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科技工業實行“軍民結合、寓軍于民”是國防科技工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必然,也是國內外實踐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國防工業發展的內在要求
國防科技工業實行“軍民結合、寓軍于民”戰略,是為了適應國家安全環境面臨的新挑戰和新軍事革命的要求。
我國國防科技工業始建于上世紀50年代初期,是在面臨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抗美援朝戰爭急需武器裝備,但國家工業基礎無法滿足武器裝備研制的需要,只有依靠蘇聯援助來啟動現代化武器裝備制造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在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和全面照搬蘇聯經濟模式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制度特點是以提高大規模生產制造武器裝備的效率為出發點,按照武器裝備最終使用產品的技術構成來構造生產體系的。由此,在國家的工業宏觀管理體系中,逐步形成了國防科技工業與民用工業兩個互相分離的平行體系。民用工業雖然在我國武器研制生產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配套作用,但其管理體制與國防科技工業的管理體制是互相獨立的。
在很長的時期內,國防科技工業的生產模式是建立在一個工業部門盡可能生產本部門最終產品所需要的各種零部件的基礎上。因此,每個軍工企業盡可能進行從材料、毛坯開始的全過程生產,甚至包括自制生產所需的輔助材料、工裝、動力和制造設備。同時,國防科技工業各部門之間不是從專業化出發,而是從最終產品出發設立以服務自己產品的研究所和生產企業。
由于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這種制度安排,造成國防科技工業逐漸從整個國家的工業基礎中獨立出來。大量本來能由國家工業基礎承擔的工作內容都列入了軍事工業之中,使國防科技工業又大又雜,形成攤子大、力量散、結構布局不合理、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局面。國防科技工業這種全能、封閉的生產模式,雖然過去對迅速生產武器裝備曾起到過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其弊端日益明顯,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上述問題雖然進行了幾次調整,并取得很大成績,但上述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使國防科技工業不適應武器裝備發展的需要。
在新的歷史時期,國防科技工業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國防科研生產技術水平同現代戰爭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要求國防科技工業必須樹立科技強軍的觀念,盡可能加快研制現代化的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在高新技術武器裝備上實現大跨度發展,為軍隊提供先進頂用的克敵制勝武器。我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近年來雖然有很大提高,威懾能力和實戰能力大大增強,但在總體上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
國防科技工業要加快發展、縮小差距,必須增加投入,但在和平時期,采用長時期大幅度增加軍事科研經費的做法顯然已經過時。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我國都將面臨著維護國家主權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雙重戰略性任務,都將面臨著國防科技發展對經費的需求與可能的矛盾。在我國經濟尚不十分發達的情況下,不可能以犧牲經濟發展的辦法建設現代化的國防。因此,不斷改善軍用和民用兩種工業基礎間的融合度,從而擴大和增強國防科技工業基礎,使之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未來軍事需求,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它不僅關系到國防科技工業能否持續健康發展,關系到國防現代化建設能否早日實現,也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全局。
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必然趨勢
技術和產品本無所謂軍與民,用于軍事目的就是軍品,用于民用目的就是民品,因此軍品和民品在技術、產品和產業層面本身是相通的。為了戰爭的勝利和奪取軍事優勢,最先進的技術往往首先應用于軍事領域。這決定了國防科技工業對國民經濟部門有溢出效應,可以提升整個國家工業基礎。可以說,國防科技工業是先進生產力的重要源頭,將軍用技術轉為民用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如歷史上正是因為軍事需要研制出第一臺計算機,后來帶動了以信息技術為先導的人類歷史上又一次產業革命;美國出于軍事目的開發的全球定位系統和組織實施的國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設(NIT計劃),帶來了今天GPS在全世界的廣泛應用和互聯網業的飛速發展。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也必須看到一般民用科技工業技術創新與開發能力也越來越強,而且不少民用高科技也體現出軍民兩用的特征。許多技術突破本來由國防科技工業部門引發,但后續的改進與應用卻大都發生在民用部門,這種完善了的技術創新在軍事領域的潛在用途也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科技進步加快,各行各業都形成了新的生產和技術優勢。而由于各方面的主客觀原因,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技術開發與創新能力反而相對較為落后,民用工業的高科技能力和裝備在某些方面已強于傳統的軍工部門。
在這種形勢下,將民用工業的高技術能力與裝備應用于國防科技工業領域,完全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特別是一般制造能力完全可以利用,或者稍加補充即可承擔軍工任務。因為,這不僅可以減少投資,而且可以解決由于軍品訂貨的波動性造成的供求矛盾,平時生產民品,戰時可迅速擴大生產軍品,這是當今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我國的表現。
