力也無意承擔世界經濟的維穩責任而導致世界經濟走向失控。如果因次貸危機的進一步惡化而致世界經濟失控,則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將遭受空前的洗劫,而美國也將為其自私買單。可以說,這是一場可能沒有贏家的全球浩劫。也因此呼吁:美國亟須拿出有效藥方,先把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瘟疫控制住,然后及早回收已被證明為損人并不長期利己的經濟政策,徹底整治已成為世界經濟動蕩推手的投資銀行,真正從世界經濟的長遠發展考慮,會同其他國家,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
從目前的情勢和世界經濟發展乃至全人類的福祉來看,世界經濟能否新生,并不取決于主要經濟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頭痛醫頭式的救市,而在于發達國家能否深刻檢討其短視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對自身和世界經濟造成的巨大破壞,在于這些國家在醫治“美國病”帶來的經濟創傷之后,能否重拾技術革命,在擴大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同時,向其免費或低成本轉移技術。
無論是當年不可一世的荷蘭,還是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英國,都因沉湎于金融業的表面繁榮忽視了實體經濟發展,最終從輝煌的終點又回到了并不顯赫的起點。盡管相對這兩國,美國更具競爭優勢,但在金融業締造的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繁殖速度面前,美國甚至全世界的主流經濟學家和主要政策制定者都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如何發展金融業而非實體經濟之上。格林斯潘拋棄了索洛的教誨,無限放大貨幣政策的效用。加上貪婪的華爾街對金融衍生工具的濫用,“美國病”終于不僅在美國發作,更在世界蔓延。這是全世界的不幸和悲哀。
解鈴還須系鈴人,拯救發達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的關鍵之舉在于,美、歐、日等國在借助世界力量穩住金融市場的同時,亟須通過刮骨療醫來建立確保經濟健康發展的金融體系。同時,加大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投入,強化科技研發,以科技革命引領世界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擁有大量先進技術的上述國家應該摒棄狹隘的自私心理,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對其進行免費或低成本的技術轉移,以此帶動占世界人口7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提升這些國家的消費水平。果真如此,困擾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難題不僅將迎刃而解,全球也將迎來新一輪的經濟長波上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