國內外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
從國外情況看,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軍民結合、寓軍于民”,充分利用全社會力量發展軍用裝備,比如日本的“以民掩軍”搞得十分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日本的戰敗國地位,日本國防工業的發展一直受到牽制。所以日本的科技、經濟在戰后便完全由軍事化經濟轉為以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為中心的軌道,強調和實行“以民掩軍”。它的國防開支占GDP的比重很低,主要依靠民間企業發展武器裝備。由于沒有設立專門的國有軍工企業,日本的許多民間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都從事軍工生產活動。日本三菱重工、東芝、日立、日產汽車、日本電氣、日立造船等十幾家大型企業承包了防衛廳大部分的裝備研制和生產任務。日本的武器裝備具有較高水平,而且有較大軍事潛力。如日本的航天技術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日本的核技術潛力也很大,他們揚言有能力在3~6個月內研制出原子彈。
相反,前蘇聯為了同美國爭霸,將國防放在了突出的優先地位,國防投入占GDP比例長期高達12%~15%,使前蘇聯在國民經濟總量不足美國一半的情況下,獲得了與美國抗衡的強大軍事實力,其軍工規模居世界之冠。但由于采取軍民分離的做法,國防工業完全由國家財政投入,龐大的國防投入拖累了國民經濟發展,民用產業發展滯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這是最終經濟被拖垮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國外軍工領域有實力的大公司,絕大多數都是軍民結合的。這反映出“寓軍于民”的國防科技工業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國防科技工業自身的運行和發展規律。
從國內情況看,長期以來由于國防科技工業與民用工業兩個體系相互分離、自成體系,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重復建設和浪費。目前,我國的國防預算難以達到占GDP比例為2.7%的世界平均水平。在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我國都將面臨著國防科技發展對經費的需求與可能的矛盾。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今天,不可能也不應該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實現國防現代化,更不可能單純依靠國防經費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國防科技工業要想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進一步轉型到以整個國民經濟基礎為依托上來,必須把國防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之中。這樣,可以排除國防建設與國民經濟相互隔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礙,使得國防建設能更好地發揮其在發展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同時,這也使得國民經濟能更好地為國防建設服務,使一項資源投入可能產生平時和戰時、軍用和民用兩種效益,一項產出也往往可能同時具有軍用和民用兩種功能。
現代高技術戰爭對資源需求呈現出數量大、技術含量高、結構復雜等特點,僅僅依靠國防工業部門已經難以適應其發展要求,必須依托整個國民經濟體系。黨中央正是把握住了國內外國防科技工業發展與改革的經驗與教訓,提出了我國國防科技工業要“建立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武器裝備研制生產創新體系”的要求。西方一些大公司,既生產民品也提供軍品的一些有益經驗,值得我國認真加以借鑒和運用。
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整個國家經濟運行的體制環境和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財稅、金融、價格、投資、外貿、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改革也都在全面配套推進。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各行各業都必須適應這一新的環境。國防科技工業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是整個國家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受制于國家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所以,國防科技工業體制,必須在反映出國防科技自身運行特點的同時,適應國家經濟體制。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運行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國防科技工業軍民分割的狀態也是這種經濟體制的產物。目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已步入市場經濟的新軌道,在市場已成為整個國家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時候,國防科技工業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也必須進行根本性調整,必須按經濟規律與科學規律辦事。如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發揮市場在國防科技工業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國防經濟資源及整個國家經濟資源產生出最大的效益。
江澤民同志指出,為建立和完善寓軍于民的國防科技工業新體制,國防科技工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必須相應地進行變革,以適應新體制的要求。因此,我國國防科技工業建立“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新體制就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